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是普世價值而民主不是 | 郭譽申

歐美常把自由、民主、人權都歸為普世價值,即人類普遍認可的共同價值。是否存在普世價值?如果存在的話,普世價值包含些什麼?都是有爭議的問題。筆者主張,人權包含了自由,是普世價值;但是民主算不上是普世價值。

雖然人們對人權的認知不盡相同,但是對其基本內容還是有大致的共識。根據《維基百科》,人權的基本內容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公正權,而自由權包括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除了基本內容,人權還有進階內容,包括發展權(個人及集體人權)和民族自決權(集體人權,強調民族國家有權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的干涉)。

由人權的基本內容可知,人權包含了自由權。人權要求「把人當人」,是所有人生來就應該擁有的權利,也是人道主義的基礎,因此是普世價值。

聯合國早已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人權的普世價值,使各國的憲法和一些國際法都以維護和保障人權做為重要目標。然而人權是有些籠統的概念,各國在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之下,難免有些不大相同的解讀。例如宣傳族群之間的衝突歷史是否是言論自由,各國的認定可能不同;如何區別法律保障的宗教和法律禁止的邪教?各國的認定可能不同;維護人權和保障國家安全難免有一些衝突,各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願意犧牲多少對人權的維護,可能各有不同。世界接受人權為普世價值,而尊重各國不同的解讀細節,應該是合理的共識。

民主與人權很不相似。人權雖有所謂的集體人權,主要針對個人,與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沒有人權,人甚至活不下去。對比之下,民主是人與國家的關係,有民主,人不見得活得比較好;沒有民主,人不見得活得比較壞。因此對於個人,人權絕對比民主重要。

人權的維護依靠憲法和各種法律,是相當明確的。民主取決於政治制度及其實踐,卻是不可能達到的模糊理想。現代每個國家都有至少幾百萬人,怎可能人人都作主?就算投票能獲得多數人贊成的民意,國事繁多,怎可能事事投票以符合民意?選舉出的各級領導人很少完全照民意行事,多少會有自己的偏好,就偏離了民主;民意如流水,民意改變了,政府該如何因應才真符合民主?選舉民主只有在選舉時由人民「一日作主」。

民主不僅是達不到的理想,也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國家的主要目標是讓人民過得好,很多實行民主制度的開發中國家卻長期達不到這個目標,讓人質疑民主的效益。

民主對於個人不很重要,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又是達不到的模糊理想,實在不配成為普世價值。美國推崇民主為普世價值,只因為它實行民主制度,於是推崇民主對內能增進人民的自信心和光榮感,而對外有助於其國際形象。美國不僅用民主來美化自己,還用此來品評別的國家及合理化對別國的干涉,而在品評及干涉別國時還常有双重標準。

從民主走向獨裁-以國安之名 | 郭譽申

5月以來立法院快馬加鞭地通過了「國安五法」的修正案,蔡總統並宣示,立院要在下個會期完成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所謂的「中共代理人」納入,被稱為「中共代理人法」。這些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被很多人批評為「綠色麥卡錫」和人權倒退。不僅立法,還有執法。2017年底,新黨的一些青年幹部就因《國家安全法》被搜索調查,卻至今案情仍未明朗公佈,有侵犯人權之虞。蔡政府以國安之名打壓反對黨,頗有走向獨裁的趨勢。

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很多國家雖有民主之名,卻更傾向獨裁之實,俄羅斯、土耳其、以及亞、非、拉美的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是如此。這些民主國家走向獨裁的典型方式是執政者先製造出或真或假的外敵,然後以國家安全之名,制定嚴厲而含意模糊的國安法,於是就能「依法」壓制甚至拘捕反對黨和異議人士,反對者的任何示威抗議和境外聯繫都可能觸犯國安法,反對黨因此被大幅削弱,而執政者就能「合法」地獲得長期及全面執政。執政的民進黨修訂「國安五法」,又要搞「中共代理人法」,行為跟上述傾向獨裁的國家類似,若不儘快下台,極可能走上獨裁之路,而台灣的人權堪憂啊!

為什麼西方民主常走向獨裁?西方民主主張政黨競爭,執政黨為了利益,也為了某些使命感,總想長期及全面執政。要達到這目標,最直接而簡單的方法就是製造外敵,並制定嚴厲而模糊的國安相關法律,以限縮、壓制及削弱反對黨和異議人士。所有的執政黨幾乎都有這樣的動機,而且其作為可能完全「合法」,於是逐漸走上獨裁、侵犯人權之路。以目前的民進黨為例,它在立院大幅過半,又已提名通過2/3以上的大法官,於是它得以制定任何國安相關法律,都會被認定「合憲」「合法」啊!

