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3年前筆者就說過,3年疫情等於3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歷時4年,主要是歐洲死了1500萬,外加西班牙流感全球死了5000萬。二次大戰,全球戰火死了3000萬軍人,平民直、間接死了至少5000多萬。這次的3年新冠,全球至少死了2000多萬,還有至少相同數字的人死、殘於各種後遺症。所以,這3年,等於世界人類歷經一次大戰戰火的摧殘。
差別在哪裡?一次大戰後,國際聯盟成立,致力於協助新興的東歐各國建立穩定的金融、教育、衛生等體系,世界得以短暫復甦。二戰後,美國推出歐洲復興計畫,在亞洲也協助日本,以及之後的韓、台、東南亞各國重建,就是所謂的美援,所以世界也得以逐漸恢復,甚至還有一段時期的繁榮。
而這一次,世界重創,人類用的方法是彼此之間持續加強貿易制裁,互相封鎖、抵制,用各種手段試圖削弱別國,甚至希望他國就此一蹶不振最好。到今天,除了中國大陸之外,幾乎沒有一個主要國家認真談過如何復甦與重建的問題。甚至,歐洲與中東還持續進行區域戰爭,仍不知道何時伊於胡底?這,就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世界。
2024世界會不會更好?難說。因為仍舊看不到各主要國家有心解決上述的問題,區域戰火仍不會停止,各國的抵制、制裁、甚至各種圍堵還方興未艾,不置對方於死地不會罷休,顛覆破壞進行到底。這樣的世界,要如何日起有功?甚至繼續墮落的趨勢,還沒有停止。
人類文明進入一個大墮落的深淵,短期內不會改變。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中,我們該盡可能營造屬於自己的小環境。簡約、安靜、樸素、健康,關愛身邊的人,愛護所有生物,珍惜水與空氣,在能及的範圍內讓自己與周邊快樂。我們只要有心,多數人可以做到。
大我渾沌,小我就必須清明。世界會逐漸暗無天日,但是我們該追求自己的一點潔淨。

和合与争分、王道与霸道、和交与征战、进步与退步,无时无刻,人类、世界皆在选择。
我相信中式和合文明,最终赢过美式争分恶俗。
讚讚
东升西降成大势,中式文明引未来。
讚讚
《中国,自有和文明》
——公天下、民为本、公共和传承与现实
烈火验真金,天灾考文明,西方不亮东方亮。
西方无良政客越来越偏执、突显、膨胀自利、分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哲学与不容异端伐灭异教的独神信仰对决习气,将人、人类进化中的退化、返祖恶性演绎到极致。
中国、东方,官民同心、举国齐力、共抗疫灾,将人、人类发展的正能量正方向、人性之善良、社会之合力充分展示,虑别人、顾大家、合社会,不独食、求双赢、和为贵、梦大同,完美诠释满满彰显中式和文明。
人类有共性、民族有特点、时代有特色。人类的共性、个性,无论源于“人猿相揖别”的时候、还是 “上帝吹口灵气”的动作,人之自然、社会,个体、群体,可知、未知,有限、无限,自利、他利诸方面二重性,如影相随,与人、人类社会始终。性善、性恶,国人争论两千年。其实,善恶本在一体。把握二重性钥匙,虽不至于就有了“古今犹一瞬,芥子纳须弥”之如来佛慧眼,却也或开启偷窥人类社会纷扰复杂的一扇窗口。人性同然,古今一理,什么“五阶段”划分、地域区别、文明冲突、种族差异的说辞,犹处九曲河套中只晓南边有个弯、北边有个滩,不知西水千里来,忘了水性之趋下。
人作为个体、是活物,即有基本需求,否则,人将不人。人会思想、有欲望,否则就无创新、进步与发展。人又是社会中人,个性集合成共性、促动着共性,共性规范着个性、限制着个性。人与自然(宗教信仰者谓之神)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在时空上的坐标,分殊出了古往今来、纭纭众生、大千万象。有神无神区别,其实有神之神,与无神之必然是那么相近相同;利己利他(小我大我)对立,然而否定了对立面另一面也只是一句废话。
