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吃牛肉的演變歷程 | 劉佳妍

眾所周知,台灣人早期是不吃牛肉的,原因不外乎牛是農夫的夥伴,牛是有智慧的生物吃了會有報應等等。而在韓國民間基本上跟台灣是一樣的。

在階級社會嚴明的朝鮮王朝,呈現了貴族、地方首領和平民兩樣情的局面。朝鮮牛肉是當時朝鮮王室成員和各貴族可以享用的專門美食,因為貴族不需要農耕以及各種重力勞動,牛隻自然就不必拿來當作交通運載和耕作的工具,牛隻這樣高級的肉品自然就成為朝鮮王室和貴族及各地方首領豪族桌上的佳餚。

但是當時非貴族的朝鮮人民是不吃牛肉的,還以家中牛隻多寡來判定財富的多少。倘若不符合身分地位的人食用牛肉,下場則不言而喻。若未經過國家核准就食用牛肉的話,甚至可視為是要掠奪王位的逆賊。朝鮮王朝明宗時(1534年-1567年),朴世蕃在國王即位初期與一群住在社稷洞的武人捕捉牛隻,因此以「逆謀之嫌」的理由被處決。朝鮮王朝前期武人南怡(1441年-1468年)為了調養滋補體弱的身子而吃了牛肉,也以國殤中的理由被逮捕;當時還在他家的廚房中發現了幾十斤的牛肉。

朝鮮王朝(1392年-1897年)以來,牛肉的消費數量是非常可觀的,因此從朝鮮太祖李成桂(1392年-1408年)以來,多次發布禁止或限制隨意屠殺牛隻食用的命令,「太宗十五年(1415)因乾旱嚴重,王撤膳(肉膳)斷酒,並令大小人員不得食牛肉。自死之牛肉亦由京城內的漢城府課稅,京城外則有官方明文後,方許買賣。違者亦依律論罪。」當時是因為旱災導致需要大量水源才能飼養的牛隻短缺,但也可以看出之所以成本如此昂貴,就是因為飼養所需的必要條件非常的高,牛隻才會成為如此昂貴的食材。

到了現代與當代,因為農業養殖技術的進步,韓國朝鮮牛是歐洲牛與韓國牛的混血種,成為與日本和牛競爭的一種肉類產品。現代韓國和美國關係日趨緊密,美國牛肉比起韓國牛肉更加便宜,韓國內部針對這個問題有過爭論,甚至還為此做過專門的實驗研究。

主要是韓國牛肉的飽和脂肪酸和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都低於美國牛肉,這讓韓國牛肉在香氣和風味上完全擊敗美國牛肉,但是肉品不是只有香氣和風味,美國牛肉一般在蛋白質含量與水分上都比較高,因此在肉的咬勁和口感上勝過韓國牛肉。

這樣的現實因素為什麼會造成爭論呢?這是因為韓國烤肉照理來說應該是用韓國牛肉烤,但實際上美國牛肉的特性更適合韓國烤肉的烹調方法,因此韓國從以前只要有牛肉就是高級,到現在討論哪種牛肉適合何種烹調方法的演變,再再顯示牛肉長時間左右了韓國的飲食文化。

韓國網路與心理戰現況和借鑑-應用於影視流行產業 | 劉佳妍

很多人都對韓國流行文化這幾年飛速竄起感到非常的好奇,其實這是因為影音和國防工業的結合,造成成功的資訊心理戰的結果。

大韓民國的網路司令部是心理作戰的主要作戰中心,而過去韓國將心戰廣播用在對北韓的心理作戰,包含對象是朝鮮人民軍和北韓人民。這些作戰技巧從過去原本只有心戰廣播器,現在還加上LED看板以及著名KPOP團體的歌曲,在李明博當上總統之前,主要都是單純由大韓民國國軍用來心戰北韓,但是在李明博當選總統之後取消了陽光政策,當時韓國演藝文化已經在亞洲部分國家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韓國政府除了砸下重本力推之外,也借重軍方過去心理作戰和網路戰的經驗,用影音、圖文去行銷韓國流行文化。

我們先看看韓國網路司令部的組織圖:

韓國過去利用網路做心理戰的實際技術,包含流行歌曲取代傳統招降老歌,並將其同步影像化和影音化,同時在兩韓邊境部署心戰喊話車、洗腦式LED字幕牆以及在軍方經營的網站散播朝鮮金氏政權負面消息,這些手法現在已經不單單只是被用在對北心戰,也被用來行銷韓國流行文化,上面的洗腦式LED字幕牆相關技術被用在演唱會後面的背景電子看板,所以韓國流行文化崛起變相來說是資訊戰的後果。韓國的全民國防是真的做到軍民雙管齊下。