國家安全照理應與國內的政黨政治區隔開,西方民主卻常做不到。對比之下,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制度,只有黨內個人之間的競爭,而沒有政黨之間的競爭,執政黨因此不會有動機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國內政治。不是沒有國安法,但是國安法幾乎只用來處理外敵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而不涉及國內政治。這樣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清楚分開應該是較好的制度,比較不會走上獨裁之路(中共主要以集體領導制衡當權者,請參考《中共集體領導的制衡》),也比較不會因國家安全而系統性地侵犯人權。

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常以國家安全之名處理國內政治,而逐漸走上獨裁、侵犯人權之路,當下的蔡政府正在如法泡製,台灣的民主實驗因此面臨嚴酷考驗。對比之下,中國大陸能把國家安全和國內政治清楚分開,是有其優勢的。

從立委補選看台灣政黨政治 | 郭譽申

今年1月27日補選台北和台中2席立委,前天又補選新北、台南、彰化和金門4席立委,除了金門的當選人是無黨籍(但因金門人口很少,幾乎無關緊要),其他5席都是藍、綠對決,而最後藍、綠是互有勝負。藍營原希望趁著去年大勝之勢繼續攻城略地,但是在一些傳統上綠大於藍的地區,都是功敗垂成,藍營的得票雖有長進,仍不足以勝選,綠營算是暫時止血了。

回顧台灣的政黨政治,馬英九當選總統,曾使藍營聲勢如虹,而綠營氣若游絲,然而8年後,綠營就捲土重來,蔡英文當選總統,當時綠營也是聲勢如虹,而藍營氣若游絲,不過現在鐘擺又擺向藍營了。藍、綠能一直主導台灣政治,因為藍、綠都是基礎雄厚的政黨,國民黨有創建中華民國和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大功勞,而民進黨有反抗國民黨過去威權的光環。藍、綠都有堅實的基本盤,因此即使一時被削弱,不久就會重振,於是藍、綠對峙的局面長期不曾也不會改變。

藍、綠壟斷台灣政治的另一原因在於立委的選制。每一立委選區都只選出一席立委,因此當選者必須是選區的最高票,然而每一立委選區早已有藍、綠的主要政治勢力,藍、綠之外的政治勢力因此極難突破藍、綠勢力、選上立委,更別提形成有力量的第三勢力。就像今年的立委補選,除了金門是特殊例外,其他立委席位全被藍、綠包辦了。

藍、綠長期壟斷台灣政治,導致兩黨的不求長進。反正不是藍就是綠,不是綠就是藍,人民少有其他選擇,兩黨於是經常罵對方爛,但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双方比爛而已。這是近年藍、綠兩黨的支持度都走低的原因,也是白色力量的柯文哲和不像國民黨的藍營韓國瑜走紅的原因。

韓國瑜是目前的人氣王,顯然不會脫離國民黨,也不可能打破藍、綠的政治壟斷。柯文哲有可能打破藍、綠的長期政治壟斷嗎?不可能。如前文《柯文哲能勝任總統嗎?》所述,柯既不能知人善任,又是少數執政,難以實現立法,因此無法勝任總統的大任。藍、綠兩黨只要大力揭示柯的這兩項明顯弱點,柯幾乎不可能當選總統。柯既選不上總統,他去年輔選議員和今年輔選立委,又大多失敗,柯因此不可能形成有力的第三勢力,而打破藍、綠的政治壟斷。此外,對比2000年的宋楚瑜,也發現柯文哲很難成事。宋當年有省府團隊和許多國民黨人的支持,又頗有施政政績,都功虧一簣;柯看來是多方面比不上當年的宋省長啊。

立委補選顯示台灣仍是藍、綠對決,藍、綠壟斷政治的格局。藍、綠長期惡鬥又共同分贜,實在不好,但穩定的結構既已形成,極難改變,老百姓只能逆來順受了。另一方面,若真有第三勢力興起,讓藍、綠都不過半,則勢必成為少數執政或聯合執政,政局很可能不穩定,也未必比較好,多黨民主制總有不少破綻啊。

公義彰顯 邦國高舉-評長老教會「堅守『台灣的主權與尊嚴』聲明」| 王永

日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堅守『台灣的主權與尊嚴』聲明」,受到不少媒體的報導及轉載。我們尊重長老教會的信仰,然而,政教分離早已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普遍覺醒與共識,教會的功能應止於其信徒的靈性範疇,呼籲長老教會莫再進行中世紀時代神權干涉人世政治的落後行為。

