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鄧小平說，姓資姓社“不爭論”。
為什麼？
不該爭論、不屑爭論、不值得爭論、不需要爭論、不該在當時、當地、當事上爭論？．．．？

沿著這些問號，中國人本應進行深入的探求、發展，達致飛躍。惜無鄧小平之睿智、宏觀、開放、權威。以致二十年來，中國思想、政治、理論了無新意，吃盡老本。

沿著“不爭論”後的問號。可否這樣續文：
資與社，不過近現代經世濟國的兩種（技、末）方法，哪裡有路線、道路、方向（本、體）的玄乎。

只不過，當年血火相拼、生死搏鬥的集團因政治對立、歷史局限、認識尺度而人為誇大了二者的不相容處與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人為地忽略了二者的相容處與經濟措施的性質。

現在不僅是不爭論，
而是應當在研究二者傳統對立的同時認真思考、探索二者之間相似、相同、相通、相容、相互轉化、相互補充的可能、依據與現實方法。

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合理邏輯
或就是資、社共和，
就是不同政治面共存、共生、共競、共贏、共和，
這，或就是中國式的共和主義，
也即是源自幾千年前而今再復興光大的中式和文明！

戈巴契夫與鄧小平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主導了蘇聯與中國的改革，結果前者失敗，成為蘇聯和俄羅斯的罪人，而後者成功，成為受人尊敬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年蘇聯和俄羅斯的工業化程度領先中國不少，戈巴契夫理應比鄧小平容易成功，結果卻相反。為何？從兩人的經歷可以看出端倪。

鄧小平身經百戰，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他持續擔任大部隊的政委，肩負一個大區域(如華中、西南)的軍政全責。中共建政後，1954年鄧即已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他卻「三落三起」，到1978年才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推動改革開放時已74歲。

根據維基百科，1931年戈巴契夫出生在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屬北高加索）。他於1955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獲得法律學位，畢業後回到家鄉。戈巴契夫起初任職於地方共青團組織，迅速獲得升遷。1963年，他被提拔為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部門的黨委領導。1970年，戈巴契夫被任命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黨委第一書記。雖然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只是面積6.6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百萬的小地方，這邊疆區很受蘇聯高階領導人的重視。作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的負責人，戈巴契夫在1971年自動成為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1978年戈巴契夫離開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開始其中央任職，起初進入中央委員會裡的農業秘書處。1979年，他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年後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在安德羅波夫統治期間（1982-1984），戈巴契夫已成為最活躍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安德羅波夫去世後，繼任者契爾年科隔年又去世了。1985年戈巴契夫被選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即蘇聯的最高領導人，時年僅54歲。

鄧小平的一生經歷極其豐富，曾「三落三起」，並且在1952年進入中央以前，曾擔任大區域的地方最高長官多年。對比於鄧小平，戈巴契夫在擔任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之前是一生順遂、少有波折，他只在家鄉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小地方曾經獨當一面，1978年進入蘇聯中央，當時蘇聯共產黨的高層已有需要大幅改革的共識，戈巴契夫適時表現為年輕的改革派，雖無特別突出的貢獻，很快就獲得共產黨高層的欣賞並賦與權力。

一個大國的大幅改革絕不容易，以戈巴契夫的資歷，他對蘇聯根本缺乏全面的瞭解，他要改革蘇聯的制度，就像瞎子摸象，也像小孩玩大車，根本毫無辦法，於是他只能試圖照抄西方的制度，因此被西方的顧問（包括政客和資本家）騙得團團轉，導致蘇聯的解體和經濟崩潰。

蘇聯共產黨犯的大錯是挑選出戈巴契夫這樣沒有多少治理經驗的人擔任最高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絕不會犯這樣的錯誤，譬如習近平在擔任最高領導人以前，已經擔任過浙江省和上海直轄市的地方最高長官，治理經驗非常豐富。

第一份對台白皮書，應算在鄧小平的頭上。

江澤民在1995年之前，還沒抓到實權。他有實權的證據就是95年初發表了江八點，這八點才是他的東西！是他在兩岸議題上首次向世界發出了啼聲！

江澤民89年因六四風波上台，當上了總書記以及第三代領導核心，但誰都知道，第二代領導核心仍然在視事，要不然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就不會有人理了！

江澤民真正掌握軍權也是95年才開始，雖然江在89後就因鄧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而兼任了這個位子，但鄧讓老將劉華清與張震復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實際上架空了江的軍權，一直到95年江才藉劉、張矛盾，以及鄧實際已因健康惡化不能決斷政事，拿下了軍權！

