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的難處 | 郭譽申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滿40年,被視為大國崛起的成功案例,然而大陸近年經濟成長減緩,不久前的全國人大會議設定今年的經濟成長目標在6%~6.5%之間,是多年來的最低成長目標。大陸經濟面臨什麼難處?

大陸經濟面臨的第一個難處是世界市場不夠大。資本主義和工業化能提升生產力及經濟成長,但是前提是要有市場,若沒有市場,工業化的投資會血本無歸。進一步看,僅有本國市場不足以支撑高經濟成長,因為多數人的消費需求,亦即本國市場,很少會短期內大幅成長。換言之,只有開拓出新的外國市場才足以支撑高經濟成長。世界市場有多大?相對於小國家,如台灣,世界市場足夠龐大,小國家只要提升生產力,不怕產品沒有國際市場;然而大陸太龐大,幾億人的生產力都已提升,世界市場幾乎容納不下他們所生產的大量產品,不論美國是否掀起貿易戰。

大陸的沿海地區經濟發展佳,已達已開發水準,但是廣大的內陸地區天然條件遠不及沿海地區,是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難處。19世紀以來,海運大興,沿海地區可以海運送貨到世界各海港,比內陸地區的陸運有極大優勢,即使大陸已逐漸完成高鐵路網。尤其大陸的西北和西南內陸多是沙漠和高原,天然環境相當困難。

由於上述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大陸目前的貧富差距大,加以「疆獨」曾發動不少恐怖攻擊活動,大陸因此需要花費大量資源於安全和「維穩」,是經濟發展的第三個難處。

大陸過去的高速發展部份得利於人口紅利,即充沛的年輕適於勞動的人口,近年大陸逐漸趨向高齡化,人口紅利不再,是經濟發展的第四個難處。未來大陸的發展只能依靠人口品質的提升,不能再依靠勞動人口數量的成長。

大陸雖然國土廣大,但因為人口太多,每人平均分配到的自然資源是相對稀少的(相對於多數國家),這是大陸經濟發展的第五個難處。

中國整體雖然仍是開發中國家,但因為體量大,已經讓歐美等先進國家感到威脅,美國因此多方企圖壓制中國的發展,包括發起貿易戰,這是大陸經濟發展的第六個難處。

中國大陸有這麼多難處,近年還能保持優於大多數國家的中高速經濟成長,實屬難能可貴,這不得不歸功於中共政府的規畫和執行力。例如「一帶一路」計畫雖有執行風險,卻是緩解難處一和二的重要手段,既能擴大中國的國際市場,又有益於內陸地區的發展,因為「一帶一路」多半把內陸地區對接到鄰近的外國,以便双方共同建設發展。

二次大戰結束已七十多年,國際上雖有局部戰爭,大體還算和平,然而世界經濟的發展仍很不均衡,過去貧窮的大國多半依舊貧窮(大國多半都面臨難處一、二和三),而在過去貧窮的大國中,中國可說是唯一成功發展起來的典範。中國實行獨特的「中國模式」(請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實踐顯示優於其他開發中大國幾乎都實行的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制度該要好好檢討了。

大國的發展比小國困難得多,例如台灣完全沒有難處一、二、三和六。有些台灣人以為大陸的崛起稀鬆平常,是不了解大國崛起的難處啊。

貿易戰鼓舞反共反中勢力 | 郭譽申

中美貿易戰打打停停快一年,美國採取攻勢,中國大陸採取守勢,但也有一些反擊。貿易戰還在膠著狀態,美、中的全面競爭態勢卻已很明顯,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的一些公開言論都挑明了這種競爭態勢。貿易戰尚未實質影響台灣社會,卻使反共反中勢力活躍,台獨名嘴、「民運人士」、綠營政客、偏綠的財經專家等,都在各種媒體歡欣鼓舞、唱衰中國,他們宣傳貿易戰美國必然大勝,中國必然大敗,而台灣能從中獲得可觀的利益。