台灣自16世紀起,因東西方航路大興而成為中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爭奪之地,經過100多年的競逐,最終於1683年確立為中國的領土,這是歷史不爭的事實。1895年,中國因戰敗而割讓台灣給日本,1945年,中國因戰勝而贏得台灣主權的再度回歸,這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1949年以後,雖因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但兩岸同屬中國,主權維持完整是無庸置疑的,因此,習近平主席呼籲兩岸以民主協商方式研議統一進程,任何外部勢力都沒有橫加干涉的資格。長老教會無視歷史事實,假借上帝之名提出的政治主張,在現實國際政治上並無意義。

長老教會喜言公義、人權,以此點評中國。公義在希伯來文裡,與「扶持」近似,公義就是做事公正、做人公平、照顧貧窮、扶持弱勢。中國從戰亂後的一窮二白,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在它近乎14億的國民當中,已經做到2億人富足、3億人中產、6億人小康、2億人溫飽,還有最窮的7千萬人,再過2年也能脫離貧窮線。這樣念茲在茲的照顧貧窮、扶持弱勢,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辦得到?這不算最大的公義,那什麼算公義?這不算最重要的人權,什麼算人權?聖經箴言上說:公義使邦國高舉。那麼全世界最能夠彰顯上帝榮耀的國度,不就是中國嗎?長老教會如果真是上帝的使徒,應該打開屬靈的雙眼,拋棄對中國的偏見,看見上帝,看見榮耀上帝的中國。

長老教會又好批評中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今天任何一位在中國居住過一段時期的人,都能體會社會的自由度並不下於許多西方先進國家,隨著社會的成熟度漸漸提高,網路上各種言論都有人發表….,中國的黨媒固然有它的管制,西方受控於資本家的資媒同樣有它主觀的取捨。微信有刪文的舉動,臉書不也經常凍結帳號、停權嗎?

民主不只有一種,西方為方便資本的操控,偏好選舉式民主的設計與推行,中國根據它自身社會發展的現況,選擇協商式民主與選舉民主並重的實驗:

--人民代表大會採取選舉式民主,基層人大普選產生,往上縣級、省級到中央,採分層授權、逐級選舉的形式;

--民意的蒐集、對話、溝通到政策的設計、執行,則採協商民主方式 (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個政策的形成,往往歷經廣泛、無數次、多年的往復協商,反映民意的效果比起草率的選舉投票,更多的具備實質意義,既能照顧多數,又能尊重少數,避免了投票式的多數暴力。

各個國家、地區都有權選擇適合它現況的體制,習近平說: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能做為分裂的借口。我們仍呼籲長老教會的執事者,放下成見的心,摒除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通過上帝的雙眼來凝視中國,你們會發現中國的美麗。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讀後感 | 郭譽申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

台灣公投徒具形式 | 郭譽申

台灣過去的公投門檻非常高,公投案很難通過,被批評為鳥籠公投。去年12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公民投票法》修正案,使公投的門檻大幅降低。今年適逢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為了拚年底大選合併公投,各界團體紛紛遞出公投案,至今中選會已收到反空污、反核食、反深澳電廠、以核養綠、東奧正名、反同婚3案、婚姻平權2案等共10個公投案的連署書。

這麼多公投案,大部份民眾根本搞不清每個公投案是怎麼回事。中選會卻還在處理執行細節:如何查核大量公投連署書?多項選舉加上多項公投,投票流程要如何安排?已送件的公投案,如以核養綠公投,能否接受補件?公投案至今才進行到民眾的連署,只有極少數民眾參與其事(連署門檻是1.5%,但部份連署書可能是抄錄某些組織的成員名錄,連署民眾未必真了解公投案)。根據中選會,通過連署查核的公投案要到10月中之後才舉行意見發表會,距離投票日只剩一個月多一點。縣市長及縣市議員大選的競選活動早已進行了超過大半年,這麼多公投案卻只有一個月的宣傳和討論時間,誰搞得清啊?顯然選舉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神聖的公投嗎?

根據民主理論,選舉與公投的地位應該要顛倒過來。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在此施政包括立法和執行政務)。因此民主的本質是政府要做民意期待的事,其重點不在於誰來施政。然而政事繁多,有些又有急迫性,不可能事事徵詢民意,因此只好選舉出施政者,授予他/她執行政務的權力。施政者一旦當選,其施政未必事事都按照民意,因此選舉施政者是間接民主,是民主的近似,與真正的民主有差距。對比之下,公投是民意的直接表達,按照公投施政完全符合民主的本質,因此公投應該比選舉施政者更受到重視。

雖然少數政治人物鼓吹公投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台灣民眾普遍不重視公投。如果公投單獨投票,投票率很可能很低,多半無法通過公投的投票率門檻(1/4),因此要「公投綁大選」。公投綁大選時,大選是老大,公投只是小弟,民眾、政黨和媒體都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恐怕差一百倍吧)。政黨尤其常把公投作為幫助大選的工具,提出民眾傾向支持的公投案,希望民眾愛屋及烏,因此也支持政黨的候選人。台灣民眾這樣不重視公投,對公投案缺少了解和討論,提出這麼多公投案,有何意義?

