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對峙，蔡政府全面倒向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美國政客，尤其參眾議員，一再聲稱支持同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並刻意造訪台灣以示支持，而蔡政府則多次呼籲所有的民主國家支持民主的台灣。好像世上真有所謂的「民主同盟」？民主國家真會支持並保衛「民主」的台灣嗎？

民主國家要支持民主國家，這是自由主義的邏輯。然而美歐的國際關係理論不僅有自由主義，還有現實主義([1])。美歐不總是遵循自由主義，有時會遵循現實主義。現實主義不區別國家是否民主，也不主張民主國家要支持民主國家。

「對自由主義者來說，國際體系中存在”好”與”壞”的國家。好國家尋求合作政策，彼此很少發生戰爭；而壞國家則挑起與其他國家的爭端，傾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因而，通向和平的鑰匙在於讓好國家遍布全球。」([1]) 好國家指實行民主制度的，而不實行民主制度的就是壞國家。

現實主義者關切國家安全、權力、利益，也重視大國，並且認為，「大國行為主要受其外部環境而不是內部屬性的影響，所有國家必須面對的國際體系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它們的外交政策。…對權力的追求支配國家的思維，國家為權力而競爭。…競爭具有零和屬性，有時非常慘烈和不可饒恕。」([1])

美國的外交政策一時遵循自由主義，一時遵循現實主義，因此時有突然的大轉向，令人驚訝甚至無法接受。最著名的實例是冷戰期間的1970年代，美國從自由主義的圍堵共產中國，突然轉變為現實主義的「聯中抗蘇」。美國的撤出阿富汗和伊拉克，也表示當時的現實主義考量蓋過了先前的自由主義考量。

民主國家要支持民主國家，這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相近。國家間會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相近而親近，自然也會因為種族、宗教、文化的相近而親近。考慮及此，則美國勢必親近、支持歐洲國家超過台灣。台灣人對美國可別太自作多情了。

何謂民主國家，本就不精確。譬如台灣和俄羅斯都實行選舉民主制度，而其執政者都施展不少手段打壓反對黨。美國要對抗俄羅斯，就批評它不民主。美國要利用台灣對抗中國大陸，就稱讚台灣很民主。哪天美國要拉攏俄國抗中，可能改稱俄國很民主。哪天美國不再抗中，恐怕不再視台灣為民主國家！民主同盟可能隨時視需要而變化！

看看民主國家支持民主國家的實際狀況。阿富汗戰爭期間，曾經有高達15個民主盟國的軍隊隨美軍進駐阿國，但是絕大多數都態度消極，避免與塔利班游擊隊作戰，最後老美的結論是，盟友大多是廢物(參見《美國的阿富汗報告》)。這不難理解。美國身為覇主，有號令天下的好處，其民主盟國沒有什麼好處，因此應邀出兵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民主同盟」是相當虛幻的想像，其中只有覇主美國比較實在，然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在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搖擺不定，若現實主義當道，就不管什麼民主價值了，因此依靠美國和「民主同盟」保衛台灣是絕不可靠的，甚至是緣木求魚啊！

[1] John Mearsheimer《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14；初版：2001)

蔡英文總統重新肯定蔣經國的歷史定位，雖然綠營內部有雜音，而且是有選擇性的，無論如何這是聰明的一步，是藍綠大和解的重要一步。

在此我要提醒蔡總統別再把鄭南榕矮化為台獨烈士，因為如此，只能獲得一半國人的尊敬與肯定。

基於與鄭多年的相處，彼此相知相惜，我寧可對他追求100%言論自由，表達敬意，願尊他為自由主義之鬥士，是為爭取言論自由而不幸遇難。

相信菊蘭姊會同意，這也更名實相符，更能獲得藍綠兩陣營共同的肯定和尊敬，成為藍綠最大的公約數，每年4月7日紀念他的忌日為言論自由日，才真正有意義！

前年東吳大學學生社團「難容社」曾要求把主張兩岸和平的刊物《兩岸犇報》逐出校園，身為鄭南榕生前好友，還受託擔任《自由時代叢書系列》實際負責人的身分，當時我挺身說了幾句公道話，告訴東吳大學的小老弟小老妹們，你們錯了，大大的錯了！而且嚴重消費和曲解南榕爭100%言論自由的精神。

