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啟動歷史和基本作法 | 張自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時毛澤東在中國,是黨,是政府,是真理。他去世時留下來的是,一個全面落後的中國,等著奪權的四人幫,繼承人華國鋒,和一個三次被鬥而沒死的鄧小平。

不到一個月,10月6號,在毛澤東評語中「忠厚少文,不蠢不笨,大公無私」的華國鋒一舉拿下四人幫,而且為暫時穩定局勢,在治國方面,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安定政局。

華國鋒拿下四人幫,然後再用兩個凡是,穩定政局,對中國的國運,至關重要,所以最近在華國鋒100週年誕辰時,中國官方對華國鋒的評論是「做出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永垂不朽」。

此時中國已經明顯知道毛的那一套不行了,要改,但是怎麼改,不知道。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這篇文章,表現出中國現實主義的特點,走出準備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12月25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兩個凡是」,華國鋒隨後作了自我批評,並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一刻,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結束,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態度和方法很簡單,就是:

1.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
這個其實就是不要講什麼大道理,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管用最重要。

2. 摸著石頭過河
第一,河必須過,改革必須進行。
第二,沒有橋,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世界上任何方法,可搬的搬,可用的用。
第三,但是水可能很深,要摸索著過,有風險。
第四,慢點走,站穩了,再走下一步,多實驗,成功了再推廣。

總之,改革開放強調探索,也強調穩妥。下列為三個重要的實例:

1. 傻子瓜子

年廣九(人名),賣的瓜子又便宜、又大、又好吃,所以一下就打出名號,他自己乾脆取名「傻子瓜子」,因為生意越做越大,一個人忙不過來,雇了100多個人。一時間輿論譁然,這不是解放前的資本家又回來了嗎?當時就吵成一團,鄧小平不爭論,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三年之後,確認個體戶及行業不會對國有企業構成危害,所以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這是一個標準的摸著石頭過河的例子,解決了大陸個體戶的問題。

2. 包產到戶

1976年,大陸還是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可是收成低下,大家都吃不飽。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生產隊的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子的土地公開承包。結果第二年成效大好,18戶農民裡有12戶,生產的糧食超過了萬斤,油料產量超過自開展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民收入增長6倍。

隨後一些別的村也效法,事情變大,就引起激烈的爭論,認為「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向,犯的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錯誤。最後數字一再表現出,包產到戶的生產都大大增加,而堅持「大鍋飯」的村,只是平產或者減產。1980年,鄧小平以數字說話,一錘定音,198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開放雙包到戶,確定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責任制,從此中國農業走出人民公社。

3. 經濟特區

冷戰時代亞洲四小龍利用這樣的經濟策略,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缺乏對外經濟交往經驗與法律系統不健全的形勢下,建立經濟特區,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1979年7月,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市試辦為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允許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建設上以吸收利用外資為主,為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這就是「試點」。由於經濟特區的成功,而後衍生而出的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現在更有海南島全境,及新疆等多地經濟特區的成功,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濟特區,從開始的採用,到以後的推廣,充份表現出黑白貓理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但是中國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一些有關國運的重大事件,能早一天完成就早一天,一天都不願意等,下面列擧兩例:

1. 恢復高考(等同台灣的大學聯招)。鄧小平1977年7月復出,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主管科技教育,當時1977年的高考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他不願意等到1978年暑假,所以決定就在1978年初的寒假恢復高考,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隨後恢復知識份子的榮譽,全國開始重視教育。大家都可以了解,這個決定對整個國家前途發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2. 盡快確定全國幹部的退休制度 (參見《大陸的官員任免制度:選賢任能、問責究責、限齡退休》)。

明代以來的一些改革有共通性 | Friedrich Wang

早上抓住時間看看明清史上的一些改革,對比中共的改革開放。

明代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是具備跨時代意義的大事。這代表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人口資源的解放,以及政府稅收結構開始大幅度轉變。過去左派史學家稱之為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期。一條鞭,簡單說就是承認過去戶口與田土登記的虛化,不把人綁在土地上,可以自由進入市鎮從事工商經營或者進入工坊。政府開始加強對商業與手工業經營者課稅,而慢慢降低對田賦的依賴。

一條鞭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過去的戶籍與土地登記已經失靈,地方政府沒有賴以徵稅的依據,或者甚至根本抽不到稅。朝廷也一樣,國庫因此而走向空虛,這對已經危機四伏的明朝來說可謂生死交關。