西人重个体,推崇自由,突出自我,强调个性,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看似那么“大”个人、“小”社会、“轻”国家。尤其是911后竟然有西方艺术大家说出这是“人类历史最富想象力的大作”的逆流背时之语,尤其是有古希腊人,城破邦灭种绝好象也没能从小国寡民自我中心中走出、没能团结起来做大做强、成族成国、保种传文。你以为西人真是、只是自我中心、个人第一、最大?那就大错特错。当你去美国看到相当多私宅长年挂国旗、无论何时何地国歌声中美人无不抚心肃立的景象,当你感受美国教堂万人默祷无声之有声,当你观察川流不息路口上美国人静候红绿灯的安然,你会深切体会、强烈感受、真正认识西方人的集体、社会、国家、纪律、习俗、道德,以及自由人的不自由。中国人,只从自己的教科书或好莱坞大片想象西方世界是肤浅的、危险的。这次疫情中美国人整体表现出自私自利、各顾各、反科学、将防疫搞得一团糟,缘由无良政客特没谱们的反引导恶示范瞎捣鼓。这是人性恶在美欧的一次大爆发,
中国人重整体,推崇公利,突出共性,强调秩序,和光同尘、自律内敛,看似只是大国家、重社会、轻个人。尤其是近百年,战乱频频,左右交错、外患内祸,民生忧苦,尤其是与西方最高领导形成机制有差异,你或得出中国只是专制统治的盛席,完全没有升斗小民呼吸的空间。那你就背离了历史唯物、陷入了历史虚无。当我们静静地翻翻历史典籍对“民”的论述、实践,看看平头老百姓进入或影响(无论造反、还是科举、军功、农事、一技之长)国家、社会公权力的演变与程度,翻翻《旧约》上动辄灭、杀的字眼,比比西方中世纪宗教战争、迫害异端的黑暗、看看直至近代尚盛行的奴隶制的顽固,中国人的“民本”或者说“人文”,无论想或做,并不比西方迟与差。
再深点想想,西方国兴国灭演进史上多由民族征战杀戮,而鲜有从民间而起之成大事者。似乎依稀可见:
公权力在中国,有一条从神权、君权神授、经君相分权、科举选拔向平民大众渡让放权、间以平民革命轮流坐庄的线索;
文化观念上则有天心、民意合一,君、民一体,君舟民水,民为邦本,乃至诛“独夫”等等。
这或正是公权力从神有、私有到民有的过程。
此过程在西方,明显缓于中国。中世纪其尚在神权下的“黑暗时代”,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前,西方怕只有或主要是部族、民族争斗,基本没有平民夺权、成功甚至掌权的先例。
按此思索,民权、民主,并非当下一些专家所论为西方文明之特有。
至少其不该独占话语权。
从中国文化、文明自身挖掘、阐释共和(远不止共和制)、民主(民天、民本)、宪政(法制),对建构中国复兴、崛起之旗帜、语境,似乎有大意义。
共和,缘由自然。
神造亚当、合以夏娃。赤子坠地、不能独存。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亚马孙蝴蝶扇翅膀,或引德克萨斯龙卷风。福岛大地震,温州人的确真抢盐。两百年前西方炭排放,现在马尔代夫要开水下内阁会。沙斯毒不认贫富,原子弹拉近强弱。地球不过一个村,人类真是共同体。造物主把人与人普遍联系在一起。鲁宾逊漂流只是个故事,葛郞台自私子女都会嫌弃,各顾各久了就没得朋友,损人利己、与众为敌、最终自损自毁。
友人、利众、共和,是一种必然。
共和,缘自人性。
圣经说,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吹了口生气造人;佛陀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穆斯林兄弟对造人的认识与基督徒小异大同;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成尧舜。翻尽古今中外一切宗教信仰、思想政治主张,乡风民俗习惯,几乎没有不劝人趋仁向善者,几乎没有不痛恨自私为恶者、几乎没有不希冀和平共赢者。
共和,是人间正道。
共和,见之于典籍。
史前三皇五帝选贤任能、传贤不传亲的美谈充溢着天下为公的理念,历代圣君豪强访贤于深山、问计于野老、乡约里酒、三顾茅卢的记载,透出权力向民间开放的信息。中国有正规历史记录的共和元年即称为“召周共和”。中国最具活力、最让人荣耀的年代正是君臣和、将相和、朝野和的时候。
共和,是国人久远的期盼。
共和,是近代百年革命历史的回声。
百年前,中国很孱弱、很黑暗、很屈辱。于是,需革命、要造反。
但,
革命不是目的,造反只能是社会的非常形态。