韓國《國家網路安全戰略》著重於確保網路安全的願景及目標設定。該指南手冊共27頁,內容包含加強網路威脅應對能力之措施、資訊和安全產業的發展願景及國際合作之措施。其列出3大原則:
一、調和人民基本權利與網路安全;
二、須以法治為基礎推行網路安全活動;
三、成為國民參與及能相互配合之體系。

其中第三項成為國民參與及能相互配合之體系,這一點非常的重要,因為它又可以細分成三個小項目:
1. 保護「產業2.0」時代之原創技術;
2. 建立安全網路空間,提高公眾信任度;
3. 增加國際夥伴關係,並促進合作機會。

這三樣是當代國防中最重要的心理戰和資訊戰的要素。這些原本用來心戰北韓的軍事動作,因為韓國的全民國防政策被用在了文化產業和影視業,包含對每一位KPOP成員包裝、對每一首歌的mv設計、每一次演唱會的背景和歌唱者的服裝等,這些都能吸引觀眾眼球,使觀眾成為每個團體和當紅影星最重要的鐵粉。因此每一擱在youtube上面串流的韓國影音,基本上都能破萬讚,並且有著幾百萬的觀看次數,這就是國防產業和文化藝術影音結合的成果。

另外一個優勢就是韓文本身,依據台灣韓國情報站的研究,2020年12月1日,韓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韓國男團防彈少年團(BTS)第五次登頂美國告示板(Billboard)200強專輯榜,再次創下新的歷史記錄,其單曲《Life Goes On》更攻下百強單曲排行榜榜首。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曲歌詞除了副歌部分使用英語以外,其他幾乎均為韓文。一首以韓文為主的歌曲,登頂了美國的告示榜單曲排行,是韓國的第一次。同時這也是繼《Despacito》之後,史上第二次非英語歌曲登頂 Billboard。這其中最關鍵的原因自然就是韓文主體性和特殊性的確立,跳脫掉漢文化本位和「天朝事大主義」文化的韓國,透過語言和文字乘載韓國為主體的軟實力,對韓國而言韓文不單單只是韓國文化的承載文字,也是韓國在行銷自身文化產業時,力與美的具體呈現。

我國在借鑑大韓民國網路心理戰時,必須知道韓國是以對付北韓政府和朝鮮人民軍為主,但是拉攏北韓人民成為朋友的懷柔政策。換言之,韓國透過文化軟實力的心理戰爭,並非建立在仇視朝鮮的基礎上,而是針對金家建立的主體思想極權暴政。這一點中華民國國民和政府不可不深思,同時也必須正視自身為全球最大華文出版大國,將其和我國原有的心戰能力結合,方可達到最大效能。

日本殖民台灣與韓國的不同 | 徐百川

韓國人反日,台灣人親日,源於日本對韓國與台灣的殖民史是不同的,因為當時韓國與台灣兩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

韓國被日本統治時韓國的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保留了下來,如果日本想要完全除滅的話,是會激起韓國全民抗日的。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尊重韓國的體制結構和文化,以綏撫韓國人對日本的歸順之心,因而韓國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支柱並未倒下。

而台灣就不同了,割讓之後上層統治階級與社會精英全都逃往大陸走避一空,下層民眾都屬於渡海討生活的農工階級,起而抗日的民間精英人士原本就稀缺,力量也單薄,又被屠戮殆盡。割讓後不到十年整個台灣頓失民族精神的依持,文化根基又脆弱,一般人只能聽天由命為生存而生存,易於滋生順民心態。

所以精明能幹的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極為奏效,就很容易壓制了台灣人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反彈心理。後來還洋洋得意自我表功,說他看出台灣人「貪財、怕死、愛作官」的性格,顯然他忘了他屠殺的至少11950抗日台灣人。後藤成功地使得台灣人逐漸成了順民,在這個基礎上,所以日後日本能夠順利推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徹底醜化中國民族的奴化教育,這是日本在韓國做不到也不敢做的。

日本先進的現代文明也就很容易地成了台灣人新的精神指標,使得台灣人喪失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氣節,傾向於對日本逆來順受。許多地主仕紳為求自保,甚至投靠日本想要分沾壓榨台灣人的餘瀝,也積極日本化(當然也有一些是不得不順從而出於虛與委蛇),他們形成了台灣新的主流精英階級。此外,還出現了一批崇尚日本、依附日本而出人頭地的「三腳仔」。這些地主仕紳和「三腳仔」對日本人恭順服貼,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以說日本話,吃日本料理,穿和服照相驕其鄰里;能夠幸沐皇恩成為改過姓氏的「國語」之家,視為無上光榮,這在韓國是難以見到的(在韓國改姓氏是強制,在台灣是恩准)。這些精英階級都有資格和財力讓他們的後代受到較高的日本教育,自幼薰陶在日本的文化與民族的觀點下,使得這些子弟完全皇民化,成了台灣人精英之中的精英。

