〈全文三萬多字，將分為八篇刊出；歡迎各方朋友指教。。。
1895~1897年，攘逐殺戮，陰謀大肆移民政策的實行，那所謂的「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使得我島上流離消失近百萬人；因該政策導致我島大動盪，對外貿易中斷，引起國際社會的干涉。
羽翼未豐的日本帝國，如何才能避免國際干涉，而讓武士道文化不要承受早年黑船行動那類因「有辱國體」而必須「切腹謝罪」的巨大打擊？
盼望「脫亞入歐」的天皇，乃下達「一視同仁」說來「止殺」；透過日本「天皇無謬」的體制，避開了本應該認錯的大問題，似乎乃可藉以從頭開始。
乃木總督接受聖旨，仍困擾於治理台灣的問題，因而曾想出售台灣；但是出售該領土等於是公開承認自身缺乏治理能力，那將是當時的陸軍當局無法接受的恥辱──在日本傳統文化中，武士對於自身所犯下的巨大錯誤，是必須切腹謝罪的，例如，幕府時代，薩摩藩奉令為幕府服役修建水利工程，雖動員其藩人力物力，屆時仍未能完成，全體負責工役的藩士由總提調至下屬49人，同日切腹以殉，即是。
1897年，後藤以總督府衛生顧問身分推出謀財害命的鴉片專賣與1898年由陸軍出任的兒玉總督稱徒為灌輸文明，將養成偏向主張權利與義務之風為弊端，而提倡可能矇混世人的「無方針政策」，實際所行是其留德期間學來，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物政治學，即將人不看為平等的人類，被統治者只被視為某種生物；從而取得可以對我島民接近為所欲為的地位。此事並不離奇，因為當年西方殖民帝國如英美在北美洲所做的，就是類似的惡行；只是我島民乃是明顯擁有中華文化底蘊的認知與實踐能力的族群。
其無方針，1898年，在我島公學校推出強調「國語至上主義」卻似乎尊重我島傳統的漢文與提倡反鴉片的法規、以新設三所師範學校，展開其金玉其外的矇混統治術。相對於北美的西方殖民帝國，在1807年已經在北美推出潔本〈支持奴隸制度〉的聖經，把原來近1200章節的原典縮編為232章節新版經文，來從事黑人的教育，日本殖民者沒有那樣的基本工具，應該如何進行其自行美稱「國語至上」的所謂「近代教育」？
起始時，它們遭遇到的就是1898~1901我島民間戒吸鴉片運動大興，依我島民俗傳來的方法，因其合乎至今仍然盛行於世的宗教輔導、社會輔導與心理輔導三大原則而戒毒大成功，無意中刺破而揭露了殖民者真實的統治惡意，受到官方強烈的打壓；自然，這是後藤與兒玉所不能接受的現實──就傳統日本的武士道文化言，如此「有辱國體」，大武士應該是要切腹的。
為此，1900年，後藤長官在揚文會上，演出了一場關於「一視同仁」的宣示──「今上天皇陛下一視同仁，視新附之民猶如赤子，與我等相同，夙夜軫念、於愛育本島居民之道，聖旨優渥，我輩常感泣不能自己。」
當時該偉大的社會運動的成果，根據當年的史料，可見其史實是──
那是對岸「扶鸞降筆會」所啟導的戒吸鴉片運動，就如此在1898年由對岸引進我們島嶼，迅速傳佈──那是一種暗合於前述之三戒毒原則而在我先民中發展開來的自救運動。其曾經達到如此的效果──
「在本島各地，……最近在基隆尚有一團似是而非的妄信者出現，其目的則為鴉片癮者戒煙，其方法雖非似降筆會有乩童，在沙盤上描出文字，只奉祀關聖帝君，供神水使癮者在神前祈禱，引毒苦至吐血才給神水服飲，說服飲後鴉片煙毒癮能消除，並使決了念頭云云，這是在基隆新興街，名叫陳龜的癮者在台北學來的，當初其勢甚微不足道，但目前妄信者有百餘人，……」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1萬5,000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4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劄，頗形繁忙……」
「阿片短銷，嘉義城內阿片煙膏往常銷售每日必四、五十罐之多；近日阿片取次人往辨務署發出三等阿片煙膏一箱，迄今一禮拜之久，尚未銷完。以後若仍如此短銷，營阿片業者必致虧本云。」