革命与造反,其一切理由、凭据、与目的都只能是共和、是建设、是法制、是安定,否则即为丧心病狂。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不是唯一。历史进步的长程动因、动力在改革、在科学、在理性、在社会生产所有因素的综合。
几十年来。人们对“革命”似乎严重误读。几乎将其作为100%正确、神圣不可亵渎、侵犯的东东。
其实,
革命很无奈,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言革命;
革命很痛快,但革命者转瞬异化,即成被革命;
革命不能阻止革命,革命酝酿更烈的革命;
革命应是长程社会态势的突变,革命不是社会的常态;
将革命时时掛在嘴上,只革别人,不革自己,不过是把革命当成自己出头的捷径。
其实,
最大的悲剧是四九年前革命者与革命者的撕拼;
最大的失误是四九年后胜利的革命者未能及时转身为建设者、改革者、渐进者、守法者、护法者、稳定者;
最大的危险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将革命当成完全正面、神圣、不可亵渎的语汇与随时可办、轻松惬意的化装舞会。
其实,
人类社会普遍、永远存在矛盾、斗争,执政者(党)基本或首要的职责应当是减少、化解矛盾,使其不至于引爆革命;
执政者把“革命”念念不忘,是革命对象与革命者错了位;
执政者以“革命”对付不同的政治面,是执法者坏法、宪政守护者毁宪。
其实,
革命者被革命,这会是历史的大悲剧!
革命者终结“革命”,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
从斗争、革命党升华为建设、共和党,或许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八一南昌起义、八一一致抗日宣言、新中国成立宣告、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决策之后的再一次漂亮而更其伟大的提升。
其实,
共和,是历史前进的方向盘、是规避社会颠覆的刹车噐;
共和主义应当堂而皇之成为共和国最具广泛性的旗帜与最精髓的指导思想。
共和,或正由近百年人民革命成功的快愉与失误的痛苦凝结与证明。
共和,是治疗执政团队“方向路线病”的良药。
笔者幼年及高中前的学生时代,有两个惊心动魄的词汇: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刘文学的故事,个案或实,但放大了的效应却是人们相互间普遍怀疑、侧目而视,有成分包袱、政治瑕疵乃至生活习惯有点异样者,成了被时时提防、敲打、管制,随时拿来“触及灵魂”的阶级另类。
十一次路线斗争顺口溜的史实或真,然实际的作用是全党全民把一切鸡毛蒜皮都与道路、命运相连,只能在大是大非中选边,总要在正确错误上表态,总是在变色复辟警讯里惊心。其后果,多色彩的生活成了单一色的政治,人民共和的国度里只剩下人们斗争。
改革开放以后,平反旧案、取消成分、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远远不够),再到刻意拉私营业主入共产党、进权力圈(虽然有点怪怪),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偏差似乎有所改善,社会总体趋向平静祥和(近年贪腐黑恶引发的社会对立危机另论)。但在政治领域也即所谓路线斗争问题上,官们似乎有点讳莫如深、思维定式依旧、潜规则利器不变、台面下暗战依然。
中国人似乎一直没有处理好不同政治面如何相处的问题。
皇帝时代,权力姓私,政治自然围绕皇帝、皇族以及由此形成的纲常运作;自然是朝堂、庙堂、密室、肉食者谋、庶民不得与闻的家事私事;自然重顺逆、正反之大防;自然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你死我活。
现代社会,天下为公。权力天然民有,政治自当开放,争斗本应平和,运作应该规范。
然而,从蒋时期“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四一二”,到毛时代“舆论一律”、“全面专政”、“不准乱说乱动”。其共同点均为“以极端手段(不是相容、互竞、转化、溶解而是消灭)对待不同政治尤其是对立面”。