一條鞭改革是從張居正主持朝堂後才開始的嗎?完全不是。事實上,在嘉靖、隆慶時期的嘉興、松江、寧波等地方政府已經默默實行,甚至是冒著被朝廷降罪的風險開始試辦。各種不一樣的名稱,如鞭法、一串鈴法等等,而且慢慢收到效果,農村、城鎮、地方政府、朝廷可說四贏。江南地區的水稻農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與勞力成本投入,所以佃戶特多,這種稅法也代表了朝廷的力量持續由地方基層撤退,讓農村秩序重整,真正形成地主主導經濟的局面。

張居正深知晚明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所以開始大刀闊斧改革,希望有所挽救。他用朝廷的名義正式承認既成事實,將這套稅法頒布天下,全國一致通行。這使得明朝政府的財政一度好轉,帝國開始了數十年的迴光返照。這樣民間冒險先行,朝廷後來跟上的方式,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這固然反映了官僚集團部分的僵化,但是也側面證明了民間活力的充沛以及部分地方官僚願意有所變通。

當年滿清統治台灣的模式,其實與上述也很類似。滿清政府收台灣入版圖後,一開始的確將這裡視若邊陲省分,類似像雲南、新疆的狀態,所以比較消極。但是因為朝廷沒有積極管轄,反而讓閩粵地區的移民在這個島上迸發出甚大的活力。台灣就在這些充滿著粗俗、野性、但是積極進取又時常強搶豪奪的羅漢腳手上逐漸開發完成,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竟然成為中國的東南穀倉,一個新移民開墾下的成功案例。

台灣成功的關鍵,反而是朝廷的消極以對。若積極管轄,給予各種限制,那是否有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未知數。今天台灣的主流觀點竟然以清朝對台灣長期消極以對為理由,來側面證明大陸無愛於台灣。那可以反問,若朝廷給予種種管轄與限制,今日是不是又要說,朝廷的專制荼毒所以影響了台灣開發?

到了近代,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當年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模式,讓中國大陸民不聊生,民間活力徹底窒息。1978年,本來年年吃不飽的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與村幹部,冒著被鬥死的風險,按下18個血手印,將整村的田地按照各戶的生產力平分,所謂的「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改革就此到來。這與毛時代的共產主義對著幹,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一年後,該村的農產量激增5倍,全村吃飽外還可以幫忙旁邊的幾個村。消息傳出,其他各村紛紛仿效,並且震撼了全中國大陸。農村在短時間內真正獲得了溫飽,這是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第一聲胎音。

還好鄧小平已經完全地當權,所以拍板定案,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整個社會奄奄一息的狀況立刻扭轉,中國的命運就此發生改變。其實這就是把人民由公社鬆綁,開始可以追求自己的財富與前途。而小平先生,與當年的張居正的角色其實沒有兩樣。這讓中國開啟了幾十年的榮景,中國人的智慧與勞動力得到解放,取得驚人的成果,否則當然就沒有今日的中國。

我們讀歷史要懂得辯證地去看問題。官僚與人民並不一定絕對對立,在一定的條件與狀態下,官僚與人民可以互相照應,歷史進程的推動就是這樣逐漸完成。

中國以民為主的治國理念 | 張自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習近平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時刻關注人民安危冷暖,為人民群眾做實事、辦好事、解難事,不斷讓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不斷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中國政府的治國理念是以民為主,為人民服務。把想得到的例子列舉如下:

第一,全國的基礎建設

包括高鐵、鐵路、各級公路、大水壩、發電廠、全面的網路系統等,從大城市一直到偏遠的小鄉小鎮。很多中國的基建,考慮的是政府有沒有能力做,對人民有好處嗎,而不單純是賺不賺錢的問題。譬如說中國的高鐵,到目前每年都大大的賠錢;全國小鄉村網路架設的時候,絕對不可能賺錢,但是全國各種基建的完善,是國家整體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這就是為全國人民服務。

第二,全國的脫貧(參見《大陸努力全面脫貧》)

第三,在第一個百年(2021建黨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2021年9月,中國發表全面小康白皮書,中國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的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小康涵蓋:

1. 不讓一個人掉隊
2. 城鄉融合發展
3. 區域協調發展
換句話說,不讓一個人掉隊,不讓一個城鄉掉隊,也不讓任何一個民族掉隊,全面小康是始終以全體人民為中心,奮鬥出來的小康。

第四,在第二個百年(2049建國百年),達到共同富裕。

中國下一個百年的目標是共同富裕,要縮短貧富差距(全世界發達國家共有的問題)而達到均富。雖說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1/6,李克強在2020年5月說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收入就1000元人民幣,所以中國政府沒有自滿的餘地,要努力的繼續為人民服務。

中國至今的經濟發展,基本上解決了人民溫飽的問題,但是人民的頭上仍有三座大山,就是住房、醫療和教育,表現出來的是,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中國政府正在解決這些難題,目前看到在做的至少有補教業和房地產業的整頓 (參見《大陸改革再接再厲》《恆大危機溯源》) 。

