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雖然國營事業較多，明顯是以自由經濟為主體，與「共產」制度已無甚關係，而頗類似台、港的經濟制度。大陸又願意在台、港實行「一國兩制」，為何台、港還堅持反共不已？

香港反送中最能反映出港、台的堅持反共。一堆知識分子對中共「忍很久」了，逮到機會全面爆發。反對的理由不重要，老子不爽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不爽？1997，亞洲金融風暴，若非大陸在後面撐著，香港早完了。

香港的反中氣氛，始於2008。因為全球的金融風暴，大陸開放更多的陸人到香港消費，結果卻造成香港市民階級的大反彈。（說陸人買光了香港的商品，炒高房價、縱容小孩隨地小便，損害市容，之類的）此後不斷醞釀，吵直選，2014否定了「袋住先」，要「不打折的民主」，終於得到現在的局面。

香港的自由倒退，我認為是香港人傻，自作自受的結果。對政治的認識極其淺薄，對美國與中國的認識也極其淺薄。一般人如此不奇怪，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一些知識分子也如此地「渾」呢？回歸之後，香港的自由明明一點不少，民主也比港英時代更多而非減少，「一國兩制」並未打折，為什麼會鬧成「全民反中」而一點清醒的聲音都沒有？

個別的事件，如今看來都是小事。關鍵在於知識分子「超不爽」。他們所說的所有「反共」的理由，其實都是假議題，全是「過去式」（參見《反共理論多針對蘇聯社會主義，已失效》），根本無足輕重。他們發自內心根深柢固的不爽，才是最重要的問題。為何如此？

原因說來很簡單。1949左右大量反共人士逃難到台、港，雖然隔了70多年，他們的反共意識形態自然傳承給他們的兒孫，還擴及所有周遭的人，不管中共有多少改變。每個國家的教育、媒體、出版業等都自成體系，幾乎不開放給外人進入，因此一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很不容易改變的。網路雖然使人容易獲得外國的資訊，但多數人終究是活在本國的網路裡，而且透過網路，歐美的意識形態對台、港的影響恐怕還超過大陸。台、港因此難免持續其反共意識啊！

為什麼知識分子也如此地「渾」呢？以著名哲學家勞思光的名著《歷史之懲罰》為例。該書集結勞教授1962的一些文章，出版於1971，到1999再以《歷史之懲罰新編》（[1]）的書名重新出版。

這本書反對共產黨是基於共產主義的「歷史階段論」，即認為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取代。勞教授這樣的主張在1962、1971時很有意義，因為當時中共確實認同歷史階段論，然而到1999時，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已20年，已完全接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等於實質放棄歷史階段論了，《歷史之懲罰新編》於是變成無的放矢了。勞教授，1999時72歲不算太老，這樣的頂尖知識分子都無法與時俱進，改變其反共意識，遑論多數盲目跟從勞大師的一般知識分子。

世界的環境讓各個地方的意識形態不容易改變，不同的意識形態於是造成很多衝突。台灣堅持反共，不願與對岸妥協，兩岸最後只好走上武力解決嗎？祈願千萬不要如此啊！

[1] 勞思光《歷史之懲罰新編》香港中文大學，1999。

香港反送中運動自2019年3月開始，到2020年6月30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之後才逐漸平息，期間很多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共抗爭，造成不少衝突。這當然是影響深遠而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

《我城存歿》（[1]）集結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張燦輝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和之後所發表的許多支持運動、批評大陸的文章，可算是該運動的一些指導思想。張教授在 [1] 中很少提出自己的論述，而大多引述前人的反共、反極權言論。譬如：

勞思光（1927-2012）《歷史的懲罰》
喬治．歐威爾（1903-1950）《一九八四》
漢娜·鄂蘭（1906-197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
史賓諾沙（1632-1677）《神學政治論》
潘霍華（1906-1945）《十年之後》
孟德斯鳩（1689-1755）《論法的精神》
沙特（1905-1980）《沈默的共和國》
凱爾納（1885-1970）《我的反抗》
薩依德（1935-2003）《關於流亡的思考》