台灣人關注大選遠多於公投,因為前者決定權力的分配,而後者只是民意的展現。大選決定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成敗,立即影響很多人的利益,因此選舉是不擇手段,用盡一切資源;公投雖然決定國家社會的發展方向,卻未必對政黨和政治人物的利益有立即的影響,因此公投只是輕描淡寫、虛應故事。台灣人這樣關注權力的分配,而輕忽根據民意決策,使公投徒具形式,而決策品質堪憂,公投甚至很可能變成政黨鬥爭的工具,更增加政治上的虛耗啊!

 

學者反對普選民主 | 郭譽申

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理性選民的神話 | 郭譽申

台灣又在選舉,使我重新翻閱一年多前讀過的《理性選民的神話:我們為什麼選出笨蛋?民主的悖論與瘋狂》。此書是美國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所著《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的譯本。原文書出版於2007年,是頗受關注的暢銷書,當時台灣未有譯本,時隔近十年,才出版譯本,顯然在迎合或回應近年全球選舉民主的蒙塵,包括歐洲極右黨派的興起、英國的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重大事件。

作者首先簡述民主選舉的基本理論。民主政治的群眾性,使一張選票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於是大部份選民基於利己主義,並不關心政治,成為所謂的「理性無知」,這從許多美國民調可以確認,多數民眾的政治知識都極為貧乏。傳統民主理論認為,理性無知並不妨礙民主的決策品質,多數理性無知選民的投票類似於隨機投票,互相抵消,投票結果於是取決於少數有知的智者或專家,成為民主的「集體奇蹟」。

經濟是政治的主要課題,作者根據大量民調資料,主張多數民眾不是理性無知,而對經濟存有普遍偏見,包括反市場偏見、排外偏見、創造就業偏見和悲觀偏見等。由於理性無知不成立,多數選民的投票不像隨機投票,而有普遍偏見所造成的系統性偏差,因此不會彼此抵消,不能形成「集體奇蹟」,投票結果於是常被多數選民的偏見所決定,很可能背離專家的理性意見。例如,經濟學家大多主張經貿全球化有利經濟發展,但很多民眾卻反對全球化、支持保護主義,使一些國家的政策傾向保護主義。

多數選民的偏見可能產生許多壞政策,書中指出一些選民與被選出的施政者之間有彈性空間,讓壞政策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正面修正。例如,候選人在選舉時迎合選民,承諾多數選民所期望的壞政策,以獲得選票,在當選之後,再違背競選承諾,調整所承諾的壞政策,最終獲致較佳的施政績效。這實在很諷刺,美好的民主竟然要靠違背民主理想的不光明手段加以矯正!而且這類矯正未必經常有可行性。記得李遠哲曾經說「競選承諾不一定都要兌現」,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作者最後感嘆,美國民眾中有太多民主基本教義派,迷信民主的完美,使選民偏見的影響力有增無減,大家寧願相信非理性的群眾決策,而不相信經濟學家的專業能力,「制定經濟政策絕不能全交給專業經濟學家!」台灣的民主基本教義派似乎不下於美國(當然就比例而言),因此當年絕不出版戳破民主神話的原書譯本,直到最近民主失敗的案例已經多不勝數,才終於出版此書。

此書頗有學術味,幾乎只談政治經濟學,不談經濟以外的政治和民主神話。根據台灣經驗,經濟以外的民主神話絕不少於有關經濟的民主神話。堅持支持藍、綠或白的選民是理性的嗎?藍、綠、白各方刻意製造不理性的死忠支持者似乎是選舉民主的必然。民主選舉激化內部矛盾,導致藍、綠、白對立嚴重,而選民卻不理性,如何能化解對立?選民不理性,又只想要贏,如何能保證公平競爭?民主的理想很美好,但只是神話,實踐時非大打折扣不可!

