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

「國軍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兵力約 50,000餘名，日軍兵力集結在其海軍司令部附近的特別陸戰隊不足5,000名（含新登陸約3,000人），附砲20門外，另有在鄉軍人約3,600人，各艦可抽調1,600人及其他作戰人力，總共接近12,000人。國軍兵力超越日軍甚多，日軍雖有各種口徑的火砲及戰車、裝甲車，並獲得強大的空軍、戰艦支援，兵力畢竟相差懸殊。料定日軍為確保上海利益，必將派兵增援。國軍亦需增兵以擴大戰事，方可迫敵主力轉移華東。」

（1）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 193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寫下：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 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 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

當時作戰線還不是普遍使用的軍語，作戰方向就是作戰線的方向。蔣中正評 估敵我作戰方向的利弊，認為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不利中國持久作戰，由東向西，則足以長期對抗。華北繼九一八事變成為中日衝突嚴重的地區，引爆戰爭的機率最大，當時徐永昌為華北軍政要員，故得與聞決策並寫下日記。說明國民政府早在1935年入川時，已經策定誘迫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指導。從作戰觀點評析，若能誘致日軍主力南下華東沿海，由東向西溯長江仰攻武漢，則抗戰將按中國全程構想所策定的方案進行，掌握到戰爭的主動性。此案在戰略上敵我形成正面作戰，可排除側背威脅，確保中國補給線安全。在戰術上可運用長江流域的河川、湖澤及仰攻地形，限制日軍戰力發揮，利於持久作戰。」

（2）1936 年是中央政府以抗日為中心的一年，陳誠回憶：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

上述洛陽抗日大計，綜合並補充了萬耀煌和徐永昌日記的內容，對抗日戰爭的全 程構想與戰略指導有較完整的記述。為繼《徐永昌日記》，再次見到導引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記載。

國軍選擇從上海發動攻勢，可迫使華北日軍主力增援華東，打破其在華北與中國速戰速決之戰略。再者，日軍主力南下後，就不再有足夠兵力沿平漢線由北向南攻擊武漢，排除其截斷中國補給線的威脅，類似「圍魏救趙」的策略。

（3）按董顯光的記述，蔣中正在平、津失陷之後、淞滬會戰以前，已經決定主動 選擇戰場，集中主力於長江一線，引敵深入內陸，進行多線陣地的逐次抵抗，並 非開戰後才因應戰況發展所產生的方案。抗戰時期的國際宣傳由蔣中正直接掌 握，董顯光深得倚重，8年負責其事不曾更動，故能與聞決策，見證歷史，比蔣 緯國提早24年就講到轉移日軍作戰線的戰略。

（4）《時代》週刊駐華特派員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對蔣中正在滬戰初 期1937年7～8月的決策做綜合敘述：「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 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 」

西方媒體在戰地的報導，指日本計劃在華北決戰，中國則主動選擇戰場，引敵到長江下游作戰，比蔣緯國更早41年就提出相同的評論。3 人分別從參與決策、戰地 採訪及軍事觀點提出所見，均與徐永昌、陳誠所記載，在戰爭準備時期所定下的戰略相符合。

（5）最重要的是，中國不管是武力或是整體社會，遠遠無法與當時的日本相比，因此在上海租界旁發動戰爭，有可能引起列強干預，這就是原本蔣寄望──《九國公約》的一個主要原因。

資料摘自──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