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導致憤怒時代-中國有優勢 | 郭譽申

18世紀以來,人類的科技和生產力大幅進步,但是經濟、政治、社會的很多問題都未獲得解決,很多人因此憤怒怨恨,甚至不惜訴之流血暴力,形成了Pankaj Mishra所謂的憤怒時代 (《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 (Age of Anger:A History of the Present,2017))。Mishra這一派的思想家認為,憤怒時代的成因在於全球都在拼命追求「現代化」而呈現出「現代性」。

18世紀的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使新的工商業社會逐漸成形,於是知識階級興起,挑戰宗教傳統,講求理性、自由、個人主義、平等、突破階級等思想,並極力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和成就,造成真正的革命,破壞了君主體制,讓世界轉向民主制度。以上述這些思想實現工業化、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等,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對人類的人性和社會造成深遠的影響或改變,即「現代性」。

現代化承諾物質豐富、人人平等的新世界,然而實際上卻造就了巨大的不平等,形成優勝劣敗的達爾文社會,只有少數人能得到現代化的豐美果實,而多數人都頹敗在物質至上之前。另一方面,傳統的宗教、文化受到現代化衝擊,喪失了權威,很多人於是在外在物質與內在心靈、文化上都落空,而深為現代性所苦。這些沒有傳統,情感、知識與環境皆衝突的世代,找不到在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所在,被現代化擊垮而喪志,就成了憤怒時代狂暴的源頭。

現代性導致的群眾憤怒現象,不僅出現在本世紀,早在18世紀英國、法國開始現代化時即已出現。一般而言,現代化愈落後,愈急於現代化的國家社會,愈會呈現出現代性所導致的群眾憤怒、社會失序現象。例如,現代化落後於英、法的普魯士/德國因此產生浪漫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後來演變出納粹法西斯主義。俄羅斯的共產主義革命是對現代化的另尋路徑和加速追趕,難免造成很多痛苦怨恨。現代化造成伊斯蘭世界的世俗化和基本教義化兩條路線,激發出聖戰和恐怖主義。因為各種思想都解決不了現代性所導致的問題,很多人於是擁抱無政府主義,更加強了群眾憤怒、社會失序。

Mishra在書中詳述現代性導致憤怒社會的思想史,卻完全沒有提出解決方案。沒有現代化,社會勢必貧窮而國家受到欺凌;因此國家社會非要現代化不可,而只能期盼減緩現代性的衝擊。減緩現代性衝擊的方法之一是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之下加入社會主義,以避免形成優勝劣敗的達爾文社會,這是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導入社會福利制度的原因。而基於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導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有類似的功效。

中國除了綜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另一優勢。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是基於一神宗教,受到現代性的理性、科學相當大的衝擊,很多人因此不再相信形而上的宗教,相當程度造成道德、倫理的解體;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不基於形而上的神,因此與現代性少有衝突,是其優勢。在中國積弱時,知識分子曾懷疑傳統文化不適於現代化,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人愈來愈回歸傳統文化並認清其優點,傳統文化將很有益於緩解現代性對中國大陸的衝擊。

與時俱進、以史為鑑看中國 | 郭譽申

知識份子總想觀察、了解世界。世界一直在演變之中,觀察不能停在過去,須隨時接收新資訊,調整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就是「與時俱進」。唐太宗曾說:「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近代國家的興替比古代複雜得多,而國家的發展屬社會科學,雖有很多理論,不像數理科學有絕對嚴格的邏輯支持,因此歷史事件的對照印證比雄辯滔滔的理論更近真理、更有說服力,就是要「以史為鑑」。

中國近一百多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急劇的改變超過任何其他地方,因此觀察中國特別需要與時俱進,與時俱進看起來不辯自明,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卻做不到。以六四天安門的學運領袖為例,他們當年的熱血令人欽佩,但是很多人至今活在當年的情境裡,持續宣揚反共和西方民主,完全漠視大陸三十年來所獲得的大幅進步;類似地,長期接受反共教育的台灣人至今仍常以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反右等政治運動嚴厲批評中共政權,忘記了這些政治運動全都發生在四、五十年甚至更久以前,現在的大陸已經完全不一樣。觀察中國大陸顯然應該多看它近三、四十年的發展,較少關注它很早以前的歷史。

與時俱進的一個重點是要看當下的實質內涵,而不惑於文字表面。例如中國大陸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幾十年來,上列文字不曾改變,然而其涵義則已頗多調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以前是獨尊社會主義、排斥資本主義,現在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以資本主義為手段 ,甚至不必也無法區別目標和手段;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以前要消滅資產階級,現在則要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富起來;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以前是黨比法大,現在則是法比黨大,黨要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前是獨尊馬、列、毛思想,現在則要融合馬、列、毛思想、中國傳統文化、資本主義等於一爐,以截長補短,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史為鑑需要客觀地、全面地從歷史裡吸收教訓,並利用比較或對照的研究方法來釐清事實真相。

由於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多黨選舉的民主制度,很多人於是認為多黨選舉式民主是現代化的必須要件,是這樣嗎?更全面地看,一般公認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得力於三樣東西: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多黨選舉式民主,在過去很難區別三者各自的重要性,然而中國大陸的崛起讓我們能認清三者的重要性。中國自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擁抱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獨缺多黨選舉式民主,竟獲得舉世無双的長期高速成長,對比中國和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顯示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現代化的關鍵,遠比多黨選舉式民主重要,民主是好東西,但不是最重要,也不只多黨選舉一種方式。

中國大陸仍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影響巨大又不容易回頭,特別需要以史為鑑。民主制度已經在很多國家實行,有些成功,失敗的也不少,有志於改革者應該全面檢視各國成功和失敗的例子,從歷史經驗中擇善避惡,以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不能像某些民主支持者只空言民主的優點,總忽略民主的缺點及如何實踐民主。

歷史經驗實在功效宏大,回顧清末民初的中國,當時中國全面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家,即使最頂尖的知識份子都不確知中國錯在哪裡,因此鄙夷中國傳統文化,多主張全面西化,而有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時至今日,中國的快速崛起顯示其傳統文化並不落伍,甚至有許多優點,實無必要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不是過去的知識份子不優秀,他們受限於當時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