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很多政治研究者觀察到，民主制度在全球逐漸退潮（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現在剛過完第二個十年，曾任《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總編輯，並曾獲選為全球百大最有影響力思想領袖的Dr. Naím觀察到，很多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已轉變為獨裁體制，幾乎成為本世紀的新常態（[1]）。

近年世界出現很多獨裁者，被作者稱為3P獨裁者，他們都充分利用民粹主義（populism）、兩極分化（polarization）和後真相（post-truth）。民粹主義將政治領域切做兩塊：「腐敗貪婪的菁英份子對上高尚純潔但遭受背叛憤憤不平的人民。」所有的問題都源於腐敗的菁英份子，民粹領袖將自身包裝成要捍衛人民的意志，及對抗腐敗的菁英份子。兩極分化是不斷將對手妖魔化，利用身份認同，製造狂熱的支持者。後真相不僅是說謊，否認真相，更在於把事情弄得混沌不明，令人一開始就無從辨識真偽。

造成3P獨裁者和3P獨裁者造成的一些現象包括：偽法律、打破任期限制、內定裁判、政治狂熱、去中介化政治、運用金錢、打破常規、控制媒體、利用緊急事態、貧富不均、科技賦權、威權思想、市場壟斷、反政治、黑手黨國家、3P獨裁的全球化等等（一個獨裁國家並不包括所有現象）。

作者把美國總統川普和英國首相強生都視為3P獨裁者。「在這個世紀，民主往專制倒退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25個國家中，有4個國家是沒有靠3P策略掌權的傳統專制國家（中國、埃及、越南和泰國），還有10個國家曾有領導人利用民粹主義、兩極分化和後真相獲得權力：印度、美國、巴西、俄羅斯、墨西哥、菲律賓、土耳其、伊朗、英國和義大利。」在這25個大國的「總共57億人口中，有43億人生活在經歷專制或往專制偏移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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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 中所述，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國家領導人很多成為獨裁者。這可以獲得三推論：
民主與獨裁/專制可以互相轉換，因此其二元對立、截然劃分是沒有意義的。
主張民主是善而獨裁/專制是惡，是過分簡化、製造對立的政治語言。
民主制度不像其支持者所吹噓的那麼美好。

[1] 中完全沒提到台灣蔡英文總統，稍檢視下列蔡的部份反民主作為，蔡完全符合作者所謂的獨裁者。或許如書中所述，近年世界上獨裁者相當普遍，蔡很符合獨裁潮流，台灣人因此對蔡的倒行逆施頗能逆來順受！

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藉以成立促轉會和黨產會，於是能跳過正常司法程序，追殺國民黨；
任命綠營色彩濃厚的多人擔任大法官、監察委員等，使司法、監察都失去中立性；
大法官的釋憲完全支持（偏袒）蔡政府的各種政策，如修改軍公教退休方案，並以釋憲強制同婚合法、通姦除罪等，剝奪了該由民主決策的立法/修法過程；
制定籠統的國安五法和反滲透法，侵犯基本人權，使人民可能動輒得咎；
關閉中天新聞台，損害新聞自由。

[1] Moisés Naím《以民主之名的獨裁：民粹、兩極分化、後真相，戕害自由的21世紀「權力遊戲」》商周出版 ，2022。（The Revenge of Power: How Autocrats Are Reinventing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22）

法國人是最富浪漫與創意的民族。他們目前的憲法係由強人戴高樂制定，經全民公決通過，於1958年實施。其中第49條三款，允許總理在未經國會投票的情況下，通過立法案。就民主定義言，49.3頗違反民主，相當於被污名化的獨裁，創造了一位全權總統。

雖然國會對於49.3，可以要求展開不信任投票程序。但之前99次動用49.3的總理全都安然無恙。而且，就算倒閣成功，總理下台，對總統也沒有影響。幾十年來，這項權力已被證明對總統十分管用。歐蘭德曾批評此權力「反民主」。但歐蘭德成為法國總統後，他的總理動用了6次49.3。