中國政府不是民選的,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這個政府要能夠真誠的替人民做事。政府一旦失去民心,不是像美國,共和黨不行,換民主黨,民主黨不行,再換回共和黨。中國政府要是不行,後果是不堪設想,有前蘇聯血淋淋的例子,中國政府牢記在心,隨時警惕。

中國人民對中國政府的表現是很有感的,2020年7月,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報告,習近平反腐以來,71.5%的民眾對其反腐工作感到滿意;2020年愛得拉曼(Edeman)全球主要國家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的調查中,中國高達95%,連續三年蟬聯第一,美國只48%。

六中全會,習近平憑什麼比肩毛、鄧 | 郭譽申

前兩天,中共的第19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六中全會)剛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是百年黨史上的第3份歷史決議。前兩份歷史決議分別確立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而這第3份歷史決議則肯定習近平的重要地位和路線。毛有建國的大功,鄧有改革開放的大功,習近平憑什麼能與毛、鄧比肩並列?

習近平主政9年,政績豐碩,至少包括:嚴懲貪污,加強環保,整軍建軍,整體脫貧,安定香港,新疆反恐,迅速控制新冠疫情,執行一帶一路政策,抵抗美國的全面打壓等。這每一項都是大功績,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基礎。政革開放雖然釋放中國的巨大動能,卻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習的重大貢獻是把改革開放納入章法、納入正軌,使中國逐漸成為依法而治的現代化國家。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是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常態,私有制是例外,只允許少數很小型的私有企業。因此改革開放要實行私有制為主的市場經濟,完全無法可依,甚至是根本違法;也不可能事先及時立法,因為在沒看到私有制的好處之前,習慣於公有制的人們,包括中共,都不可能支持改制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的艱難)。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因此只能交給地方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即所謂的「摸著石頭過河」。譬如,公有制沒有徵稅的制度,地方官員於是與私有企業自行協商稅額。

改革開放的前二、三十年都是各地自行其是、各顯神通,也可說是沒有章法、無法無天的。例如,直到1999年才制定《合同法》,2007年才制定《物權法》《企業所得稅法》,讓市場經濟逐漸有法律可以遵循。各地官員自行其是、各顯神通,造就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但是因為沒有章法、無法無天,也導致許多弊端,如大量的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後者多半因為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官員政策或企業行為的損害而聚集示威抗議,甚至造成衝突。

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的根源相當類似,大多因為官員有幾乎不受約束的行政裁量權,亦即沒有法治的緣故。法治不僅要立法,更要能執法。各地官員已多年習慣於自行其是、無法無天的施政方式,並從中獲利,要他們戒除積習、放棄利益而改為依法施政,當然有極大的阻力。因此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大陸普遍流傳順口溜:「不反貪腐要亡國,反貪腐要亡黨」;而很多人也憂心,愈來愈多的群體性事件終將動搖國家社會的穩定基礎。

改革開放需要制度化、法治化,很多人早就看出來。但是阻力太大,江澤民、胡錦濤在任時都做不到或不敢做,使問題愈積累愈嚴重。幸而習近平上台後,他意志堅定,手段高明,終能排除萬難,嚴懲貪腐,使中國逐漸走上制度化、法治化之路,使官員貪腐和群體性事件都大為減少,才能繼續推進更上層樓的發展。習近平救了中國,也救了中共,因此足以與毛、鄧比肩並列。

為何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 郭譽申

蘇聯和中國大陸都曾是共產主義國家,實行計畫經濟和大幅度的國有化。當兩國逐漸發現共產主義制度造成經濟停滯後,都曾朝向市場經濟和私有化改革。蘇聯改革失敗而解體,中國卻改革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威脅美國的霸權。原因何在?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何帆在其著作《大局觀:真實世界中的經濟學思維》中提出了簡單的答案(僅是書中很小一部份)。

眾所周知蘇聯與中國的漸進改革不同,蘇聯因為急劇導入西方的政經制度,被稱為「休克療法」,而導致經濟、政治的突然崩潰。何教授在書中指出,蘇聯也曾實行漸進改革多年,但是一直成效不佳,最後才採取了更失敗的休克療法。因此關鍵問題是,漸進改革在中國能成功,為何在蘇聯不能成功?