這些都是名著，但是都發表於中國大陸崛起以前，這些名家不曾看到中國本世紀的驚人發展，其過去的立論就足以批判現在中國的發展嗎？實在令人存疑。

批判極權主義的論述起初大多針對納粹、法西斯主義，然後擴及蘇聯社會主義。這是大致無誤的，雖然法西斯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實現極權的方式很不同。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與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是頗為相似的，所有產業幾乎都國有化，實行嚴明的計畫經濟，各產業各企業都按照國家的目標生產和分配，而人民的工作也多由國家決定和安排。因為一切的活動都按照國家的計畫而行，而國家大幅介入人民的生活，當時的中國幾乎達到極權的程度。

上述的名家的名作對中國大陸的批判大多是基於他們當年所認知的中國與蘇聯的相似性，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現在的中國大陸大約是國有和私有企業各占一半，實行與台灣和歐美類似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雖然每五年會制定五年規畫，只規畫經濟發展的大方向，絕不會管到各產業各企業的生產目標，而人民的就業則任由人力市場的自由撮合。這樣國家很少介入企業的運作和人民的生活，是現在中國與當年蘇聯的明顯不同，批評者何能把中國的發展與蘇聯混為一談，並把蘇聯的極權加諸現在的中國？

大部份的反共理論都是針對當年的蘇聯社會主義，批評其大幅介入企業運作和人民生活的國家極權性。反送中運動之前的香港和台灣都是反共者的避難地，都承繼了這些反共理論。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已經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使這些反共理論都不再適用而失效了。港、台兩地的反共者別再揮舞這些失效的反共理論自欺欺人了，應該多關注造成大陸崛起的許多中共優點。

[1]  張燦輝 《我城存歿：強權之下思索自由》左岸文化 ，2022。

香港回歸25年，新特首上任，習也到了香港發表講話。回看過去幾年，香港人，香港知識分子，忙了老半天，是在幹嘛？他們當時是怎麼想的？能想到今天嗎？

2019反修例，香港黑暴上街，反抗行動到了高峰。幕後支持或精神支持的這些高端港人港知，他們在期望什麼？他們明知港府不可能去改變體制，所以，合理的推測是，他們期望解放軍入港鎮壓，但他們也很明白，解放軍不敢也不可能大規模關殺，最多是六四的規模，那港知們是經受得起的，多數的港高港知生命財產都不會受影響，但中共國際地位大壞，西方會全面干預；在西方的高壓與制裁之下，中共可能會放寬對港高港知的某些要求，如直選之類的。

這個訴求現實嗎？如要實現，關鍵在逼解放軍入港。要軍隊出動，一定要癱瘓港府；要癱瘓港府，就要衝破警察這一關，佔領行政機關。但這，始終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癱瘓不了政府，就癱瘓掉社會。這就是我們在兩年多前看到的情景。但「社會」太大，備多力分，要全面癱瘓社會，並不比佔領港府容易多少。

假設港府被佔領，政府真的癱了，成了無政府狀態，中央若仍不介入，那「港高港知」就可名正言順地「順應輿情」出來搞個「維持會」之類的臨時政府，實質接管香港，再與中央談判。但很難想像中共會接受這個情況，所以，中央一定會介入。但中央要介入，就很難不動武。一動武，那怕只死一個人，只要武裝軍人一上街，那場面出現，效果有了，西方在全世界的宣傳就可以鋪開，一如六四坦克，全球焦點，制裁等等，逼中共讓步。如此，中共不但很難穩定局面，而且自己都要被拖入渾水，惹一身腥不說，而且是引火上身，腹背受敵。這對中共，顯然是個敗局。而香港可以有臨時政府之類，就算仍屬中國，不獨立，但可以要到更多所謂「民主」一類的東西。