零星存在的私塾到皇民化之後才受禁止,漢文的傳承維繫了一些人的民族血脈;有些人在與日人同校時,一些個性剛烈的學生在受到日本師生歧視和欺凌的羞辱之後,也不乏有人產生自覺的民族意識。是以第二代的台灣人還是有人承續著中華意識和反日情緒,如蔣渭水、賴和、楊逵、張深切…等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壓制下,只能遮遮掩掩地在筆會、文集等文人的小圈子裡流露,得不到社會的共鳴。敢對日本政府提出訴求爭取台灣人權益的蔣渭水,在一次演講後還遭到政府當局唆使台灣民眾對他丟擲泥巴,當時的政治氛圍已經完全為日本所主導。

皇民化之後,在崇揚日本、詆毀中國的教育下,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衰亂落後的祖國自然成了鄙棄的對象,許多青少年已經是恨不能生為日本人。日本人全力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當然也就獲得了這些皇民仕紳、三腳仔與台灣青少年的熱烈響應,深慶自己幸何如也!能夠有機會升格成為日本人,『一思及此,感恩之情泉湧不已』,視如皇恩浩蕩的再生之德。

韓國在日本的統治之下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二戰後有位台籍日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原臺籍日本兵的賠償與交涉簡史|賈忠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臺灣)日雙方開始協商二戰時期原有臺籍日本兵之賠償事宜,但當時日本政府堅持,因為臺灣已經歸還中華民國,在不具有日本國籍身分的情況下,這些原臺籍日本兵與軍伕不能與日本人等同享有日本政府所訂之【恩給法】及【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之權利。再加上【中日和約第三條】中明訂──「關於日本國及國民在臺灣及澎湖之財產及其對於在臺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 之處置,及該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本國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國及日本國國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理辦法。本約任何條款所用『國民』及『居民』等名詞,均包括法人在內。」因此要整合求償有相當難度。直到日本與大陸於1972年9月27日建交之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口頭終止與中華民國所簽訂的【中日和約】後,反倒比較容易展開對日求償的作業,但求償的工作結果仍舊是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有求償的項目相當繁多,如──臺胞被徵服兵役勞役傷亡者之撫恤金、應領未領之薪金、軍郵儲金、駐外銀行存款、現今引換證(兌換券)在臺之保險金…各種公債(如第一次界大戰結束之德國馬克)、郵政儲金、補償費等。而日本政府除了搬出法令阻擋外,也反過頭來要求我們必須協商賠償原居住於臺灣地區日本人在遣返日本之後所留財產之補償。

依據日本厚生省於1973年4月14日公布的資料,臺灣出身軍人軍屬共計207,183人,包括軍人80,433人、軍屬126,750人,死亡者30,304人,其中合祀於靖國神社者為27,864人。上述數字因之後陸續更正,至1990年9月,依據日本厚生省援護局業務第一課公布的數據,臺灣出身者207,183人中戰歿修正為30,306人。分別是(以原有的30,304人來計算):

海軍特別志願兵及徵招常備兵:631人;

陸軍特別志願兵及徵招常備兵:1,515人;

海軍徵招軍屬:11,304人;