這個49.3的憲法設計，說明了民主內建的阿基里斯腱：一般群眾無法了解方方面面，足以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在關鍵時刻，執政者應該以守護人民的權利為依歸（for the people）帶領大家前進，而非以授予人民權力為目的（by the people）跟隨大家前進。動用49.3都是在與民意相背離的不得已時刻，而這回馬克宏的退休金改革是第100次動用，與七成以上的民意相左。

在民主土壤中六十餘年來從無敗績的獨裁（或專制），是時候應該還予清白，不再污名化了。專制獨裁不是問題所在，只是在西方文化強勢霸凌下被污名化的思想殖民（參見《思想殖民－對民主的反思》）。大多數獨裁專制不能善終，不在體制，而在人為。民主亦同。

以色列納坦雅胡推動司改，引發內戰憂慮，更點出了民主的黑洞。現行司法有權推翻國會通過的法案，且已動用職權至少20次。司改派認為民選政府與國會都是民主多數決的結果，司法干涉是反民主。批評者則認為，限制司法制衡的職權才是嚴重傷害了民主根基。雙方都拿民主做為自己的神主牌，究竟誰對？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5月以來立法院快馬加鞭地通過了「國安五法」的修正案，蔡總統並宣示，立院要在下個會期完成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所謂的「中共代理人」納入，被稱為「中共代理人法」。這些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被很多人批評為「綠色麥卡錫」和人權倒退。不僅立法，還有執法。2017年底，新黨的一些青年幹部就因《國家安全法》被搜索調查，卻至今案情仍未明朗公佈，有侵犯人權之虞。蔡政府以國安之名打壓反對黨，頗有走向獨裁的趨勢。

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很多國家雖有民主之名，卻更傾向獨裁之實，俄羅斯、土耳其、以及亞、非、拉美的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是如此。這些民主國家走向獨裁的典型方式是執政者先製造出或真或假的外敵，然後以國家安全之名，制定嚴厲而含意模糊的國安法，於是就能「依法」壓制甚至拘捕反對黨和異議人士，反對者的任何示威抗議和境外聯繫都可能觸犯國安法，反對黨因此被大幅削弱，而執政者就能「合法」地獲得長期及全面執政。執政的民進黨修訂「國安五法」，又要搞「中共代理人法」，行為跟上述傾向獨裁的國家類似，若不儘快下台，極可能走上獨裁之路，而台灣的人權堪憂啊！

為什麼西方民主常走向獨裁？西方民主主張政黨競爭，執政黨為了利益，也為了某些使命感，總想長期及全面執政。要達到這目標，最直接而簡單的方法就是製造外敵，並制定嚴厲而模糊的國安相關法律，以限縮、壓制及削弱反對黨和異議人士。所有的執政黨幾乎都有這樣的動機，而且其作為可能完全「合法」，於是逐漸走上獨裁、侵犯人權之路。以目前的民進黨為例，它在立院大幅過半，又已提名通過2/3以上的大法官，於是它得以制定任何國安相關法律，都會被認定「合憲」「合法」啊！

國家安全照理應與國內的政黨政治區隔開，西方民主卻常做不到。對比之下，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只有黨內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沒有政黨之間的競爭，執政黨因此不會有動機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國內政治。不是沒有國安法，但是國安法幾乎只用來處理外敵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而不涉及國內政治。這樣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清楚分開應該是較好的制度，比較不會走上獨裁之路(中共主要以集體領導制衡當權者，請參考《中共集體領導的制衡》)，也比較不會因國家安全而系統性地侵犯人權。

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常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國內政治，而逐漸走上獨裁、侵犯人權之路，當下的蔡政府正在如法泡製，台灣的民主實驗因此面臨嚴酷考驗。對比之下，中國大陸能把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清楚分開，是有其優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