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堅決規避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在公器從理論到實踐都私有的時代，“保皇權”與“爭民權”或是根本對立的，或只能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
在封建皇權已經推翻，民的國度已經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憲政秩序”已經形成，形形色色的政治方面都以“民”或“人民”為“天”的今天，還有什麼理由、什麼必然，需要急風暴雨，需要你死我活，需要改朝換代，需要“割喉”、“絕食”、“攻打巴土底監獄”，需要滅此朝食，需要斬草除根，需要不能“坐下來什麼都可談”。
國共從北伐戰場上反目、分手、對抗、戰爭，直至兩岸中國人多年隔絕，不讓人心酸、遺憾、驚醒？
兩岸還要為自以為是的觀念、制度、生活方式以及所謂“民”或“人民”爭它一萬年，隔絕、對立、撕裂其所謂“民”或“人民”一萬年？
兩岸政治對立、兩岸政治至今不能坐下來，源於政治上的激進主義，掣肘於政治上的激進主義。
兩岸間急需構建政治共和。
臺灣島內藍綠對立、族群撕裂。大災大難都不能稍緩政治惡鬥、都成為攻擊對手的良辰美時。無所不用其極、勝選了再說，成為凝聚選票的絕技。其雖具直選最高領導人民主之形，實缺共和政治之實。急要的還是政治共和。
大陸呢？更需要政治共和。
大陸“鬥爭為綱”碰壁幾十年。缺的是共和。至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有理就要爭贏、有理絕不恕人、輸贏立馬要定、斬草就要除根的基因仍然存在於主流政治與眾多人群的潛意識。
伴隨改革開放驚世成就而來的還有中國社會深刻、巨大的變遷、矛盾與危機：發展不平衡拉大了社會階層的差距，腐敗與不公增大了社會的對立，意識形態的不能自圓其說、社會精英言行不一降低了執政黨的道德感召與社會凝聚力；貪腐難醫與政改遲緩給“民主派”以西方為師提供了藉口；損公肥私、為富不仁、金權勾結、社會不公，讓“人民派”有了憤怒的理由；而一群異化了的權貴們還正在沒心沒肝、肆無忌憚地啃蝕、消磨共和國的根基、玷污著老共產黨人清廉奉公、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榮譽，幹著在和平大殿裡倒油、加柴、佈雷、放火的勾當。
當今中國的內壓力遠超過文革及其它敏感時期。不同的意見者或都有堂而皇之、可稱為真理（哪怕是局部、是一時）的理由，都有著一定規模、深具激情的粉絲，都染著“人民”、“民主”、“變革”、甚至“革命”神聖的色彩。
中國如何自處？
不同的的情緒如何渲泄？不同的意見如何表達？不同的利益如何調鼎？不同的政見如何鬥爭？
只以已是，唯我獨尊；
“兩個凡是”、不問是非；
逆我者亡，不准亂說亂動；
得理不饒人，有理橫三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這是最後的鬥爭，不達目的絕不收兵。
重蹈過去的老路？
兌現“七、八年再來一次”的迴圈？
這不僅是執政者，也是每一個政治愛好者，每一個中國人應當深入思考與冷靜判斷的。
中國需要解決一些問題，需要一些改變，但不應當折騰。
建塑政治共和的社會思潮，磨合建設環境下的政治鬥爭遊戲規則，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胡錦濤“和諧觀”絕不僅僅只具關心低保戶、兌現農民工工資、建立農民醫療保險等等親民愛民的民生意義，其更深層的意義或許是政治和諧。
然而，當政者談事情，總多禁忌與顧慮，總難跳出既有思維定勢與學說體系。要麼，已有的學說都是好的，於是有了“兩個凡是”，有了什麼都要唯書、唯上、唯前人；要麼好的、新的東西都是已有學說包含了的，於是什麼都往那個“筐”裡裝，新腳適舊履，往往不倫不類，新酒裝在老瓶裡，不定嚇跑品酒人。
跳出既有主義、學說與定見，研討不同意識形態、觀點、主義、制度、生活方式、在一個國號下共生、共存、共和、共榮，這就是共和主義的目標、任務以及其將在中國復蘇、興起、成為社會主潮的原由。
我希望建構不同政治面共和相處的遊戲規則，正是深感危機、正視危機、避免激進、消除激進、減緩激進，期望“把國家憲政秩序當作政治閥門和政治處理器，逐步釋放和解決內部矛盾，避免扒口子或者拔氣脈芯兒造成政治崩潰的局面”的“紮籬笆”。
有些人“紮籬笆”，是儘量把“不同政治面”堵在“籬笆”之外，是沒想過“籬笆”之內也有人會拆籬笆。我之“紮籬笆”是儘量把“不同政治面”拉進、引進、和進 “籬笆”之內，並與籬笆內可能拆籬笆者溶合成99%加1%，一道守籬笆、護籬笆。
不抽激進之薪，怎止激進之沸。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