港知的設想，建立在中共不敢真的大開殺戒、大搞暴力鎮壓這一點之上。這個假設，看來沒錯。但他們為什麼沒成功呢？主要是衝不破港警這一關。為何衝不破？因為動員起來的人不夠多。（如果像90年代的東歐，怎麼可能衝不破？）如果從媒體看，那聲勢真是浩大，但這基本上都是媒體上的叫喚，真正的港民，如《讓子彈飛》裡的群眾一般，都在等待，「誰贏幫誰」，並不下場。

參與的人不夠多，敢打敢衝的不夠多，衝不破港警的防線，啦啦隊再多也沒有用，這是根本的原因。群眾革命能不能成功，最關鍵的就在這裡。

結局就不用說了。港知想拿的拿不到，原有的倒是失去不少。「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一群懷惠的小人，不敢犧牲，只想收割，叫別人去衝，別人是傻子？傻子當然有，可惜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

凡事總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像港知這樣膚淺幼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一廂情願，能有今天的下場算不錯了，而且靠得還是中共的理性。這些殘餘的港知們，就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了。

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25週年，當初的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現在剛好一半。任何稱維持現狀不變的，永遠都只是一個美麗的想法而不可能真正實現，因為變與不變都不只是一種主觀的期盼，還必須配合外在客觀的環境。

這25年來世界局勢不斷發生轉變。從全球化的高峰走到今天接近瓦解，中國大陸從1997年經濟規模進不了世界前12到今天的第2位，整個中國海岸線原本沒有一座合格的深水港，到今天北從天津，南到湛江都已經是優質的港口。也就是說香港原本的轉運以及金融中心地位在大環境中逐漸動搖，所以原先的50年不變的目標自然不太可能維持得下去。

2019年的動亂實際上對香港而言是得不償失。筆者不必幫北京說話，這場動盪只是給了北京一個最好的機會，將原本香港內部的外國勢力做一次徹底的清除，也將香港的上層結構置換為符合北京標準的一群人。所以2019年的事件除了給了北京最好的機會之外，對任何人都沒有什麼好處。

隨著新特首的上任，香港的政治或許可以穩定，但是原先想要達成的改革目標將更加遙遠。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的立法會選舉雖然不讓人滿意，但是總比港英時代完全由倫敦當局任命的狀況要好得多。香港人應該在這樣的體制下，先把原先的遊戲規則玩好，然後在港人治港的原則之下，向全世界證明香港人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當年英國人從大憲章之後，也是經過了400多年的努力與演進才得到光榮革命，確立了民主議會政治。所以民主從來不是一蹴可及的，是需要在不斷地實踐當中逐漸去加以完善。2019年的動盪完全違反歷史經驗，所以不可能給香港帶來什麼實質的好處。

事實上回歸之後，香港就不太可能再有過去那一種特殊的地位，成為兩岸三地之間的金融轉口以及各種情報交換的中心。港人也必須要認知到這一點：香港今後就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與所有其他中國人民的利益休戚與共。

筆者對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小時候跟著母親去香港遊玩都感覺非常開心，台灣的七零後基本上是看著港片，聽著香港歌手演唱長大的一個世代。希望香港能夠逐漸找到自己的定位，讓社會結構更加穩定、合理，相信未來仍然是一個繁榮的港都。

Omicron病毒及其變種傳播力強，但造成重症和死亡的比例低，歐美於是逐漸在解除防疫的限制。一向抗疫優良的中國大陸卻在最近疫情升溫，尤其首善之區的上海竟然執行嚴格的封城抗疫。難道是風水輪流轉了？大陸以嚴格封城追求「動態清零」，幾乎是世上唯一，受到不少批評。不對嗎？

歐美的疫情與中國明顯不同。比較美國與中國，美國病例總數8213萬，死亡人數101萬；中國病例總數16.8萬 (最近快速增加，可能數據更新有點滯後)，死亡人數不到0.5萬。美國人口約3.3億，大約1／4的人口都已染疫而有抗體，雖然染疫產生的抗體並不保證絕不再染疫，但是總有相當的保護力，加上疫苗的保護力，美國是接近群體免疫了，而歐洲也類似。中國太乾淨了，絕大部份的人口都不曾染疫，沒有染疫產生的抗體，因此跟歐美完全不同。