國際貿易是互惠的行為,貿易戰不會有贏家,只是誰損失大一些,誰損失小一些。川普發起貿易戰,一下唱「黑臉」,一下唱「白臉」,邊打邊談,就是希望損人不損己,減少美國的損失,正顯示貿易戰不可能是一方大贏、一方大輸。因此反共反中人士的唱衰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無稽之談。

貿易戰以來,中國股市跌得比美國股市多,反共反中人士就認定中國輸了、美國贏了。他們忘了:中國股市比美國股市體量小,而中國金融業在經濟總量(GDP)中的占比也比美國金融業在經濟總量中的占比小。換言之,中國股市對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的影響不是那麼大。此外,中國股市已大跌一年,讓各行各業心生警惕而降低融資槓桿,有助於避免系統性危機,並不是壞事。(系統性危機,如2008年金融海嘯和2010年歐債危機,都因產業界過分樂觀,過高的融資槓桿導致。)

反共反中人士唱衰中國的另一理由是中國的高負債。這點是事實,但是不僅中國,美國、歐盟、日本,哪個國家不是高負債?美國若非高負債,怎會發起貿易戰,企圖平衡貿易赤字?怎會中東撤軍?又怎會逼迫盟國多付軍費?歐盟只為了支撐破產的希臘就達到高負債,何況還有其他的「歐豬國家」;而日本就是長期高負債,才會「失落二十年」。高負債是有爆發系統性危機的風險,並且極難預測。比較世界各國,中國雖然高負債,但是長期出超,累積大量外滙和美國債權,看來仍是主要國家裡狀況最好的。

一面發起貿易戰,美國副總統彭斯同時高聲指控,中國人民在共產黨治理之下是不自由的,他企圖以反共之名正當化美國的對抗行為,並削弱中國民眾對其政府的支持。然而美國的真正企圖太明顯,就是要壓制中國的崛起,以保持美國的霸權,中國人哪會看不出來?共產黨領導中國大陸迅速崛起,近年又成功掃除貪腐、從嚴治黨,中國人當然支持自己的政府,對抗霸道的美國。只有原即反共反中的海外勢力才會幫美國搖旗吶喊、唱衰中國,是成不了氣候的。

中美貿易戰影響全世界,讓誰都沒好日子過,結果就是未來兩年的全球經濟景氣預測普遍都調降,中、美、台的經濟都不會好。韓國瑜的「韓流」顯示台灣人要經濟,不要意識形態。反共反中人士,包括一些偏綠的財經專家,卻仍以意識形態看經濟事務,實在是偏執、不理性,會害死台灣人啊!

 

理性選民的神話 | 郭譽申

台灣又在選舉,使我重新翻閱一年多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此書是美國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所著《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的譯本。原文書出版於2007年,是頗受關注的暢銷書,當時台灣未有譯本,時隔近十年,才出版譯本,顯然在迎合或回應近年全球選舉民主的蒙塵,包括歐洲極右黨派的興起、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重大事件。

作者首先簡述民主選舉的基本理論。民主政治的群眾性,使一張選票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於是大部份選民基於利己主義,並不關心政治,成為所謂的「理性無知」,這從許多美國民調可以確認,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都極為貧乏。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理性無知並不妨礙民主的決策品質,多數理性無知選民的投票類似於隨機投票,互相抵消,投票結果於是取決於少數有知的智者或專家,成為民主的「集體奇蹟」。

經濟是政治的主要課題,作者根據大量民調資料,主張多數民眾不是理性無知,而對經濟存有普遍偏見,包括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創造就業偏見和悲觀偏見等。由於理性無知不成立,多數選民的投票不像隨機投票,而有普遍偏見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因此不會彼此抵消,不能形成「集體奇蹟」,投票結果於是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很可能背離專家的理性意見。例如,經濟學家大多主張經貿全球化有利經濟發展,但很多民眾卻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使一些國家的政策傾向保護主義。