鄭南榕主張並爭取100%言論自由，是因他是殷海光的學生，殷是自由主義的倡議者，自由主義的真諦是尊重異己，包容異見，「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但我要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鄭就學於台大哲學系，這是一個標榜繼承北大精神的大學，蔡元培主持北大時就是持兼容並蓄，有容乃大精神辦學，學校有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前衛教授，也有劉師培、辜鴻銘等保守但國學底子深厚的教授。

鄭雖主張台灣人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但也尊重不支持台灣獨立的自由。鄭創辦《自由時代》雜誌，請主張台灣獨立的陳水扁當社長，也請主張兩岸統一的李敖擔任總監；他自己擔任總編輯，請獨派的胡慧玲擔任雜誌執行編輯，也請統派的筆者擔任叢書執行編輯，《自由時代系列叢書》有主張台灣獨立的書刊，也有主張兩岸統一的著作，南榕認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宜納入叢書系列，因此該叢書統獨各半，平分秋色。

雜誌部分固然刊登許世楷等台獨主張文字，也刊出江南、李敖、陸鏗等統派文字。我每週截稿日自台中北上幫忙，他負責差旅費，還支助我兩次出國到星、港、日本、美國尋找書稿，以便納入叢書系列。我因家住台中，當天晚上大多下榻南榕家的閣樓，連續住了四年。

我與南榕相知相惜，情同兄弟，後來他為抗議言論自由遭侵犯，不惜自焚以殉道，求仁而得仁，我是何其難過，何其不忍與不捨！但我對他卻只有更多尊敬和懷思，請大家務必掌握鄭南榕100%言論自由的真諦！別再矮化他，說什麼台獨烈士，否則愧對鄭南榕！

作者石文傑：中學歷史教師退休 (曾任教於台中私立立人高中、新北市立鶯歌國中、鳳鳴國中、基督長老教會台南神學院)，前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

中、美除了不敢熱戰外(因為怕引起核戰)，在硬實力和軟實力上是全方位的競爭。硬實力包括經濟、軍事等相當具體，軟實力主要是意識形態，則比較抽象，卻也很重要。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双方誰較有優勢？

自由主義已有約三百年歷史，是啓蒙時代的重要遺產。其核心是個人主義，尊重個人價值和權利，強調個人自由、財產權、隱私權等，通常會導向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以及選舉民主制度。

社會主義流派眾多，頗有差異。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初，因此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資區別。簡單說，社會主義是目標，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手段；即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高生產力，而以社會主義實現分配正義。廣義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呈現在其12核心價值觀：

• 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 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 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美國的自由主義，單獨強調自由、民主，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是多目標並重，卻也包含自由、民主(參見《大陸有沒有人權？》、《大陸民主不民主》)。自由主義特別尊重個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不僅重視個人，也重視社會、國家整體。

中、美近年的國家治理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多目標並重優於美國自由主義的單獨強調自由、民主。例如，中國的抗疫表現遠勝美國，因為中國有整體主義而美國沒有；美國堅持擁槍的自由，造成每年上萬人死於槍擊事件和社會的不安；美國雖然富裕，卻長期解決不了種族歧視/衝突問題，美國需要更多的平等、公正、和諧，而不僅法律表面上的平等；中國能投入大量資源扶助貧窮人口和弱勢的少數民族，如藏族、新疆維吾爾族等，因為中國重視平等、和諧；美國的選舉民主幾乎導致社會的分裂，當下的美國非常需要自由主義所忽略的和諧。