尽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雄文,但是,只要把对立面打成敌人,一切美妙、温柔、温暖的条款即变为冰冷的桎梏;也产生过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愿景,然而却吝于或怯于说出“和谐政治”或“政治和谐”;本意或反腐、反贪、改革、改进,却总是心系紫禁城,直瞅中南海,绝食、逼宫、打倒、推翻、革命,最终将事情搞成反面;许多领导“核心”,庇贪、容黑、纵腐、忍让无理上访、跪拜不良媒体,几无执政客起码的作为与威严,却偏偏容不得不同意见,视相异者(许多甚至是潜在的或臆想的)为寇仇,时时提防、千方百计算计收拾对手;十多年来,权力越来越向“班长”集中,“上面”越来越不容“下面”说话,民主生活完全流于形式,政治协商基本成了废话笑话,各种议会绝少讨论、争论,唯只执行贯彻,执政团队内部的民主生态越来越差;许多地方,党和政府变成了一把手个人,维护核心等同于无条件服从班长;
许多时候,服从真理让位给服从“老大”;不少市县乡书记(本应是常委会、全委会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记录者)早成了无所不管、无所不能、说一不二的封彊大吏或山高皇帝远的土皇帝;银幕屏幕没完没了演绎着宫廷戏,整个官场充斥着“小顺子”、李莲英式的“喳”声;现代化的社会里竟然重复、渲嚣着“功高震主”、“犯上”、“野心”、“忤逆”之类百年前的词汇。
最要命的,是“神经过敏”,动辄上纲上线:班子出现纷争往往不讲是非不行辩论,总是护上责下,硬生生地维护一致;几个小年轻稍有创意做点事情,总有人惊风火扯、贯之为“模式”,列其为路线,非得把同宗同师、大同小异搞成水火不相容;人民对现实中的(腐败、黑恶、不公、虚伪)有意见,拿同样是共产党过去好过的东西做比较本也自然,而该对腐败加剧负责任、该有则改之、闻者足戒者,却不寻思这样热、那样热的深层内因,只是简单一句“复辟”文革的指控吓唬老百姓、反制异见者,就像当年骂“清朝余孽”、“蒋匪残余”、“资本主义复辟”一样,斩钉截铁、冰冷森严、让人窒息。
也好笑的,是自盲、自聋、自闭、自欺症。完全无视“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至理名言,回避社会矛盾,掩饰官场斗争,营造一团和气;否认“不同政治面”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满心思只有“消灭”而没有“相处”可言,根本不思想不同政治面相处及斗争的规则建设,其结果,在清一色、一个调、大吉大顺表象下,怯于公争、勇于私斗;没有明争,只有暗斗;明规则无用、潜规则方行;想的与说的相反,说的与做的迴异,台面与台下背离;入党为私、结党营私、公器私用,组织往往成了个人“进步”的垫脚石与代人受过挨骂的出气筒。民主、现代已经百年,人们仍旧唱着“党同伐异、不问是非,成王败寇、不择手段,你死我活、不讲宽容”的“春秋无义战”式的封建老歌。
正确对待不同政治面,正确看待政治斗争,构建现代、科学、理性的政治活动规范、实行、实现不同政治面政治共和,是实行、实现国号中“人民共和”的本质要求与核心、前提性内容,也是执政团队现代、成熟、信心、底气的标志。
共和,为治腐败、防异化提供动因与保障
、
当今,中国执政团队面临最大、最急、最危的形势与考验,
不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咄咄逼人,
不是日本购买钓鱼岛军国主义复活的嚣张,
不是菲律宾阿基诺在黄岩岛小丑跳梁,
不是达赖在世间孤魂野鬼般流窜,
不是汶川、沙斯天灾,不是金融风暴人祸,
而是执政团队自身的深度腐败与异化。
四一二后的共产党人是弱小孤危的,因为理想正义而星火燎原;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贫瘠荒凉的,因为清新活力而成为国人寻梦的时尚;
四六年解放军小米加步枪是低劣的,因为蒋团队的腐败不堪而摧枯拉朽;
三年困难时期大饥饿是难过的,百姓因干部也有“浮肿”而忍耐;
计划时代的短缺,砸宗祠灵牌的荒唐,下乡下岗失业的无奈,平坟掘墓刮宫引产的背性,运动严打平乱时的严苛,因为情势所然、因为官民同样、因为希望尚存,老百姓不理解也执行、不情愿仍牺牲,心苦痛不怨言;