所以，第一份白皮書當然是鄧小平拍板的。江在這份白皮書中的份量很輕，只有願與國民黨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的主張，掛在他身上。而實際上，這主張究竟是他的還是鄧的，還很難說。

可是，他剛掌權，李登輝就去訪美，權力還沒有穩固的江，就只能聽任鷹派將領以試射飛彈發洩怒火！

第二份當然就是江自己的，這不必說了！這時鄧已去世三年了。但老李都提了「兩國論」，這份白皮書的公布很被動，也是最憋屈的時刻。這時，中國連WTO都還未加入！在國力的限制下，面對兩岸的情境，說多難受就多難受！

習近平提第三份白皮書，真的已然不可同日而語！不但有了劉華清當年羨慕不已的航母，甚至還有了電磁彈射器，戰機則隱形的戰鬥機、艦載機都已陸續問世，連隱形轟炸機都快完成了；探索太空的事業更到了月球背面、帶回月壤，在火星上逡遊，建了太空站。

藍、綠只會叫一下反對！能改變什麼呢？歷史的大勢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時毛澤東在中國，是黨，是政府，是真理。他去世時留下來的是，一個全面落後的中國，等著奪權的四人幫，繼承人華國鋒，和一個三次被鬥而沒死的鄧小平。

不到一個月，10月6號，在毛澤東評語中「忠厚少文，不蠢不笨，大公無私」的華國鋒一舉拿下四人幫，而且為暫時穩定局勢，在治國方面，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安定政局。

華國鋒拿下四人幫，然後再用兩個凡是，穩定政局，對中國的國運，至關重要，所以最近在華國鋒100週年誕辰時，中國官方對華國鋒的評論是「做出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永垂不朽」。

此時中國已經明顯知道毛的那一套不行了，要改，但是怎麼改，不知道。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這篇文章，表現出中國現實主義的特點，走出準備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12月25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兩個凡是」，華國鋒隨後作了自我批評，並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一刻，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結束，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態度和方法很簡單，就是：

1.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
這個其實就是不要講什麼大道理，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管用最重要。

2. 摸著石頭過河
第一，河必須過，改革必須進行。
第二，沒有橋，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世界上任何方法，可搬的搬，可用的用。
第三，但是水可能很深，要摸索著過，有風險。
第四，慢點走，站穩了，再走下一步，多實驗，成功了再推廣。

總之，改革開放強調探索，也強調穩妥。下列為三個重要的實例：

1. 傻子瓜子

年廣九(人名)，賣的瓜子又便宜、又大、又好吃，所以一下就打出名號，他自己乾脆取名「傻子瓜子」，因為生意越做越大，一個人忙不過來，雇了100多個人。一時間輿論譁然，這不是解放前的資本家又回來了嗎？當時就吵成一團，鄧小平不爭論，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三年之後，確認個體戶及行業不會對國有企業構成危害，所以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這是一個標準的摸著石頭過河的例子，解決了大陸個體戶的問題。

2. 包產到戶

1976年，大陸還是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可是收成低下，大家都吃不飽。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生產隊的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子的土地公開承包。結果第二年成效大好，18戶農民裡有12戶，生產的糧食超過了萬斤，油料產量超過自開展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民收入增長6倍。

隨後一些別的村也效法，事情變大，就引起激烈的爭論，認為「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向，犯的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錯誤。最後數字一再表現出，包產到戶的生產都大大增加，而堅持「大鍋飯」的村，只是平產或者減產。1980年，鄧小平以數字說話，一錘定音，198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開放雙包到戶，確定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責任制，從此中國農業走出人民公社。

3. 經濟特區

冷戰時代亞洲四小龍利用這樣的經濟策略，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缺乏對外經濟交往經驗與法律系統不健全的形勢下，建立經濟特區，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1979年7月，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市試辦為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允許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建設上以吸收利用外資為主，為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這就是「試點」。由於經濟特區的成功，而後衍生而出的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現在更有海南島全境，及新疆等多地經濟特區的成功，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濟特區，從開始的採用，到以後的推廣，充份表現出黑白貓理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但是中國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一些有關國運的重大事件，能早一天完成就早一天，一天都不願意等，下面列擧兩例：

1. 恢復高考(等同台灣的大學聯招)。鄧小平1977年7月復出，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主管科技教育，當時1977年的高考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他不願意等到1978年暑假，所以決定就在1978年初的寒假恢復高考，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隨後恢復知識份子的榮譽，全國開始重視教育。大家都可以了解，這個決定對整個國家前途發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2. 盡快確定全國幹部的退休制度 (參見《大陸的官員任免制度：選賢任能、問責究責、限齡退休》)。