 

不執行死刑 哪來民主法治?| 郭譽申

半個月之內,台灣就發生了三起震驚社會的殺人分屍案,使要求執行死刑和反對廢除死刑的呼聲又高漲。死刑存廢問題的主要爭議在於,執行死刑也是殺人,本身是否不人道?對於這個爭議,每個人的認知可能不同,因此不可能有普遍一致的共識。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自然應以民主法治方式,解決沒有普遍共識的死刑爭議。

民主是國家由人民當家作主,也就是,政府要按照多數人民的民意施政和執法。多年來台灣的民調支持死刑的都達七、八成以上,也在法律裡明訂有死刑,顯然多數民意支持死刑。因此,台灣若是民主國家,就該遵從民意,該執行死刑就要執行死刑;相反地,台灣政府卻不遵從民意,時常該執行死刑而不執行死刑,實在算不上是民主國家!而法務部長邱太三不遵從民意,硬不執行死刑,按民主原則就該下台走路。

民主國家尊重不同意見,因此支持廢死者儘可大力宣揚其廢死理念,但在大部份民眾仍支持死刑的現在及未改變其民意的未來,政府就該遵從主流民意執行死刑,而支持廢死者應該少數服從多數,這才是民主的真諦。支持廢死者常舉歐洲「先進」國家的廢死為範例,但是國人需知,每個國家的民意不同,民主國家的政府應該按照本國,而不是他國,的民意施政和執法。

法治是依法治國、依法執法。台灣法律裡既明訂有死刑,法務部就該依法執行死刑,而法官就該依法判案,該判死刑就要判死刑。法務部不執行死刑,不僅是不民主,也是沒有法治;而很多法官找盡各種無端理由,幫被告脫罪、避免判處被告死刑,這不是法官慈悲,而是損害法治。蔡政府聲稱要司法改革,連最基本的依法執法都做不到,談什麼司法改革?

台灣自詡是民主法治國家,筆者也希望是,但是請從「執行死刑」和「該判死就判死」做起,否則號稱民主法治,不汗顏嗎?

 

台灣陷入「多數暴力」的惡果 | 郭譽申

兩天前,以「八百壯士」為首的反年改團體在立法院內外與警方和採訪記者爆發激烈衝突,造成68名員警及14名記者受傷送醫。抗議民眾大約也有很多人受傷(例如一名抗議者的小指被油壓剪剪斷送醫),但沒有可靠的官方數字。警方當場逮捕57名抗議民眾,並將其中9人依妨害公務和傷害等罪嫌送辦。台北地檢署複訊後,命涉案情節較重的5人限制住居、另4人請回。

與過去兩年的陳抗衝突事件類似,朝野都聲稱不贊成暴力,但在朝的綠營不僅大肆宣揚反年改團體的行為不當,並且堅持嚴辦嚴懲;而在野的藍營則批評執政者刺激抗議群眾,甚至是故意佈下陷阱坑害抗議群眾,並且拿出「太陽花運動」前例,批評執政者是兩套標準、始作俑者。

藍、綠對事件的回應都是選票考量,既要讓支持者認同,又想拉些中間選民,但都無助於解決真正的問題。蔡政府以立法院的絕對多數,大砍軍公教的退休金,就是政治學裡所謂的「多數暴力」,至少被砍的退休軍公教是這種感受。民主講究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的決定須符合公平正義,否則就是多數暴力,少數被迫服從多數,但內心不服,就會公然抗爭和暗中搞破壞,最後社會付出高昂成本,多數也沒好處。

軍人被砍的退休金少於公教人員,為何退休軍人的陳抗行動比退休公教更激烈?國軍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過去長期受到綠營的打壓甚至踐踏,因此軍人反年改不僅為了每個月少幾千元退休金,更是尊嚴和意氣之爭,尊嚴和意氣比金錢更有動員力。

有些人呼籲退休軍公教的陳抗適可而止,否則原本同情退休軍公教的民眾會轉為譴責。這樣的呼籲其實效果有限,退休軍公教不是政治人物,多半不會在乎民眾是否同情、喜歡他們。退休軍公教多半已不期望恢復他們原來的退休金,他們無非要發洩他們不滿的情緒。

我認識一些退休或快退休的軍公教,因年金改革,其預期生活頗受影響,因而發出一些「反社會」言論,如「國家社會既然這樣對待我,我就讓你們好看」。但願他們只是一時氣話、並不當真,若真成了反社會者,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就大了,就像歐洲的一些恐怖份子,都有反社會的傾向。

早在兩千多年前,希臘城邦發展出民主制度時,哲學家就發現,民主的一大弱點是多數暴力,少數人不得不服從多數人的意見,但並不心服,久而久之,不同議題上的各類少數人全都離心離德、無法團結,雅典就這樣走向衰亡。

即使蔡政府說出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軍公教年金改革就是一種多數暴力,被改革的軍公教無可奈何,但多半不會心服,於是陳抗活動和暗中破壞成為年金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但願不要導致更嚴重的反社會傾向,就謝天謝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