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奧地利的史丹佛大學教授Walter Scheidel出版 [1]，講述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被稱為大逃離（逃離帝國）和第一次大分流（歐洲與其他世界分流），歐洲不曾再出現統一的大帝國，而長期保持多中心的列國體系，最後因此產生工業革命，並開啟第二次大分流，即現代經濟的大分流。

書中也比較列國體系與統一帝國（多以中國為例）的差異，並主張統一帝國不太可能產生工業革命的大突破，因此回答了「李約瑟難題」：「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作者首先以一些歷史數據呈現歐洲的獨特性，歐洲不像其他地區，在歷史上少有大帝國而是長期的列國林立。他然後講述，羅馬從興起到據有大半個歐洲，再到滅亡的歷史，以及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直到近代，歐洲的歷史。結論是，羅馬帝國的興起有不少特殊的優勢和機緣，因此在歐洲再也無法複製而出現統一的帝國。

書中比較了歐洲和中國的差異，前者是國王、貴族、教會的分權體系，而後者是以官僚治國的中央集權體系。關於地理，歐洲有破碎曲折的海岸線、高聳阻隔的山脈，把歐洲分隔為多個發展區域，有助於形成列國體系；而中國有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個核心地區，後又以大運河聯通，成為一整個核心地區，而在核心地區内少有高山阻隔，因此適合統一帝國。

此外，歐洲僅有東歐鄰近歐亞大草原，而其他部份都被山脈阻隔遠離大草原，不像中國很鄰近歐亞大草原。早有研究論證，鄰近大草原的農業民族傾向於形成統一帝國，以對抗來自草原精於騎射的遊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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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很偏愛多中心的列國體系，書中結語的最後一句話是「願大逃離長存。」多中心的歐洲列國體系最後產生了現代經濟的大分流，是歷史事實。然而列國體系卻未必優於統一帝國：

大逃離後，歐洲社會稍落後於中國近千年，到現代經濟的大分流才反轉。

如書中所述，「從1500年到1800年一共發生443場戰爭，平均每年發生1.5場。相較之下，從1350年到1800年，中國平均每年只發生0.2場戰爭。」戰爭是有助為科技的進步，然而是人類之福嗎？

現在的歐洲列國體系競爭不過美國帝國（參見《否認帝國的虛偽帝國》），因此組成歐盟。不是嗎？

中國在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不幸南宋亡於野蠻的蒙古人，使中國文明受到重挫。假使南宋不亡於蒙古人，中國也有可能發生工業革命，及早進入現代經濟的轉型。（參見《為何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

[1] Walter Scheidel《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衛城出版，2022。（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 2019）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八世紀，西歐開始工業革命，工業和經濟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較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筆者在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和《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二〉？》介紹了前人提出的兩種解答，本文則提出個人的想法。(不知道前人是否曾提出相似的想法？)

簡單說，中國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不幸南宋亡於野蠻的蒙古人，蒙古人建立元朝，是第一次中國完全淪入異族統治，元朝不僅大量屠殺漢人，又制定許多落後的制度，使中國文明大幅度倒退。隨後的明朝承襲元朝的大部份制度，而清朝又承襲明朝的很多制度，都只有小幅度改善。元、明、清三朝的社會都比不上宋朝，而少有突破，自然無法開展工業革命。

宋朝「重文輕武」，受到遼、金和蒙古等外患的嚴重侵擾，但是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卻攀登高峰、領先世界。科舉制度起於隋、唐，但隋、唐時只有少部份官員由科舉晉用(多數官員看門第推薦)，到宋代，科舉則成為官員晉用的主要管道，平民只要通過科舉，就能立刻鯉躍龍門，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識字率大幅提高。宋代的社會相當寬鬆自由，造就商業的發達，滋養人口超過一億，而人民的生活水準非常高。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裡說：「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中國四大發明中有三項，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葯，都出現在宋朝。宋朝的繁榮鼎盛若繼續下去，很有可能啟動工業革命。

