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黃光國教授去世的消息,真是驚詫莫名。因為我在7/19才收到黃教授的信,信中提到他對台灣的教育已徹底失望,目前正準備集中全力,撰寫「中西會通四聖諦」,以搶救「文化中國」。言語之中實感覺不出有任何異樣,未料才十餘日,竟歸道山,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我與黃教授本來素無淵源;去年我在鵝湖的群組發表了一些反對教育部EMI(全英文教學)政策的言論,引起周博裕兄的注意,他遂於暑期主辦了一場針對EMI的討論會,請了五位引言人,其中就包括我與黃教授。黃教授最後發言;他在發言中,對我的一些看法十分肯定,並且認為非常重要。之後,我服務的景文科大通識中心要舉辦生命教育教師研習營,身為主辦方,我想到邀請黃教授擔任主題演講。黃教授接到邀請後,不但欣然同意,還特邀我到台大他的研究室商談,以共同決定演講的主題。於是,在今年四月中,遂有了一次愉快的午後會談。我也因此開始閱讀黃教授的著作。
在當今接受西方社會學訓練的著名學者中,黃教授應是最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一位。從他的成名作《人情與面子》開始,他就非常明確地主張心理學必須本土化,而不能一味地依賴西方理論;而所謂本土化,又必須是立足於自己的文化及學術傳統之上的(而不是只從事本土的田野調查)。於是,黃教授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傳統文獻,並因而接觸到牟宗三哲學。他曾在張大春主持的廣播節目中,批評台灣學者普遍陷溺於西方理論之中,亦步亦趨落其窠臼而無力批判創新,但認為牟先生是唯一的例外,且是當今最具創造力與系統建構能力的學者。
我看到黃教授在YOUTUBE上的一些演講,他近年已開始嚴厲批評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觀點以及對中國的見解。雖然完整的學術性論述我尚未拜讀,但對於他的魄力與企圖心,我是由衷的敬佩。五四之後,中國學術經過百年的發展,實在沒有道理再臣服於西方的權威之下;但實際上,因循苟且,崇洋自大,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黃教授敢於逆勢而上,得罪學界同僚亦不顧惜,實在值得欽佩!
於今,世局之演變波詭雲譎,而台灣更被推上風口浪尖,若說有可能成為世界大戰之爆發地,已非危言聳聽。而台人碌碌,於此渾然不覺;魚游沸鼎,燕巢飛幕,昏聵蒙昧,莫此為甚。而肉食者鄙,爭權奪利,結黨營私,以為外力可恃,因而偷安苟且如故。
所以萬一危機迫近,政府實不可靠;此時,唯賴具有一定聲望之學者名流,奮臂而起,團結人心,指點明路,或可避戰而維持和平,否則民無噍類矣!而環顧四周,頭腦清醒、思路清晰而具有高知名度並孚人望的社會領袖能有幾人?而黃教授可居其一。如今不幸仙逝,豈非台灣之大不幸?而何止於學界之損失哉!思之誠可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