自由主義，是歐美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是歐美兩百年世界霸權的思想工具，而美歐至今仍掌控大部份的國際媒體，使美國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在國際上仍頗占上風。譬如，美國能在國際無端指控中國在新疆強迫勞動、種族滅絕等(參見《中國從「不自由民主」變成「種族滅絕」？》)。然而中、美近年的國家治理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多目標並重明顯優於美國的單獨強調自由、民主，不過仍須等時間來判定最後的勝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個人與整體價值的平衡並重，體現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因此中美的意識形態競爭幾乎也是中西文化的較量(大陸不願強調這點，以免美歐聯合抗中)。雖然文化一般並無優劣，我輩躬逢此盛事，實屬幸甚啊！

《第四次國家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被收錄於《一次讀懂政治學經典》(50 Politics Classics)，其作者是J. Micklethwaite和A. Wooldridge，曾分別擔任著名刊物《經濟學人》的總編輯和執行總編輯，全書的主旨在於指出，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國家都遭遇政治和經濟困境，需要再一次，第四次，的國家制度再造。

書中先以四位代表性人物回顧了過去三次半的國家革命，稱為三次半，因為第四次只成功了一半，終於半途而廢。

霍布斯(Thomas Hobbes)代表十七世紀起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彌爾(John Stuart Mill)代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逐漸擁抱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不干預的小政府，韋伯(Beatrice Webb)代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福利國家建設，政府逐漸變得越來越龐大，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代表1980年代英國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總統反對大政府的改革，但只成功了一半，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去職之後，各國政府重新回到膨脹的軌道。

兩位作者歸納出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七個原因：落伍一個世紀、鮑莫爾病(政府提供的服務多是勞力密集工作，難以用機器取代，以提高生產力)、歐爾森法則(追求特定目標的利益團體容易組織起來，追求大眾共同利益的團體則很難組成)、過度積極的政府、模糊的數學(政府的財務)、給有錢人更多補助、政治癱瘓與黨派僵局。

兩位作者雖然對新加坡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不足顯示不滿，但是認為它們的國家治理模式在許多方面優於許多西方國家，是對西方世界的強勁挑戰。

除了少數北歐小國的治理極為優異、可為典範，書中指出多數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失靈。兩位作者大聲疾呼：「第四次革命要振興自由的精神，方法是更加強調個體權利，而非社會權利。它也要振興民主的精神，方法是減輕政府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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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作者以其《經濟學人》總編輯身份，長期觀察國際政治和經濟，他們對西方世界國家治理的缺失自然瞭如指掌，使本書的資料充實，所歸納出西方國家的弊病相當精準，然而他們認為振興自由民主精神和強調個體權利，就能夠重造國家機器則頗令人存疑。

自由民主和個體權利一直是西方的核心價值，強調得還不夠嗎？若自由主義和個體權利是關鍵，西方國家的民主根本沒理由失靈。相反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權利，恐怕正是民主失靈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有錢人和有能力者自能贊助政客，助其尋求政府補助，而多數沒能力者自然支持無限度的福利國家以利其身，而政客也樂意配合，以換選票，都造成政府越來越膨脹失能。這正符合孟子所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民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西方國家若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國家再造恐怕很難成功。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其「中國模式」雖然還不完美，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強勁挑戰者，像本書作者這樣的有識之士都不敢忽視中國模式，台灣多數人卻還抱殘守缺，自以為台灣的民主制度遠勝大陸，真如井底之蛙，所見者小啊。

西方民主的主流思想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非常強調個人，包含了個人主義。社群主義也提倡民主，卻是與個人/自由主義對立的政治哲學。社群主義起於上世紀的80年代，雖曾在學術界頗受重視，但並未撼動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近年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研究者於是各自尋求拯救之道，而重新強調社群主義是提出的解方之一。社群主義能拯救西方民主嗎？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又稱為共同體主義，強調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這種信念來源於認為，人的自我、社會認同、人格等概念都是由社群建構的，與個人主義認為人是獨立個體的觀點有很大的分歧。在此社群可以小到一個家庭，不過社群主義經常在更廣大的視角下看待社群，社群是擁有共同的利益、歷史文化、居住地理區域的人群間的互動。