即便经历大跃进的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大反复,国人可能归罪执政团队的个别人、个别阶段,对领导力量整体仍然崇敬爱戴,绝未离弃,对公权力体系信任服从、绝少骂言。
然而,不幸的是近十多年来,异化,似乎让一切好的东东变了味道,腐败,让“伟大光荣正确”为鼠窃狗偸之徒背尽了骂名。公权的公信度降低得吓人,人们对官们的怀疑、蔑视、对立、愤懑达到了前所未有、惊人的程度,庙堂、坊间甚至出现“不反腐亡国、反腐败亡党”的断言。(关于亡党说我是不苟同的,这或许可以反映出当前腐败的普遍性与深重度,但腐败的只是当今执政团队,岂是党的整体、岂能代表党。反腐,才是、只能是真共产党的回归)
在反腐上有两个危险极端。
一是纵容,认为腐败“天然”、“都有”、“无大害”甚至“有功”,反腐恶化环境、影响发展,于是要求人们“容忍适度腐败”。更有甚者,将反腐与发展对立、反腐与改革对立,将社会上因痛恶腐败而出现“忆毛”风潮简单指称为“复辟文革”,胡搅蛮缠式的问“要改革还是要文革”?反腐无方、不力或者根本就无意,反异己(怕还不能算政治异己)、对付不同观点者倒是驾轻就熟、惊风火扯!
二是激进,认为官们全部败完了,所有衙门腐透了,体制是腐败的根源,因而要推倒重来;认为反腐就是一切,反腐就该不择手段;这种情绪随着“打黒者曝黒”的失望绝望而加剧,会将社会引向逾法、对抗、甚至革命。
这两个极端都不是中国之福。前者不明白中国是共和国度,少数官员腐败异化、长期侵犯大多数的利益,不是共和是独占,必然引发多数人斗争、乃至掀翻“人吃人”的宴席。后者不明白,任何良善的愿望、任何神圣的事业,不以社会稳定、人们共和为目的、作考虑,行检验,都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甚至祸国殃民。
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待腐败的“急”与“缓”,或将是中国政治的重头戏,理清共和理念、思路,构建共和政治规则,让“对立”的两造可以坐下来、慢慢说,行文斗、弃武斗、遵守游戏规则玩,是避免这两种极端恶争死斗、再酿闹剧、悲剧、人祸的急要。
回归 国号中的共和,才是正道
四九年的先贤们,是诚心诚意搞人民共和的。人民共和是共和国的旗帜,精髓。四九年后,国人最大的历史误区,是从人民共和,搞成了人民专政。一词之差,成为几十年极左政治的源头,至今仍在影响中国政治的进步。
专政,尽管以人民的名义,都不及共和(哪怕没以人民做定语)更能表述建国先贤的思路,更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任何专政,无论个人、一党、还是所谓人民,都背离了历史的主潮流。
没有人民共和(政治共和)思想的人民专政,会因对人民定义的偏差走向极端政治、如文革,也会因为掌权者异化而蜕变为少数权贵对大多数人民专政。而后者,正是人民对当今贪腐日盛,公义日削,政誉日差,风气日劣强烈不满、不安、担心、愤懑之所在。
世人都说民主好,就是斗争停不了, 斗到白刃见红时,谁停谁就死呱了
世人都晓自由好,就是利益忘不了,成则为王败为寇,斗输一切都没了。
世人都夸宪政好,就是行动忘掉了,真理装在电筒里,临到自己特殊了。
没有共和的理念(出发点、目的地、硬约束、试金石、检验标准),一心只想中南海、紫禁城,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目标,一切漂亮口号都是虚假,都是哄人。其结果还是恶斗。最后,民主、宪政、革命、改革,都可能异化为无良政客的乐园、普罗大众的屠场。
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群,在宪法架构下共和,也即政治共和,才是当今最急最要。
回到共和国中的共和二字,中国的绝大多数问题会迎刃而解。
共和,一国两制的思想原点与最佳诠释,是两岸均可仰望的共同旗帜。(此节专章论述)
讚讚
美式、西式、台式争分恶俗堕落、下坠,与中式、东方式和合文明复兴、上升,皆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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