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選舉式民主的反思 | 王永

1970年代末我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且參與黨外民主運動,那時候我是個「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者與追求者。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狂飆,中產階級初獲權力狂熱不止,在難以駕馭的民粹嘶吼聲中,已然間歇傳來一陣陣法西斯的肅殺氣息。曾經令我醉心的民主選舉似乎無從遏止這樣的趨勢,反倒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而後越演越烈,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20多年來社會整體原地空轉、一事無成。不唯台灣如此,90年代被西方人譽為第三波民主模範生的泰國,到了2000年之後也亂象叢生,更別說印度、菲律賓等亞、非、拉其他民主國家了。

美好,是因為民主?還是因為資本?

回顧過往200年的世界民主發展史,學者杭廷頓將它區分為「三波民主化浪潮」,倘若加上2010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則有四波民主化潮流,結局竟然是一波比一波悲慘,何故?更甚者就連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如今竟也弊端叢生、左支右絀,極端主義此起彼落,這又是何故?
於是,我從一個過去的民主制度擁護者,變成了民主的反思者。

立意良善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成為資本家集團通過「家族/代理人」所操控的天下呢?
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文化講究「程序原則」,而選舉則是實現「程序原則」的主要手段,於是西方民主就落入程序完美,忽略實質內涵的陷阱。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制表面上看似最為公平,然而人人有權的結果,恰是人人都無權,被稀釋到清水般的權利,非但無法彰顯民意,反而最容易遭到資本的操控。選民處於信息極端不對等的劣勢,民意深受媒體、名嘴、智庫、偶像、社會團體等等的誘導,最終民主淪為一場金錢遊戲,造就出一場場打假球式的「民主競賽」。

反論者或許會說,後進民主國家之所以成效不彰,並非制度之過,而是他們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不足,沒見到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不是依然風華亮麗嗎?

誠然,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確實先進亮眼、令人稱羨。然而,事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然看出他們的先進非必然來自民主制度,而是源自於雄厚的資本,而這雄厚的資本則來自不同形態的殖民掠奪。試問倘若沒了雄厚的資本,他們的民主還能亮麗依舊?還能走多遠?

「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之一,「協商」才是民主的核心內涵

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民主制度,因為限縮了選舉手段的濫用,反而更為注重民主的內涵,也就是「協商」。同時它又通過「民主協商」達成「民主集中」,於是出現一個更有效能、更能體現「民本理想」的體制。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後,得以快速的「富起來」。

相較於「票選民主」,「協商民主」注重人與人的溝通,不以大欺小、不以眾凌寡,通過協調完成眾人或黨派之間的權利對抗、行使、放棄、讓渡,將眾多個人的意志搜集、集中,綜合評量後有所捨棄與保留,可充分兼顧「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的原則。不過目前大陸對這套制度的運作,因為還在發展階段,在民主的程序原則方面猶待完備,例如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和選拔如何更具代表性?以及民主監督機制的設計建立…等等。換言之,就是當我們限縮了「選舉」這項工具的使用之後,取而代之能夠充分體現群眾意志的民主手段是什麼?這是擺在中國民主實踐前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學者哈貝瑪斯等人在反思「票選民主」弊端後,提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概念,這概念的本質就是大陸推行的「協商民主」(台灣學界翻譯為「審議式民主」)。可預見,如果中國先於歐洲一步創新完備協商民主制度,未來中國將成為引領人類文明500年的先進大國。

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思想不貧窮、不怠惰,這目標的達成是必然的。原因是,歐洲墮落了。原本西方民主的典範在英國,可惜近30年來,歐洲思潮走上了邪路,那就是選舉的極端濫用。知識界以追求「大民主」為時尚,公投漸趨浮濫,將造成民粹無止境的抬頭,使得西方式民主進一步向下沈淪。

那麼捨棄中國,還有誰能擔此重任?日本嗎?俄羅斯嗎?那變了種、以封建社會為基底的民主制度更是難堪重任的。

從南台水災追究人禍的根源 | 郭譽申

南台灣大雨成災,淹水總算退去。水退後,高雄、台南的道路出現幾千個大小坑洞,緊急補坑鋪平後,部份坑洞卻是補了又破,甚至成為表面看不出來的陷阱,造成不少車輛陷入坑洞、機車騎士摔車受傷和車輪爆胎。西南氣流帶來超常的豪雨和淹水或許是天災,淹水之後,補不勝補、補了又破的坑洞卻顯然是道路施工偷工減料的人禍。

道路施工有一定的工法程序,施工技術並不高也不難,重點是有沒有落實、依規定執行,絕不能偷工減料。根據施工法則,道路會依車輛流量及使用程度計算出道路的級配厚度,在地面底下的級配墊好後,再鋪地面的瀝青,只是地底下的工程往往容易偷工減料,外觀根本看不出級配厚度是否合乎規定,萬一監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內神通外鬼,工程品質就會大打折扣。台灣的道路經常修修補補,施工品質一向不佳,這次高雄、台南呈現的大量大小坑洞似乎可為首惡的代表。

縣市政府掌握道路的管理維修之權,幾乎是道路施工廠商的衣食父母,道路施工廠商自然知道要拉攏縣市政府官員。等而下的廠商會就個案行賄縣市政府官員,但這是違法的,有可能東窗事發;多數等而上的廠商則會在縣市首長選舉時捐助政治獻金,等到縣市首長當選後,自然會回報以道路修繕工程。縣市政府與道路施工廠商如此親密,縣市政府的監工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道路施工當然偷工減料了!可是這多半不違法或即使違法,而極難查辦。這次高雄、台南的大量坑洞雖然令群情激憤、聲稱究責,大約還是會查無不法、不了了之的。

這次高雄、台南大淹水及產生大量坑洞,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該負責(即使沒有法律責任,至少有治理之責)的原市府官員在前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的庇蔭之下,都已先一步進入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人事管理最需要賞罰分明,在高雄、台南治理績效不佳的市府官員竟能升職中央,賞罰如此不公,誰還要戮力從公?台灣的吏治如此敗壞,怎可能有競爭力?

高雄、台南的大淹水及道路大量坑洞,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其根源是,選舉民主使非法的行賄與合法的政治獻金之間界限的模糊化,這是選舉民主無可避免的缺點之一。對比之下,中國大陸不搞選舉民主,因此行賄就是行賄,無法用政治獻金遮掩,而容易查辦,有其優點。長遠來看,若大陸能厲行法治,合法/非法界限清楚的大陸其清廉度很可能可以超過合法/非法界限模糊的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