多數選民的偏見可能產生許多壞政策,書中指出一些選民與被選出的施政者之間有彈性空間,讓壞政策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正面修正。例如,候選人在選舉時迎合選民,承諾多數選民所期望的壞政策,以獲得選票,在當選之後,再違背競選承諾,調整所承諾的壞政策,最終獲致較佳的施政績效。這實在很諷刺,美好的民主竟然要靠違背民主理想的不光明手段加以矯正!而且這類矯正未必經常有可行性。記得李遠哲曾經說「競選承諾不一定都要兌現」,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作者最後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制定經濟政策絕不能全交給專業經濟學家!」台灣的民主基本教義派似乎不下於美國(當然就比例而言),因此當年絕不出版戳破民主神話的原書譯本,直到最近民主失敗的案例已經多不勝數,才終於出版此書。

此書頗有學術味,幾乎只談政治經濟學,不談經濟以外的政治和民主神話。根據台灣經驗,經濟以外的民主神話絕不少於有關經濟的民主神話。堅持支持藍、綠或白的選民是理性的嗎?藍、綠、白各方刻意製造不理性的死忠支持者似乎是選舉民主的必然。民主選舉激化內部矛盾,導致藍、綠、白對立嚴重,而選民卻不理性,如何能化解對立?選民不理性,又只想要贏,如何能保證公平競爭?民主的理想很美好,但只是神話,實踐時非大打折扣不可!

 

經濟和教育重於自由和民主 | 郭譽申

美國把自由和民主推崇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全世界,但是結果似乎並不好,世界仍然動盪不安,多數窮國仍是窮國,很多百姓即使有了名義上的自由民主,還是朝不保夕,過不上安穩尊嚴的生活。美國錯在哪裡?自由民主真那麼重要嗎?

成語有:「民以食為天」。管仲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太明顯了,經濟比自由民主重要,人總要衣食無虞才會想到其他,人若無法溫飽,為了溫飽,什麼不情願的工作都得幹,何來自由?哪來時間去管民主?

無論國家社會是否自由民主,底層的弱勢者永遠是最可憐、無助的,弱勢者的特徵是貧窮又沒有知識,貧窮讓生活不好過,沒有知識則容易受人擺佈欺侮,卻求訴無門,因此國家除了發展經濟,消滅貧窮之外,最重要的是發展教育,讓人民識字、有基本知識,包括了解公民的基本權益、懂得上互聯網蒐集資訊、表達訴求等。當人稍有財產又有相當知識,就不再是弱勢者,沒人(包括政府)敢隨意欺侮他,因為他有能力運用其知識和財產加以反擊,他自然有了人權和尊嚴,與自由民主沒有多少關係。

經濟和教育相比,經濟更優先,人總要先填飽肚子,才有餘暇去受教育、增知識。另一方面,經濟和教育優先於自由和民主,不僅因為經濟和教育讓人活得有人權和尊嚴,更因為教育和知識才能達到高品質的自由民主。自由強調個人權力,民主強調眾人決策。假使老百姓沒有充份的素質和知識,自由將是個人權力的濫用,而民主將成民粹,眾人決策反不如菁英決策,常導致經濟倒退、社會混亂,這是世界上很多國家民主化失敗的原因。

經濟和教育重於自由和民主,是簡單明顯的道理,美國在國際上卻輕忽前者,只強調後者,似乎不是無知,而是別有居心。經濟和教育能增強國家的實力,可能使外國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自由和民主使外國與美國有同樣意識形態,容易成為美國的盟國,接受美國的領導,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和教育應優先於自由和民主,若顛倒了這個順序,常常會很失敗。台灣是幸運的,大致上是先有經濟和教育,再有自由和民主,然而至今教育水準(在此教育水準不是學歷的高低,而是見識和理想性的程度)仍未高到能避免民粹的弊害。中國大陸還在發展之中,一直把經濟和教育擺第一位,是正確的方向,大陸目前仍有近億的貧窮人口,讓這些窮人脫貧是第一優先,其次是加速都市化,拉近鄉村與都市的貧富和教育差距,對於經濟和教育都有益,而自由和民主不是目前急需的東西。經濟和教育進步之後,自由和民主自然能水到渠成,但未必要照搬西方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