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常不會察覺自己與周遭事物之間所建立的緊密關連，直到我們突然出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這是我剛到美國才深切體會到的事情。
我記得我剛到我學校所在的城市羅利。來接我的學長把我放在一個中國人的家裡。他有一棟房子，分租給去那裡留學的幾位學生。我不確定自己是否要在那裡住下來，也無從跟任何人商量。即將成為我導師的教授還在洛杉磯度假。房子裡的一位租客只跟我匆匆打了個照面，就說他要趕回學校做實驗。我其實無暇去憂慮這些問題，因為我感到異常睏倦。我是搭乘夜半的飛機飛來的，中間還在亞特蘭大換機。在這不熟悉的旅程中，我已經耗損了所有的精力。現在我只想睡覺。不是我自己那麼想睡，而是我的身體，我認為。
當我醒來的時候，突然不曉得自己在什麼地方。一切都不對勁！這是一個大白天，我卻感到還沒睡醒的那種昏沉。隔了好一會兒，我才想到我已經在美國了。這時我開始懊悔自己怎麼從來沒有好好想過，就貿然決定來到這個國家，還把她當成我唯一的出路。這時候，所有的問題突然湧進我的腦子裡。我晚上吃什麼？去哪裡買食材？用什麼方式烹煮？我想到，我應該先寫一封信給爸媽，告訴他們我平安到達了目的地。我在行李箱裡找出了媽媽為我準備好的紙筆與信封（還是西式的）。然而，就在寫信的時候，我想到另一個問題。我怎麼把這封信寄出去？去哪裡買郵票？要貼多少錢的郵票才能以航空的方式寄出？這些看似非常容易解決的問題，我竟然都沒有答案。現在，我才開始後悔，我應該事先設法聯絡這裡中國同學會的負責人，而我還刻意避免跟這樣的人聯絡。
這些過往其實發生在所有曾經在美國留學的人。然而大多數人都忘掉了，而且就像那些已經適應了海上生活的老水手，還喜歡拿剛上船的新手做嘲諷的對象。然而我沒有料到的是，當我在十多年以後回到台灣，我重新面臨了進入一個陌生環境的困頓。這對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在這個地方住了二十多年，我的父母與親朋都還住在這裡，我會發生什麼了不起的問題？
我不想再以自己的例子來描述這樣的困境。我只想用朋友的遭遇作為例子。一位比我早幾年回到台灣而且在同一個學術單位就職的老朋友告訴我，他在美國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克服了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而他在台灣直到他說話的當時還不能適應。有幾位比我晚一兩年回到台灣（並且在竹科園區從事高科技工作）的美國老同事也跟我抱怨，他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完全不能適應當地的環境。我給他的勸告是：「你可能在美國過慣了節儉的日子。然而在台灣想過同樣的生活，反而必須捨得花錢。記住，凡是錢能夠解決的問題，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很多人把上面的問題看做文化適應的問題。然而，文化只是一個含糊的名詞。它真正反映的是人的大腦與環境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關係。當你在一個熟悉的環境生活或工作了好一陣子，你的大腦建立了很多預測的能力，或者，很多「下一步是什麼」的預期。例如，當我走進自己的書房，我預期自己只要在鍵盤上按一下Enter，我眼前的螢幕就會亮起來。接著我曉得如何尋找我還沒看完的論文，去哪裡看親朋留給我的簡訊，或者去哪裡訂購我中午的食物等等。然而，當這樣的動作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時，就會帶給我一些不便，甚至恐慌。例如，有一個早晨，我發現我按下Enter時，螢幕沒有出現任何亮光。即使經過很多補充的動作，我仍然無法在螢幕上看到任何東西。這帶給我一種瀕臨世界末日的感覺。幾乎所有我可以跟這世界打交道的管道都被這該死的螢幕遏阻了！你可以想像我如何悽慘地度過一兩天的日子，包括低聲下氣地跟一些懂得硬體的朋友求助。
我們的大腦從生活經驗中建立了很多「下一步是什麼」的期待。而這些期待支持了我們在熟悉的環境裡過著即使是以前的國王也享受不到的舒適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們發現這樣的環境無預期地離我們而去。我在猜，這是為什麼我有一些相當優秀的朋友在異地的環境裡罹患了某種失調的病症，例如 schizophrenia（這個話題我只能以後再討論）。只有當這樣的情況出現，我們才理解到自己的大腦做了多少我們並不察覺（也經常不特別感激）的事情。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