雖然Omicron造成重症和死亡的比例低，以美國4月12日的數據看，七天平均新增確診數38345，七天平均新增死亡數527，死亡率是1.374%。根據此數據，美國雖接近群體免疫，仍未達群體免疫；而中國若不嚴格封控上海疫情，病毒勢必擴散全國，多點複製上海狀況，染疫人口很可能迅速衝上數千萬，而染疫死亡人數達數十萬。這還是醫療系統正常運作的狀況，若大量突增的病例壓垮醫療系統，死亡人數可能更多。

上海的封城抗疫可說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正確決策。封城當然讓上海人很不舒服，也損害上海的經濟，但是卻能避免大陸疫情的大爆發，也減少全大陸的經濟損失。上海雖然是大陸的首善之區，總不如全大陸更重要，而且大陸各地已經全力支援上海所需的醫療人員以及各種醫療和生活物資。

新冠肺炎幾乎確定會流感化。隨著病毒的傳播力增強和致死率降低，以及疫苗和治療藥物的改進，新冠肺炎終將像流感一様，不構成人類的嚴重威脅。然而根據上述的疫情數據，流感化還未實現，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實現。歐美急於解除防疫，使確診數和死亡數仍不在少數 (雖較疫情高峰時少)，是欠缺了抗疫的最後一哩路，並不恰當。上海的封城抗疫或許難以達成「動態清零」，卻可以替大陸爭取到疫情不大幅擴散的時間，以待新冠肺炎的流感化。

上海的嚴重疫情，以及大陸的多點散發疫情，幾乎確定是由香港疫情的大爆發所導致。香港雖然已回歸中國，其官員和民眾大多仍有歐美的自由、任性心態，不願執行嚴格的防疫限制，因此造成疫情的大爆發，並且由於未及時嚴控交通，於是把病毒傳播到大陸各地。繁華的上海與香港交流最多，自然收納最多的病毒。

有些人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香港和大陸的疫情顯示，香港實質上仍是「一國兩制」，並且成為中國國家治理的負擔 (當然也是中國的可貴資產)。

《紐時》的這篇造謠文，其實正是證明了「新冠疫情是一場美國發動的生物戰！」

紐時中文網：《中國的獨裁政權也在經歷一場潰敗》

首先，用「香港疫情爆發」來「證明中國防疫失敗」就是一個讓中國大陸人民笑掉大牙的邏輯！

香港疫情爆發，正是證明了用香港那套過於尊重個人自由的治理模式，在疫情防控上是行不通的。提到香港疫情爆發，沒有一個中國人會認為是「中國防疫失敗」，而是「中國大陸防疫太成功，香港應該學著點！」

但《紐時》這種惡意扭曲的邏輯並不令人意外，因為這一陣子以來，只要我在《噗浪》談及疫情，就有綠吱跳出來拿香港說事，以為「用香港疫情爆發就能證明中國防疫失敗」，這基本上是網軍造謠帶風向的手法，全部同一口徑而已。

更別提從香港偷渡入境散播病毒被逮到的例子，跟深圳、上海這波疫情有明顯的關聯。再配合這波用媒體網軍造謠，基本上是同一作戰分頭進行。

香港疫情告急！口岸大排長龍，萬人離港入內地

目前大陸人民對香港疫情雖然還有少許祝福之聲，但知曉了在烏克蘭的美軍生物研究和港人偷渡惡意散毒事件後，深圳、上海已經一片怒火中燒，矛頭對準了香港，更對準了背後的美國。

當然，大陸人對於配合造謠的《紐時》和島上綠吱也一樣，這已經堪比東烏人民對亞速營之恨了 (參見《烏克蘭這齣台灣人不甚瞭解的拖棚歹戲》)。

喔對了，中國人民寧打舊式疫苗不用美國mRNA疫苗，就是不想被拜登政權「扣住疫苗不給」的態度掐著，地球上許多仰仗美國的國家已經嚐過這滋味了，再看看美國這兩年的疫情，你們還是自己留著吧。