蒙古人征服金和南宋，大量屠殺漢人，例如四川在宋代曾有近兩千萬人口，蒙古大軍過後，僅剩八十萬。南宋的頑強抵抗造成最可悲的後果，漢民族的精英都犧牲了，而活下來的漢人幾乎喪失了靈魂。蒙古人把它的階層奴隸制度帶入中國，蒙古王公是大汗(皇帝)的奴隸，蒙古王公蓄養官員奴隸，官員再蓄養奴隸，形成多階層奴隸的奴隸，使宋朝時已禁絕的奴隸制度大幅度恢復。為了便於管理控制，元朝實行世襲戶口制，人民的職業是世襲、不能改變的，完全阻止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此外，蒙古統治階級很少任用正人君子協助治理民政，而大量利用地痞流氓榨取人民的血汗收入，造成社會的不正義和嚴重崩壞。(《馬可波羅遊記》記述元朝時中國的盛況，那些都是宋朝遺留下來的物質文明表象，馬可波羅沒看到當時中國社會崩壞的真相。)

明朝雖然是漢人政權，承襲了元朝的很多制度，包括奴隸制度和世襲戶口制，而為了偵察監督官員，明朝成立權力龐大的錦衣衛、東廠等情治單位，這些情治單位讓正人君子不齒，自然只能利用地痞流氓協助辦案，地痞流氓的勢力於是繼元朝而再猖獗。清朝又是異族統治，雖然它的治術遠比元朝溫和、高明，清朝骨子裡還是要防範漢人的異動，因此多方加強社會和思想的控制，使中國文明不可能有大幅的進展。

中國自秦始皇開始帝王專制，雖有起伏，大致上是逐漸趨向開明自由，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不幸南宋亡於野蠻的蒙古人。歐洲比中國幸運，勢如破竹的蒙古鐵騎只打到東歐一帶，沒有攻入歐洲的主體。蒙古人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和走向，十三、四世紀的元朝使中國文明大幅倒退，遇上歐洲十四世紀開始「文藝復興」，此消彼長三、四百年，歐洲文明逐漸超越中國，終於迎來工業革命的大突破。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作者不僅企圖回答「李約瑟難題」(即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

Morris教授採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能量的取用、城市的規模、資訊的傳達/處理、戰爭力等四方面。這樣的社會發展指標看來合理也頗全面。

十八世紀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並且發現科學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例如遠洋航海需要天文學和數學，而觀察天文發現力學的原理。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沒有充分證據)？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又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科學和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本文和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共指出三個可能原因。每個原因看來都有影響，哪個原因最關鍵？這是不太可能有解的。社會科學不像化學，一個化合物的成分比例可以精確檢測出來，社會結果的成因比重則是無法精確檢測的。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六世紀西歐開始科學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不少人都曾鑽研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筆者述而不作，願把所學所知分享讀者。

科學和工業革命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同時發生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是迂迴的生產方式，比傳統的生產方式回收慢、投資大，必須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才可能成功，因此促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或者說，科學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互為因果的。

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歐洲是封建諸侯體制，貴族一般都長期擁有自己的莊園、佃農等，並且習於經營商業貿易。換言之，歐洲貴族一般都擁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初起時，能夠大力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

對比於歐洲，中國很早就實行中央集權、官僚治國，官僚不像貴族能世襲及經營商業，因此中國的官僚多不熟悉商業，更不像歐洲的貴族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能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當科學和工業革命尚未顯示明顯效益時，只能倚靠民間的富人投入發展科學和工業，但是民間的富人數量有限又不穩定(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們推進科學和工業的力道當然比不上歐洲貴族。

科學和工業革命沒發生於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科舉選才與獨尊儒學。中國自漢朝「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而其他學問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是到了隋、唐實行科舉選才，儒家幾乎成為唯一官學，而到了宋、明，原本相當開放的儒學更演變成頗壓抑人性的理學。中國的為學越來越狹窄，因此不可能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對比於中國，歐洲長期受基督教信仰的束縛，其獨尊基督教神學就像中國獨尊儒學一樣。但是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和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讓歐洲逐漸脫離基督教的束縛，終於學術百花齊放，因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歷史的演進發人深省，而制度的好壞時常是此一時、彼一時，不是永遠不變的。封建諸侯體制曾有助於歐洲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但是卻是比中央集權、官僚治國落後的政治制度。環顧世界，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即使是聯邦，中央有很大權力)、官僚治國，已經沒有現代化國家還實行封建諸侯體制了(貴族爵位都是虛銜)。以科舉選才擔任文官既公平又保證文官的水準，曾經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有助於中國社會領先西方，卻阻礙了中國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儒家和基督教曾長期束縛中國和西方世界，但這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錯，只要長保開放多元，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