R. Rajan去年出版《The Third Pillar》(中譯：第三支柱，遠見天下文化)，主張「社區」應該成為民主時代「國家」、「市場」兩大支柱之外的第三支柱。社區是「一群居住在相同區域、同屬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人(人數可多可少)，通常有著共同的文化和歷史遺產」。現代國家，如美國，一般有較強的國家和市場機制，但是社區功能則偏弱，作者呼籲下放權力到社區，優化社區的功能和品質。

假使社群主義只是概念，它不可能動搖個人/自由主義的壟斷地位，因為後者已深入人心，而且投人心之所好。R. Rajan所主張的可說是社區主義，社區主義把社群主義落實到居住的社區，是社群主義的實踐和具體化 (雖然他在書中幾乎未提及社群主義)，使社群主義較有可能有具體貢獻，而超越個人/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其眾多社區的好壞差距極大，部份社區(如一些黑人社區)破敗不堪、毫無競爭力，幾乎淪為罪惡的淵藪。因此破敗的社區需要整治，是無庸置疑的。由於在個人/自由主義框架下的國家一般並無充裕經費投入社區，也由於社區主義的精神在於社區自治，社區主義並不期待國家負擔社區治理所需的大部份資源，而希望社區成員能盡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是太理想化而不切實際了，有能力的社區成員若不滿意其社區，多半會選擇移居到其他較好的社區，而不會選擇出錢、出力改善居住的社區，因為前者比後者容易得多 (這正是書中所述很多社區每況愈下的原因之一)。

理論上社群/社區主義能矯正個人/自由主義太強調個人的缺失，然而實際上個人/自由主義已經深入歐美人心，社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搶下一席之地。從過去歷史看，為了實現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和市場的力量普遍有所增強，而社區的力量則被削弱，例如居住在公寓裡的鄰居時常僅是點頭之交而已。這看來是頗難逆轉的自然趨勢，也確實削弱民主所需的社區自治，因此/社區主義並不容易實現，也就難以拯救西方民主制度。

中國大陸的政經制度其實比歐美更符合某些社群主義的精神，(部份差異在於)大陸不避諱以國家力量介入社區，因此能優化社區治理。歐美民主國家總想節制國家的力量，又想要優化社區治理，可就難了；而國家若介入社區，恐怕又有政黨在社區內爭權互鬥的問題。

最近筆者閱讀了中研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的《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該書主要收集了林院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許多著作，內容相當豐富，其中最主要的主題是探討，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大陸的多數知識份子為何選擇了馬列社會主義，而不是英美的自由主義？中國的選擇不僅影響中國，也影響全世界。林院士的研究因此頗有意義，雖然筆者對其結論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被林院士視為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反傳統主義在清末即已興起，嚴復、譚嗣同、康有為、章太炎等都從不同角度展現出反傳統的思維，到辛亥革命，政治、社會、文化等的所有體制全面崩潰，全盤化的反傳統主義於是蔚為思想主流。在全盤化反傳統主義者眼中，中國傳統文化裡好的部份都包含在西方文化裡，而中國傳統文化裡獨特的部份全都是壞的。

全盤化的反傳統造成中國思想意識形態的「真空」，知識份子因此在心理上有迫切需要尋求新的意識形態，以全面填補這樣的真空。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政治和文化(主要是儒家)相當一元化，比如內聖外王、天人合一等，知識份子因此傾向於以思想/文化解決所有問題，並期盼有較明確的解決方案。自由主義是較開放而缺具體方案的思想，因此不受青睞；馬列社會主義有整套的宇宙觀、歷史觀和政治、經濟理論，又有落實理論的行動綱領，因此被多數知識份子選中。

筆者贊同林院士的論述，但是覺得他忽略了一些其他重要因素。雖然知識份子有全盤化的反傳統傾向，他們選擇西方的意識形態時，仍不可能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他們選擇社會主義而非自由主義，因為社會主義比自由主義更接近中國傳統文化。