至於中國政權會不會潰敗嘛，按章家敦那套說法，中國早就潰敗幾十次了，對吧？只不過都是在另一條世界線上。

因為2019年筆者不贊成香港的動盪，當時被很多網友因此貼上了標籤，但是我也不去辯解太多，因為當時感到這沒甚麼好說的。你不懂，是你笨，沒眼光而已，跟著起舞只會害死了香港。

民主是一蹴可幾的嗎？

就拿英國來說，大憲章之後還奮鬥了450年才有光榮革命，150年後的19世紀還歷經4次國會改革法案，中間有多少的痛苦掙扎，多少智慧與勇氣的考驗，當然還有內戰的血腥殺戮。如此，才有今天我們所目睹的民主政治。民主，是一個漫長的演進與實驗的過程，非常曲折，台灣的民主已經搞了30幾年，現在是甚麼德性，你們會不知道嗎？玩好民主政治有那簡單嗎？

香港歷經英國150多年的統治，實際上社會習慣服從，資源被官僚、財閥、黑社會等等所掌控；國際勢力、左右派系在這裡角力。自由繁榮之下實際上是充滿剝削與各種歧視，以及價值上的扭曲。

實際上香港的推選制，已經比英治時代有所進步，這本來是好事。2017年甚至已經決議，2027年可以直選特首，但是提名辦法仍要通過北京。這些本來都是很好的過渡基礎，香港的未來可以是光明的。若香港人在這樣的過渡下，建立理性、和平、自由有序的文明城市社會，那麼今日香港就是中國轄下的一個民主實驗特區，一個被全大陸所討論與學習的典範。香港當時需要的是堅忍、和諧，在現有制度下把民主議會的遊戲給玩好，證明給世界看香港人值得更多的民主。

誰最不願看到香港有序發展？很簡單，就是英、美。香港若這樣逐漸走上軌道，北京的一國兩制得到了實驗成果，北京的承諾可靠度會加強，國際信用建立，更給台灣問題增加壓力。簡單說，香港越成功，英、美越是不想看到，所以香港必須亂，必須讓長期埋進去的暗樁要及時發揮作用。

台灣的綠人像是小丑般附和，都忘記當年女學生凶殺案發生時自己如何叫囂的，一副好像香港人多壞多可惡，專們來台灣殺人一樣。而本來從來都嘲諷、譏笑、看不起香港的綠人竟然變成支持香港抗爭。多可笑，但是很多人卻看不懂？現在香港搞壞了，這些人也稱心如意了。

我對香港有一點感情，因為小時候與母親的一點點快樂回憶的一部分就在這裡。看到香港被這樣消費，甚至推向火坑，好好的地方，本來一片光明，實在讓人不捨、惋惜，讓人很痛心。當時謾罵、絕交，甚至到今天還在批評我，亂給人貼上標籤的人，你們到底清醒一點沒有？

三天前，4月5日，名律師陳長文在《聯合報》發表《愛國者治港，適足以害之》。

陳文：『兩岸在民主制度的回頭路上，可謂亦步亦趨。民進黨政府規定高階官員、將領退休後，「不可參與中國大陸相關政治活動，而有妨害國家尊嚴行為」，北京當局修法「愛國者治港」，如此把忠誠當作一種義務，實在讓人感慨。』

輝批：首先兩種案例不可混為一談，前者為我方退將及公務人員之公開參與，對其行為自有解釋，何況中共早已非昔日國共對抗時之中共，台灣也非國民黨執政時之台灣，而後者為香港社會安定繁榮的必要之「惡」。

試問：「反送中」及香港暴動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不是已22年了？而有哪個地方及國家允許他的民意代表和政府公務員不愛國而跟外國勢力勾結反對自己的呢？

「愛國」是不是會「適足以害之」？
中共及香港當局自有周詳考量，畢竟香港和中國大陸是他們在治理，他們在負實際責任，愛港民就不能鼓動教唆他們，誘使他們走錯了路，最終害了自己。