「扶鸞會（按：即降筆會，亦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光緒26、7年當時，勢如燎原之火。光緒27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等九所，光緒27年7月，當時鴉片癮者64,929人，……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我們偉大先民的自動自發是如此的──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為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在這樣的義烈情操與當時確實成效卓著之際，它曾使後藤一面不能不密諭日警──「對於參事、街庄長等地方名望家不可直接採取強烈制止的手段，宜切實取締，以防蔓延。」 ──他們的取締，曾引起民間的反抗，此以我們可敬的苗栗降筆會金鸞堂庵主在當年向日警所提出的抗告文為例：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因此，1902年，師範學校停辦；行政重劃與警察政治實施了歸順屠殺與壓制我島偉大的戒毒社運；為了怕有辱國體，東京議會同意兒玉總督開秘密會議。
1903年，地方學事會議提出無方針，強調國語至上，不可偏向權利與義務而謬誤其目的與方法；公學校教育就在當局如此惡毒而謹慎小心的情況下開始───後藤不太敢如過去以神國自大，而鄭重指出──
「台灣人已經當了300年的中國人，台灣人的精神與物質生活，不可能在兩、三代之間激烈改變，相信至少再過25年，日本才有可能制定教育政策。那麼在這一段時間，日本的教師做些什麼，他們的任務是去普及日語的使用……提醒教師不要一下子開太多學校…」
這應該是在我島偉大的降筆會戒毒運動洗禮之後，當局正視到中華文化傳統的巨大潛力之後的認知所致。
該巨大潛力的存在，這個銷售毒品的西醫師後藤，一面以破壞我島傳統中醫體系而成功地壓制了我島當時的戒毒社運；官方要求中醫必需接受考試，及格者始能擔任；但參加考試者規定必需過往已行醫十年以上，經地方人士證明者；但當時我島平均死亡年齡不到三十歲，行醫十年以上的人數不多，自然能獲得該執照者不多。這就大大地破壞了我島上的傳統醫療體系。醫者不足，病痛由牙痛、頭痛到胃痛、經痛等等都只能仰賴於止痛的鴉片。另一面仍賊心不改地企劃著如何徹底地宰制這個來自東方古老的文明體。
1904年，它推出了公學校修正規則，過去福澤諭吉輕佻儒者、批判儒學者務虛，強調實學，此時在新規則不再提倡實學，卻以「普通知識與生活技術」取代實學一詞；兩者意義上的差別，不容小覷；尤其對應於該修正中，有關於教學評量的新規定，竟然強調只能根據平常的成績考核，不可另行測驗，以免「學生過度用功」的重大低智原則。
1907年，因內地推出六年義務教育時，為避免我島民可能根據「一視同仁」爭取義務教育；而在我島以內地體制非理想學制之名，推出彈性化四年六年八年之分歧學制，我島極少地區行八年制，大多行四年制。
1909年5月，「台灣時報」漢文版曾經刊出當時的實況：
「醫學校畢業班24人，但五年前其預科是37人；國語學校畢業25名台籍教師，但四年前入學時是80人；是由於其學習中有沉重的『日本化壓力』，他們都規定住校過日式宿舍生活，說日語，嚴格依日本習俗過日子。」
我們可以想見當年官方如何防範著我們的台籍教師，竟然寧願淘汰近七成的台籍師範生。
至1912年的公學校規則修正時，主旨在去除我島民當我島上少數八年制公學校，改回六年制，加上實業科二年；大多數四年制則仍為四年制；此外，在教育評量上，仍舊強調「不另舉行測驗，應從兒童平常之成績考核決定之」。〈台灣教育沿革志，中譯本，頁136〉。 〈壹之一〉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