儒家思想自始就傾向社會主義，雖然當時沒有社會主義之名。孔子在《論語》裡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孔孟都主張「仁政」，仁政的基本思想是對人民要有深切的同情和愛心，並照顧、改善人民的生活，都符合社會主義的精神；而《禮運大同篇》描述的更是社會主義的美好理想。

自由主義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與中國較重視群體的傳統文化是背離的。儒家雖然講究誠意、正心、修身的個人修養，但是個人修養的目標是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不是追求個人利益。自由主義者認為每個人在自由市場裡追求個人的利益，可以促成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樣的觀點現在大致被接受，但是在二十世紀初並未被普遍接受，而更不容易被中國人接受，因為中國傳統認為「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

中國大陸選擇社會主義也因為當時社會主義相對於自由主義有較高的理想性和先進性。十九世紀時，資本主義已顯露很多缺點，造成貧富差距擴大而勞工的工資難以糊口，因此產生社會主義，以矯正資本主義的缺點。社會主義因此被認為比與資本主義關係密切的自由主義更有理想性和先進性。

每種主義或意識形態都針對一些特定問題，因此沒有一種主義能解決所有問題。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來可以互相補足對方的不足，現在的國家因此普遍兼容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而僅在偏重上有差異。中國的傳統文化傾向社會主義，導致中國大陸較偏重社會主義，是合理的歷史選擇。贊同自由主義的林院士在書中對二十多年前的中共政權頗多批評，不知道今日蒸蒸日上的中國大陸是否會改變林院士的意見？

自由主義是歐美(尤其美國)的主流政治思想，美國甚至想以自由主義「和平演變」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長期接受歐美思想灌輸，出版不少自由主義書籍，絕大部份都是西方學者的譯作。最近筆者卻發現一本例外之作，《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這本書由台灣聯經出版，作者是大陸的周楓，他目前任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大陸竟然在研究歐美的敵對思想－自由主義！本文可算是我閱讀此書後的感想。

自由主義不是大陸的主流思想，這本書在大陸因此無緣出版，而在台灣出版。台灣的出版業也類似，例如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台灣的主流思想，這方面的書因此很少能夠在台灣出版。言論和出版自由幾乎都是空話，只有主流思想才有言論和出版自由。

這本書從自由主義的基礎，個人主義，談起，首先介紹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主要內容則是各種反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回應、辯護和修正。在此的反自由主義者包括保守主義者、共同體主義者、共和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這樣的大爭論主要涉及自由主義的道德或倫理基礎，成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重要議題。書中對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根本分歧作了系統的、歷史的考察與評論。

雖然筆者不完全認同自由主義，卻願意讚許作者寫作這本書的努力。書中對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保守主義、共同體主義、共和主義等都有相當清楚的介紹(社會主義在大陸是眾所皆知的顯學，可能因此講得比較少)，也頗詳盡地呈現各種反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回應。作者的評論算得上公允而符合邏輯，其文筆算得上流暢易讀。以書中探討議題的學術性，作者能兼顧到學術深度和可讀性，是很不容易的。

自由是個好東西，這點大致上沒有疑問，因此筆者大致上認同自由主義，然而自由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認定為最優先的善，並被美國推崇為普世價值，卻是我不能認同的。羅爾斯可能是20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在其名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把人人有同樣的基本自由權認定為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是最優先的善，優先於所有其他的善，如平等、富裕、寬容、和平等等。人類追求的善何其多，何能獨尊自由？例如對於很貧窮的人，平等和富裕當然優先於自由。

自由主義興起的一個主要起源是追求宗教自由。過去基督宗教的各教派間及與伊斯蘭教之間有大量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因此出現自由主義，堅定主張宗教自由，寬容對待不同的宗教信仰，後再擴及自由的各方面。換言之，寬容對待不同善的追求是自由主義的核心精神。羅爾斯認定自由是最優先的善，竟成了自由主義的主流，其實違背及傷害真正的自由主義。自由成了最崇高、非追求不可的善，還有何自由可言？另一方面，中國人幾乎不曾經歷宗教迫害和宗教戰爭，大概更不會覺得自由是特别崇高的善，自由何能成為普世價值？