陳文：『可惜，台灣政壇，已再無馬英九，不說民進黨，國民黨內的天王大老，他們對大陸民主、人權的關切，也沒有「同舟共濟」的情感。』

輝批：馬前總統執政八年，國民黨立院絕對多數，但仍在後期民調低迷，即使藍營對其不滿意、不假辭色者亦不少見。立院國民黨大老王院長之掣肘，是馬執政一大敗筆，對國民黨造成傷害無以復加。

甚麼是「同舟共濟」？
難道還要結合外部或國際勢力共同打擊中共政權嗎？
中共治理偌大的國家，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他們有他們的方式，不需跟著西方亦步亦趨，重要的是，而今已見成效。我們台灣不宜跟著外國勢力拿香跟拜，頤指氣使，對北京說三道四，那才是「適足以害自己」，對台灣自己無益處。

陳文：『「愛之適足以害之」！古有明訓，這既是說北京對香港的「愛國」，也是台灣對香港的「撐民主」。覺醒吧！』

輝批：北京他們認為對的事，有益於社會安定發展、維護國家尊嚴的事，如何要他們「覺醒」呢？

大陸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幾天前剛結束。這次會議最受外界矚目的是通過了《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被外界稱為《愛國者治港法案》。這個法案授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改香港的選舉相關法律，主要是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各項選舉的候選人的資格，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即符合所謂的「愛國愛港」要求。

《愛國者治港法案》一通過，美國、歐盟、英國、澳洲、日本、台灣等等的批評譴責聲浪如排山倒海而出，抨擊中國此舉損害香港的民主和自治。反中者若真在乎民主，就應該尊重大陸的國會全國人大所代表的14億民意(2,895票贊成、0票反對、1票棄權)。香港的高度自治自始就是由全國人大所制定的《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全國人大自然有權適度修改相關法律。「愛國者治港」雖然排除少數香港人的被選舉權，仍然符合「港人治港」。

正常的國家或地區實行選舉民主，不會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來審查並確認候選人符合「愛國愛鄉」。因此大陸人大通過的《愛國者治港法案》讓人覺得突兀。然而香港本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地區，而是一個過去的殖民地。「反送中」運動時，很多香港人舉著美國、英國國旗反對中國和香港政府，顯示很多香港人確是愛美國、英國超過愛中國。正常的國家或地區自然會「愛國愛鄉」，不需要候選人資格審查，但是香港並不正常，只好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其實，國家的公職人員，包括官員和民意代表，應該愛國，根本是天經地義的。「愛國者治港」有什麼錯？

大陸要實施「愛國者治港」是情非得已。假使反中者選上香港行政長官以及多數的立法會議員，在美、英的鼓動之下，民粹化的香港極可能走上獨立之路。然而中國人絕不可能接受香港獨立，中國因鴉片戰爭戰敗割讓香港給英國，經過超過150年才終於收復，怎可能接受再次喪失香港？為了避免出現不可能接受的香港獨立，大陸實施「愛國者治港」是未雨綢繆的明智之舉。

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大約始於兩年前，造成暴力衝突、社會動盪、經濟不振，至今沒有完全復原。大陸因此制定《香港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法案》，而港府持續逮捕控訴涉嫌違法的香港民眾。香港淪落這樣處境是咎由自取。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意識形態差距巨大，卻常自以為優越，其訴求自然無法得到大陸人的認同；而部份香港人聯美、英反中，更觸犯中國民族主義的大忌，怎可能有好結果？

部份香港人因為暴力活動或違反《香港國安法》，被追究法律責任。美、英和一些相關國家聲稱，為了支持香港民主，願意接受香港人的移民。不過這些國家似乎仍要求港人移民須達到特定的財力門檻，因此這些國家的接受港人移民，其實是為了自身利益，而非什麼香港民主。香港人不過是被美、英利用來擾亂中國發展的工具，可惜很多香港人始終看不清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