陸軍徵招軍屬:16,854人。

但最初我國內政部所記載之陣亡臺灣兵人數卻高達42,678人,之後經「亞東關係協會」和日方仔細比對後,刪除部分重複登記的名字後,最後確認實際陣亡應為32,806人,重傷者有327人,傷亡總數共為33,133人。不過日本在「靖國神社」內卻只祭祀了28,863名(柱)為日本犧牲的臺灣英靈(包括「高砂義勇隊」,此為2001年10月的統計數字),先不管他們被迎祀於「靖國神社」是否合宜,單單這個數字就與上述所列的傷亡數字有相當差距。曾任國史館文獻館第一任館長的劉峰松(前文建會主委翁金珠的夫婿)就不客氣的指出,日本人把這些臺灣人都:「……失蹤消失在歷史舞台當中」。最糟的戰後有137名臺灣人被列為戰犯,其中有26人被判處死刑,經確認者為21人。由於日本政府一直未對當時服役的臺灣兵賠償,因此從1977年開始,有5個臺灣民間團體合力開始跨海對日本政府要求給予包括當年的軍事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以及海外日本兵軍餉等的補償金。這期間遇過不少詐騙事件,之後經「亞東關係協會」與「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共同的努力,終於讓日本政府於1987年9月11日在眾議院,18日在參議院通過支給臺灣人原日本兵死亡及重傷者遺族「弔慰金」案,除了發放每位陣亡者遺族200萬日圓的「弔慰金」外,日本政府還另加撥事務費4,700萬日圓,作為委託中(臺)日兩國紅十字會之發放作業金,發放作業原本計畫自1988年起開始發放,預計以3年的時間完成所有發放作業。(當時120日元可兌換1美元;美元與新臺幣的平均匯率為27.37元;200萬日幣約等於43~46萬臺幣),但實際上卻拖至1995年才開始發放。另外這數目僅為日籍日本兵慰問金的十幾分之1,而且許多現在還活著的二戰日本老兵,日本政府每年仍編列大筆預算來照顧他們,這些對臺灣人是極度不公平的。不過這還算給的多的,到2000年後才得到補償的臺籍日本兵只能拿到兩三萬元臺幣的補償金而已。時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纂李展平就指出,許多臺籍老兵認為這個金額是一種嚴重的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

另外,早在1977年夏天,靖國神社就把臺灣出身的27,800名軍事、文職人員的合祀通知書交給一位來日的臺灣人,希望由他將合祀通知書轉交給這些人的在臺遺屬。但卻意外引爆了前殖民地人民於靖國神社的合祀問題。很多臺灣人不滿沒有得到任何該有的賠償,只得到一張合祀通知書。於是向法院提起訴訟,並要求取消合祀。同一年來日的臺灣高雄市的一名雜貨商憤怒地說:「我父親作為日本軍的文職人員被拉走後,再也沒有回來。聽說是在菲律賓陣亡的,可我們連戰死通知書也沒收到。1970年,收到了靖國神社的合祀證明。但是,被半強制地帶走含恨而死的父親,沒有征得遺屬的同意就被祭祀在作為異國宗教設施的靖國神社裡,對此他一定會感到憤怒的。不要再用這種方式侮辱臺灣人了!」1979年2月,來自臺灣的原住民(日本人稱高砂族)代表更趕赴日本向靖國神社提出撤銷合祀的要求。但是,他們的要求遭到了靖國神社的拒絕。此後包括韓國遺屬在內的要求撤銷前殖民地出身者合祀的要求都被靖國神社拒絕了 。

靖國神社拒絕撤銷合祀的理由,從當時的靖國神社副宮司池田良八的下面這一段談話中可以瞭解:

「戰死時他們是日本人,所以死後不可能不是日本人。他們是作為日本的士兵、懷著死後能被祭祀在靖國的心情而戰死的,所以不能因為遺屬們的要求就撤銷合祀。既然是他們自己要求和內地人一樣協助作戰,自己要求作為日本人參加戰鬥的,那麼,被祭祀在靖國神社就是理所當然之事。在臺灣,大部分遺屬對合祀是持感謝態度的」(載1987年4月16日《朝日新聞》)。

撰寫靖國問題》這本書的作者──高橋哲哉就很不以為然的指出,池田的這番話使人們不得不認為雖然戰後幾十年過去了,靖國神社的殖民主義本質仍然絲毫沒有改變。因為「戰死時是日本人」,前殖民地出身的陣亡者就永遠得作為殖民統治下的「日本人」當宗主國的「囚徒」。說他們是「自己要求和內地人一樣協助作戰、作為日本人參加戰鬥」的,世上還有比這更自以為是、更傲慢無禮的邏輯嗎?如果這不是殖民統治者對被統治者抱有的自以為是和傲慢無禮的態度的話,又是什麼?

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1990年9月,依據日本厚生省援護局業務第一課公布的數據,(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臺灣出身者207,183人中戰歿者30,306人,朝鮮出身者242,341人中戰歿者22,182名。以死亡率計算,臺灣人將近15%,高於朝鮮出身者的9%,負傷者更是不計其數。若再以當時的人口數計,朝鮮半島人口約2,500多萬,而臺灣人口約600多萬人,可知二戰期間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繳納的「血稅」之苛重。

參見──

(Ⅰ)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文英堂),p26。

(Ⅱ)馬樹禮:《使日十二年》(聯經出版),p117~142。

(Ⅲ)鍾淑敏、沈昱廷、陳柏棕:《由靖國神社【祭神簿】分析臺灣的戰時動員與臺人傷亡》(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