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產生的方式造成不同的國家 | 盛嘉麟

神權國家的領袖(梵蒂岡,汶萊) 

他們號稱君權神授,內心知道是假的,必須討好百姓给魚给肉,好好幹才有魚肉來討好百姓,維持權位。 為了維持神權,他們的領袖真心希望國泰民安。 

世襲國家的領袖(朝鮮,沙特,約旦) 

他們內心知道世襲是靠不住的,必須討好百姓给魚给肉,好好幹才有魚肉來討好百姓,維持權位。 為了維持世襲,他們的領袖真心希望國泰民安,好傳给兒孫。 

黨權國家的領袖(中國,古巴) 

他們內心知道一黨專政是靠不住的,必須討好百姓给魚给肉,好好幹才有魚肉來討好百姓,維持政權。 一旦出事,黨內中央政治局很容易拉他下馬,沒有罷免的程序,他們的領袖真心希望國泰民安。 

假選舉國家的領袖(俄國,白俄羅斯) 

為了維持假選舉的永遠勝利,必須討好百姓给魚给肉,好好幹才有魚肉來討好百姓,維持高度民調滿意%,維持勝選。 為了維持假選舉的永遠勝利,他們有時候必須暗殺拘留受外國支持,唱蹦作秀、滿嘴謊言、爭奪權位、禍害國家的無恥政客及漢奸,肅清了國家政局。 為了維持假選舉的永遠勝利,他們的領袖真心希望國泰民安。 

選舉國家的領袖(美國,台灣地區….) 

我是817萬票當選的,我代表2300萬人的民意,我的權位合法穩固,超過神授、世襲,我菩薩上帝都不怕。 我是百姓授權,合法穩固,授權以後我就不怕百姓,不必给百姓魚肉,魚肉全歸我的人所有。 

鳳梨有介殼蟲,被中國大陸禁止進口,我就舉鳳梨槍掃射中國大陸,要2300萬人每人吃18公斤鳳梨。 

德州停電斷水,有個市長對市民說,政府不欠你們水電,你們自己想辦法,不要打電話來市政府抱怨。 

我的任期最少四年最多八年,非常有限,我的人分魚搶肉要快要狠,深怕來不及分光魚肉。 我天不怕地下怕,你百姓不爽罷免我啊,下次不要選我啊。 我不需要國泰民安,我只要選舉勝利,國家泰不泰,人民安不安,是下一屆領袖的事 。  

所以中國一場意外的新冠流行病毒沒有處理好,湖北省市政府四千個官員受到懲罰,革職下台。 

所以美國同樣一場新冠流行病毒,死了55萬人,總統及政府官員不需負責,沒有一個革職下台。你百姓不爽,罷免我啊,下次不要選我啊。 

所以全世界的選舉國家,大多數都玩到千瘡百孔,你不要以為選舉是最好的制度。 

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 | 郭譽申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算得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著,曾獲得多個獎項,上網搜尋就能看到多篇中英文的評介。該書的英文原本出版於2012年,因此寫作時間約在2010年,10年後的現在回顧此書,比較能夠判定它說對了什麼及說錯了什麼,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

此書探討政治學的重要問題: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相關的,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作者區別兩類的制度:廣納性 (inclusive) 和榨取性 (extractive) 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廣納的經濟制度必須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合約;經濟制度也必須允許新企業跨入,並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不符合這些的將讓部份人有發展優勢,就是榨取的經濟制度。

廣納的政治制度有兩個條件: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和多元化。前者保障國家的安定和有序;後者表示政治權力不只授與少數人,而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受到節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榨取的政治制度。

書中主張,廣納的政治制度與廣納的經濟制度常是互相支援的,而榨取的政治制度與榨取的經濟制度也常是互相支援的,即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是常態,雖然偶而會有例外的轉折改變。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作者列舉了歷史上非常多的國家、城市等作為例證,以支持其主張。

此書非常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卻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制度本身是一些規則,如法律;不同的國家實行類似的制度規則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現象。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不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會讓讀者誤以為,複製成功國家的制度就能成為成功的國家。

雖未清楚言明,書中廣納性和榨取性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而非制度本身。廣納性制度無疑是正面的,而榨取性制度是負面的,因此廣納性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性制度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似乎是無庸置疑、不證自明的。但作者沒解答,國家如何能達成廣納性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嗎?實行西方民主的失敗國家很多啊!例如菲律賓、印度等等。

西方的民主制度近年呈現很多弊病,事實上自2006年起就有全球民主退潮的現象 (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書中對此並無著墨,作者顯然非常偏愛及偏袒西方民主。例如,作者稱讚巴西起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化,是朝向廣納性制度的發展;卻貶低同時間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仍是榨取性制度而無法持續成長。10年過去了,持續成長的顯然是中國,而不是巴西。現在大概沒人會認為巴西發展得比中國好吧!

作者雖然誤讀了中國,筆者卻不認為書中的主要論述不正確。中國的持續成長正是因為它的廣納性制度,例如,中國的領導人來自於九千萬共產黨員,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多半來自於少數資本家和其代理人,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比多數民主國家更有廣納性,雖然後者披上了全民選舉的外衣。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被視為能讓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配,不過是一假象 (尤其是在大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