作者周楓任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是直屬於中共共青團的重點高等院校(所謂的團校，類似於黨校)。書中後記提及在學院培育了不少優秀的「周門弟子」，多已考入北大、人大、清華等大學的研究生。這表示或許大陸頗能包容像自由主義這類歐美的敵對思想，或許大陸對敵對思想更想要了解研究，以便知己知彼、克敵制勝，也或許兩者皆有。無論如何，這本書所呈現的水準似乎顯示大陸在西方政治哲學方面的教研絕不遜於台灣啊(台灣出版的這方面書籍絕大部份都是西方學者的譯作)。

美國把自由民主推廣到全世界，全世界大部份地方都實行了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結果並不好，除了早發達的歐、美和日本，以及少數較小國家，如亞洲四小龍等，大部份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都面臨政府失能、貪瀆腐敗和社會不平等的困境，甚至造成政治動盪、國家解體，自由民主制到底是什麼？錯在哪裡？

簡單說，自由民主制度是基於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什麼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哲學，以自由作為主要政治價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其特色為追求發展、相信人類善良本性、以及擁護個人自治權，此外亦主張放寬及免除政權對個人的控制。更廣泛地，自由主義追求保護個人思想自由的社會、以法律限制政府對權力的運用、保障自由貿易的觀念、支持私人企業的市場經濟、透明的政治體制以保障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引自維基百科)。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資本主義強調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與自由主義有相通之處，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催生了美國的資本主義，無論如何，自由主義一直是美國的主流思潮。

民主一直講的是如何讓人民參與，有效治理國家，再把成果普遍分享給人民，可以稱為「實質民主」。實質民主注重人民的共享和平等，與追求個人發展的自由主義有相當程度的衝突，直到熊彼特推出程序民主的理論，改變了民主的涵義。

1942年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認為政治權力始終都在菁英階層當中轉讓，實質民主幾乎是空想，他因此強調「程序民主」，民主僅是產生治理者的一個過程，選舉治理者才是民主的核心。因為美國普遍實行選舉，美國完全接受了熊彼特的理論，程序民主或選舉式民主成為美國民主理論的核心。

當民主變成程序民主，不再強調共享和平等，民主與自由主義的結合已無障礙，自由主義民主於是成為民主理論的主流及美國所推崇的普世價值。然而自由主義民主使選舉民主變成一種技術性的手段，自由才是民主的目的，目的重於手段，因此自由優先於民主，民主相當程度被自由消解於無形了。

自由民主理論有兩個嚴重問題，其一、選舉式民主只強調程序和形式，而忽略民主的實質，這在老牌民主國家不成問題，因為老牌民主國家在長期發展民主的過程中，不只有選舉，早已有法治、自治、公民社會和許多參與政治的方式等，然而當新興民主國家只強調選舉，而上述的配套環境都不具備，民主只是一個空殼子，徒有外表、沒有實質內容，當然不會有好結果。

自由民主理論的另一嚴重問題不只困擾新興民主國家，也困擾老牌民主國家。自由民主概念混淆了自由和民主的區別，實質上是以自由替代了民主。自由以個人為中心，看重個人能力和自發性，民主則以社會為中心，關心社會凝聚力和公平分配，自由一般要設法限制國家權力，而民主則在國家權力中嵌入人民權力。從各方面看，自由和民主是有相當衝突、需要平衡兼顧的，然而自由主義民主強調自由優先於民主，自由是民主的目的，等於是以民主冠名的自由主義，空有民主之名，而缺民主之實，因此造成世界越來越不平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威脅到很多國家的穩定。

自由民主理論對於美國在美俄冷戰中獲勝有不小貢獻，著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在1989年發表「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不過，鑑於自由民主制度近年所遭遇的挫敗，福山本人已經大幅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