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賈忠偉

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

「國軍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兵力約 50,000餘名,日軍兵力集結在其海軍司令部附近的特別陸戰隊不足5,000名(含新登陸約3,000人),附砲20門外,另有在鄉軍人約3,600人,各艦可抽調1,600人及其他作戰人力,總共接近12,000人。國軍兵力超越日軍甚多,日軍雖有各種口徑的火砲及戰車、裝甲車,並獲得強大的空軍、戰艦支援,兵力畢竟相差懸殊。料定日軍為確保上海利益,必將派兵增援。國軍亦需增兵以擴大戰事,方可迫敵主力轉移華東。」

(1)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 193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寫下: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 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 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

當時作戰線還不是普遍使用的軍語,作戰方向就是作戰線的方向。蔣中正評 估敵我作戰方向的利弊,認為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不利中國持久作戰,由東向西,則足以長期對抗。華北繼九一八事變成為中日衝突嚴重的地區,引爆戰爭的機率最大,當時徐永昌為華北軍政要員,故得與聞決策並寫下日記。說明國民政府早在1935年入川時,已經策定誘迫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指導。從作戰觀點評析,若能誘致日軍主力南下華東沿海,由東向西溯長江仰攻武漢,則抗戰將按中國全程構想所策定的方案進行,掌握到戰爭的主動性。此案在戰略上敵我形成正面作戰,可排除側背威脅,確保中國補給線安全。在戰術上可運用長江流域的河川、湖澤及仰攻地形,限制日軍戰力發揮,利於持久作戰。」

(2)1936 年是中央政府以抗日為中心的一年,陳誠回憶: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

上述洛陽抗日大計,綜合並補充了萬耀煌和徐永昌日記的內容,對抗日戰爭的全 程構想與戰略指導有較完整的記述。為繼《徐永昌日記》,再次見到導引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記載。

國軍選擇從上海發動攻勢,可迫使華北日軍主力增援華東,打破其在華北與中國速戰速決之戰略。再者,日軍主力南下後,就不再有足夠兵力沿平漢線由北向南攻擊武漢,排除其截斷中國補給線的威脅,類似「圍魏救趙」的策略。

(3)按董顯光的記述,蔣中正在平、津失陷之後、淞滬會戰以前,已經決定主動 選擇戰場,集中主力於長江一線,引敵深入內陸,進行多線陣地的逐次抵抗,並 非開戰後才因應戰況發展所產生的方案。抗戰時期的國際宣傳由蔣中正直接掌 握,董顯光深得倚重,8年負責其事不曾更動,故能與聞決策,見證歷史,比蔣 緯國提早24年就講到轉移日軍作戰線的戰略。

(4)《時代》週刊駐華特派員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對蔣中正在滬戰初 期1937年7~8月的決策做綜合敘述:「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 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 」

西方媒體在戰地的報導,指日本計劃在華北決戰,中國則主動選擇戰場,引敵到長江下游作戰,比蔣緯國更早41年就提出相同的評論。3 人分別從參與決策、戰地 採訪及軍事觀點提出所見,均與徐永昌、陳誠所記載,在戰爭準備時期所定下的戰略相符合。

(5)最重要的是,中國不管是武力或是整體社會,遠遠無法與當時的日本相比,因此在上海租界旁發動戰爭,有可能引起列強干預,這就是原本蔣寄望──《九國公約》的一個主要原因。

資料摘自──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

偉大的八田與一|賈忠偉

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500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橫跨雲林、嘉義、臺南三地。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不過在荷據到清代,此地屬於「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在1823年以後,歷經四次曾文溪改道而陸續淤塞擴大的新沖積平原(新生的荒瘠地)。就因樣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但當時人口密度不高,間歇性的耕作,或許還能勉強讓一家溫飽,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

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林野調查」更有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此地被總督府相中,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4萬日圓興建完成──位於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北幹線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另於濁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水口,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合計幹線總長1,600公里,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使嘉南平原水田大幅增加30倍,而4年後稻獲量亦增加為4倍,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稻米、甘蔗、雜糧的年產量高達8.3萬噸,至少60萬農民因此受惠。

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之後,不得不興建「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只能改以「三年輪作」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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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汗漫書屋)。

參見──何義麟:《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五南出版社)。

參見──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營造業百年史》(遠流出版社),p58~59。

參見──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台南縣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