「蘇聯在中央層面成立了一百多個部委,分管不同的產業,然後由中央計畫部門來協調各產業間活動的聯繫…中國經濟則是按照地域原則組織起來,中央將經濟和行政權力下放到省級政府,每個省相當於一個小經濟體」。這樣經濟組織結構的不同導致蘇聯改革失敗而中國成功。

中國大陸的經濟組織結構有其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根據地的經濟和軍事形式,建國初期中國曾學過蘇聯的經濟組織模式,但後來在「大躍進」和「文革」時出現分權的高潮,中國重又回到地方分權的形態。

大陸的地方分權組織結構可能有「規模經濟損失、重復建設、地方保護主義」等弱點,卻有利於進行市場化改革。首先,改革措施難以事先預料成敗,大陸的改革時常先選定少數地方試行,若成功再推廣到全國;若失敗其影響範圍是有限的。其次,地方分權的組織結構讓各省可以彼此競爭,既符合市場化自由競爭的原則,也能激發各地方的發展積極性。

何教授在書中講的完全是經濟面的因素,筆者以為政治面的原因也很重要。蘇聯自1953年史達林過世,就斷斷續續進行不少改革,然而同時間高層的政治鬥爭幾乎不曾間斷,包括赫魯雪夫全面否定史達林;1964年,布里茲涅夫發動政變,使赫魯雪夫「被退休」;1982年,布里茲涅夫逝世,蘇聯經歷長達三年的政治鬥爭、領導人更替的混亂局面。蘇聯後任的最高領導人完全否定前任的最高領導人,當然不利團結和改革政策的延續。

對比之下,鄧小平是第一代的革命元勳,他在中國的威望超過赫魯雪夫、布里茲涅夫等在蘇聯的威望,他平反很多過去的寃案,卻絕不全面否定毛澤東,而此後的最高領導人也絕不否定前任的最高領導人,使中國大陸四十年來都能團結穩定地向前看,是改革開放成功的關鍵。

蘇聯立國七十多年而消亡,有些反共人士於是聲稱,中共政權也只會有七十多年的壽命(現在剛七十年),回顧中國與蘇聯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發展歷史,這樣的類比完全是無稽之談啊!

從「文革」到「改革開放」 | 郭譽申

「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歷時10年,是全面的大整肅,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本就貧窮的中國大陸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瀕臨崩潰的邊緣。然而「文革」結束之後不過兩年,1978年鄧小平掌權,開始「改革開放」,大陸自此開創了30多年的高速經濟成長,讓10億人脫離貧窮,創下世界史上不曾有過的脫貧記錄。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執政的都是共產黨,執政成績卻有天壤之別,為什麼會這樣?

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即馬克斯的社會主義理論,有崇高的理想,要追求普遍的平等。有能力的人信仰共產主義,表示他願意為一般人爭取普遍的平等,並放棄他能力上的優勢,過一般人平等的生活,是高貴的情操。早期的共產黨人為了共產主義理想,需要冒被國民黨政府處死的風險,更是難能可貴,多算得上是視死如歸的菁英。

有理想又篤信理論有時特別容易犯錯,篤信理論容易忽略實際現實,而有理想則容易固執自己脫離現實的善意,共產黨在「文革」時和之前所犯的錯誤幾乎都因篤信共產主義理論,想要消滅資產階級,甚至消滅私有制度、官僚制度等所致,加以共產黨長期是革命黨,權力極為集中,自然導致個人崇拜,而糾錯機制成為虛設,使錯誤無限放大,因此造成「文革」的大浩劫。

鄧小平看清了篤信理論、脫離現實的危險,因此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摸著石頭過河」,當理論不脫離現實,有理想、有菁英和權力集中都成為執行上的優勢,因此「改革開放」能夠大為成功。世界的現實是西方國家已有市場化和工業化的成功經驗,「改革開放」不妨引進、學習西方的制度和技術,並視中國的環境做適當的調整。

從鄧小平「文革」後得以上台執政可以看出早期共產黨人的優秀和理想性,鄧雖然早有重要貢獻和崇高威望,但是在1966年「文革」初起時被打倒,下放到江西担任普通職工,直到1973年才復出,1975年再被罷職,「文革」結束時,鄧無權無職,而當時捉拿「四人幫」的功勞主要屬於在職的葉劍英、李先念等,葉、李等都是革命時期元老,也有崇高聲望,卻推舉無權無職的鄧小平担任領袖,可見他們的無私和理想性,而後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則證明他們的推舉正確。葉、李等的主動讓賢之舉在一般爭權奪利的政治圈真是難能可貴。

中國大陸從「文革」的浩劫到「改革開放」的成功,差別在於認清理論不能脫離實際現實,「改革開放」初期的扭轉則得力於早期共產黨菁英的理想性,屬於「人治」,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不難發現需要從「人治」轉為「法治」,讓一切制度化,共產黨於是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依憲治國、依法施政、嚴以治黨,雖然這樣的轉變不是短期就能完全實現,大方向是正確的,類似「文革」的浩劫不可能再出現,而「改革開放」的前途看來充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