早上抓住時間看看明清史上的一些改革，對比中共的改革開放。

明代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是具備跨時代意義的大事。這代表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人口資源的解放，以及政府稅收結構開始大幅度轉變。過去左派史學家稱之為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期。一條鞭，簡單說就是承認過去戶口與田土登記的虛化，不把人綁在土地上，可以自由進入市鎮從事工商經營或者進入工坊。政府開始加強對商業與手工業經營者課稅，而慢慢降低對田賦的依賴。

一條鞭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過去的戶籍與土地登記已經失靈，地方政府沒有賴以徵稅的依據，或者甚至根本抽不到稅。朝廷也一樣，國庫因此而走向空虛，這對已經危機四伏的明朝來說可謂生死交關。

一條鞭改革是從張居正主持朝堂後才開始的嗎？完全不是。事實上，在嘉靖、隆慶時期的嘉興、松江、寧波等地方政府已經默默實行，甚至是冒著被朝廷降罪的風險開始試辦。各種不一樣的名稱，如鞭法、一串鈴法等等，而且慢慢收到效果，農村、城鎮、地方政府、朝廷可說四贏。江南地區的水稻農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與勞力成本投入，所以佃戶特多，這種稅法也代表了朝廷的力量持續由地方基層撤退，讓農村秩序重整，真正形成地主主導經濟的局面。

張居正深知晚明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所以開始大刀闊斧改革，希望有所挽救。他用朝廷的名義正式承認既成事實，將這套稅法頒布天下，全國一致通行。這使得明朝政府的財政一度好轉，帝國開始了數十年的迴光返照。這樣民間冒險先行，朝廷後來跟上的方式，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這固然反映了官僚集團部分的僵化，但是也側面證明了民間活力的充沛以及部分地方官僚願意有所變通。

當年滿清統治台灣的模式，其實與上述也很類似。滿清政府收台灣入版圖後，一開始的確將這裡視若邊陲省分，類似像雲南、新疆的狀態，所以比較消極。但是因為朝廷沒有積極管轄，反而讓閩粵地區的移民在這個島上迸發出甚大的活力。台灣就在這些充滿著粗俗、野性、但是積極進取又時常強搶豪奪的羅漢腳手上逐漸開發完成，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竟然成為中國的東南穀倉，一個新移民開墾下的成功案例。

台灣成功的關鍵，反而是朝廷的消極以對。若積極管轄，給予各種限制，那是否有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未知數。今天台灣的主流觀點竟然以清朝對台灣長期消極以對為理由，來側面證明大陸無愛於台灣。那可以反問，若朝廷給予種種管轄與限制，今日是不是又要說，朝廷的專制荼毒所以影響了台灣開發？

到了近代，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當年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模式，讓中國大陸民不聊生，民間活力徹底窒息。1978年，本來年年吃不飽的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與村幹部，冒著被鬥死的風險，按下18個血手印，將整村的田地按照各戶的生產力平分，所謂的「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改革就此到來。這與毛時代的共產主義對著幹，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一年後，該村的農產量激增5倍，全村吃飽外還可以幫忙旁邊的幾個村。消息傳出，其他各村紛紛仿效，並且震撼了全中國大陸。農村在短時間內真正獲得了溫飽，這是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第一聲胎音。

還好鄧小平已經完全地當權，所以拍板定案，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整個社會奄奄一息的狀況立刻扭轉，中國的命運就此發生改變。其實這就是把人民由公社鬆綁，開始可以追求自己的財富與前途。而小平先生，與當年的張居正的角色其實沒有兩樣。這讓中國開啟了幾十年的榮景，中國人的智慧與勞動力得到解放，取得驚人的成果，否則當然就沒有今日的中國。

我們讀歷史要懂得辯證地去看問題。官僚與人民並不一定絕對對立，在一定的條件與狀態下，官僚與人民可以互相照應，歷史進程的推動就是這樣逐漸完成。

前兩天，中共的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剛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百年黨史上的第3份歷史決議。前兩份歷史決議分別確立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而這第3份歷史決議則肯定習近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毛有建國的大功，鄧有改革開放的大功，習近平憑什麼能與毛、鄧比肩並列？

習近平主政9年，政績豐碩，至少包括：嚴懲貪污，加強環保，整軍建軍，整體脫貧，安定香港，新疆反恐，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執行一帶一路政策，抵抗美國的全面打壓等。這每一項都是大功績，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基礎。政革開放雖然釋放中國的巨大動能，卻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習的重大貢獻是把改革開放納入章法、納入正軌，使中國逐漸成為依法而治的現代化國家。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常態，私有制是例外，只允許少數很小型的私有企業。因此改革開放要實行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完全無法可依，甚至是根本違法；也不可能事先及時立法，因為在沒看到私有制的好處之前，習慣於公有制的人們，包括中共，都不可能支持改制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艱難)。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因此只能交給地方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即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譬如，公有制沒有徵稅的制度，地方官員於是與私有企業自行協商稅額。

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例如，直到1999年才制定《合同法》，2007年才制定《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讓市場經濟逐漸有法律可以遵循。各地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造就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因為沒有章法、無法無天，也導致許多弊端，如大量的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後者多半因為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官員政策或企業行為的損害而聚集示威抗議，甚至造成衝突。

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的根源相當類似，大多因為官員有幾乎不受約束的行政裁量權，亦即沒有法治的緣故。法治不僅要立法，更要能執法。各地官員已多年習慣於自行其是、無法無天的施政方式，並從中獲利，要他們戒除積習、放棄利益而改為依法施政，當然有極大的阻力。因此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大陸普遍流傳順口溜：「不反貪腐要亡國，反貪腐要亡黨」；而很多人也憂心，愈來愈多的群體性事件終將動搖國家社會的穩定基礎。

改革開放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很多人早就看出來。但是阻力太大，江澤民、胡錦濤在任時都做不到或不敢做，使問題愈積累愈嚴重。幸而習近平上台後，他意志堅定，手段高明，終能排除萬難，嚴懲貪腐，使中國逐漸走上制度化、法治化之路，使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都大為減少，才能繼續推進更上層樓的發展。習近平救了中國，也救了中共，因此足以與毛、鄧比肩並列。

台獨意識的根源並不是反蔣，也不是反共，而是反中。由於日本在台灣推行皇民化，使得從小受日本的教育長大的李登輝那一代人以做日本人為榮。光復以後的台灣史，就是皇民餘孽的興風作浪史，二二八是反中，台獨也是反中。台獨根本否定中國是祖國，李登輝主政後，就開始複製皇民教育，教導後代人唾棄中國，崇拜敬愛日本，現在又多加上美國。

汙名化、惡魔化國民黨、共產黨，台獨的反中主張才有正當性、合理性，也才能獲得台灣人的支持。為了推升台獨意識，藉由反蔣、反共而反中是必要的思想戰術。台獨除了以殘暴的中國政治文化、低劣的中國民族性格汙名化、惡魔化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權攻擊蔣介石和現在中共的威權統治。

中共不要以為讓利惠台展示善意，台獨就會心向統一。打個比方，台獨是潘金蓮，在台獨眼裡中國是武大郎，美、日是西門慶，武大郎再如何討好潘金蓮都不管用的。中共也不要以為台獨的起源是反蔣、反國民黨，以為自己與台獨站在反蔣的同一陣線，台獨就會心向中共。中共要明白在台獨眼裡，中共和蔣介石都是同樣貨色，都是反自由民主人權的威權統治，中共反蔣罵蔣，其實等於反自己罵自己。

大陸要想遏制台獨，和平統一台灣，最有效的捷徑，不是武力的威嚇，也不是讓利的惠台，而是思想的文攻，瓦解台獨意識。

中共讓利惠台使台灣經濟穩定，更加有利於台獨政權，武力恫嚇使台獨輕易操作反中牌，反蔣罵蔣使台獨打擊國民黨更加順手。中共想要統一台灣，過去採取的方式卻把效果推向反面，扶持台獨而不自知。

要進行文攻對付台獨，中共就該丟棄過去蔣、毛鬥爭時相罵無好言的政治話術，給蔣介石應有的地位。承認過去對二二八的判斷有誤，二二八並非反蔣愛國的正義革命，而是反中、愛日本的皇民暴亂。肯定蔣介石對台灣的威權統治使台灣太平安寧，經濟繁榮民生樂利。這樣也就是肯定了中共自己的一黨專政，何況中共的威權統治是民主集中制，遠比蔣介石更加優越，合理有效。

鄧小平和習近平兩人使得中國成功的崛起，已經使毛澤東相形見絀，也蓋過了北伐統一、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共產黨因鄧、習已經獲得全民擁戴、萬眾歸心，統治根基穩如磐石。

現在中共實在應該具有信心客觀評價蔣介石，承認蔣介石在台灣的功績，絲毫無損中共的威望和統治。而且必然能夠消除台獨反蔣的根據，這也有助於提高威權主義的中共在台灣的聲望，削減台獨反中的的宣傳效力，也能夠扶持國民黨。不爭氣的國民黨執政，至少能使台灣脫出台獨魔掌的牢牢控制，有利於中共統一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