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民嘴臉思考二二八 | 徐百川

皇民精神就是崇日反華。台獨的主張出現後,台獨份子心中潛藏的皇民思想得到大解放,台獨刊物上崇日反華的言論觸目皆是。發表這些言論的,幾乎全是李登輝那一代的皇民餘孽,公然表露皇民思想的內心告白,極其肉麻露骨,赤裸裸的皇民情愫躍然紙上,昭昭至明。

藍營人士可說是根本不看台獨的刊物,因此也就阻隔了從皇民後遺症探究二二八的認知能力。據我所知只有僑居紐約的台灣人劉添財(自由撰稿人後改筆名阿修伯),雖對二二八著墨不多,他專注於批判台獨崇日媚日的賤人心態,以揭露皇民嘴臉為終生職志。然而在戒嚴時期對二二八的言論禁忌下,他當時許多批判皇民的文章未能在台灣發表。茲舉數條他所轉錄的,最令人驚嘆的台獨觀點:

台裔日本作家黃文雄(不是在紐約刺蔣那個)在其《締造台灣的日本人》一書,顛倒真相視日本人如救世主:「過去半個世紀裡,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的日本人,為台灣的近代化犧牲奉獻。」「日本國民成為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肥了台灣,好了台灣。」「國民黨的教育…,把土匪當做民族英雄祭拜,遮住雙眼捏造歷史。」(日本的教科書說台灣的抗日先人是土匪)

早年的台獨大老黃昭堂(1932-2011)曾自訴心聲:「自己才接受六年日本教育,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甚至還曾發願要去做少年航空兵,與英美決一死戰。」對於台人「懷念」日本殖民,過度吹捧日本殖民成就的說法,黃昭堂有著如此的觀察。他說:「與其說台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莫名的好感和懷念,不如說台人的那些好感,是來自於他們求學時期對日本老師和日本同學的懷念。」

1936年底日本推動皇民化,日本人開始拉感情麻醉台灣人。黃昭堂在皇民化兩三年後進小學,他若早生五、六年,絕不會對日本作如是想。

有一陣子台灣掀起了慰安婦的爭論,為了支持日本人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說法,台獨企業家蔡昆燦說:「台籍慰安婦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是為了出人頭地。」曾任建國黨主席的畫家柯文杞也宣稱:「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亦無怨尤」。

看看一位台獨皇民是如何如泣如訴,吐露他對日本的依戀:「我們只知道日本政府守法清廉,看不到他們殖民台灣的真面貌。」「十年前我再度到日本去,沿路我一直流淚。」「走過當年的明治橋(現在的中山橋),…五、六十年前,多少台灣人從這裡走上「台灣神社」去參拜「大魂國命」。」(皇民化開始後,中、小學生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

「大約是兩年前,一位年輕的朋友找我到體育館欣賞日本的神鼓童。節目完畢後,藝員在台上手舞足蹈、敲鑼打鼓、來回穿梭的當時,全場數千觀眾幾乎一致,合著他們的旋律拍手附合…,越拍越起勁,如醉如痴。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熱淚盈眶,終於霍地站起來,衝上台去擁抱他們。」「這是另一個我的母親,我想他擁抱的恐怕不只是藝員,還包括挫折、失去的童年!(日本戰敗,皇民化功敗垂成)」

在日本的灌輸下,皇民餘孽認為:「中國近代文化一無是處,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學者研究,對當今的社會已無實用價值」。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擔任過新北市明志工專校長的留美博士程萬行,他嘲笑中國人誇耀的發明-紙、指南針、火藥都是自吹自擂。理由是:「因為紙和火藥的發明要有化學的知識;指南針的發明要有物理方面的磁鐵知識。中國…只有四書五經,沒有科學、數理的觀念和知識,那裡談得上科學方面的新發明呢?」

從台獨如此根深蒂固的皇民心態看來,就足以佐證光復之時年輕這代人的皇民熱夢是不可能戛然而醒的。後來大陸人的表現又讓他們瞧不起,心中的皇民熱自然是餘溫猶存,有的甚至是更加熾熱的。因此,從思想上來講,光復後到二二八短短不到一年半,政府又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許多青少年銘刻腦際的皇民思想是不可能清空抹淨的。從行為上來講,若非皇民化,即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何至於演變成反華的種族仇殺?

再看看台獨主張出現後,皇民化的後遺症立時大爆發,美化日本、醜化中國的皇民論調,舉不勝舉。可見自日本投降後,皇民化的影響必然是一脈相連從未中斷過。可見,正是皇民化使得台灣青年失去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才導致了二二八的暴亂。

然而台獨全然否認自身的皇民化,再扭曲真相編造事實,說「狗去豬來」…等等中國落後的惡劣統治激發了二二八的抗暴。然後倒果為因,聲稱台灣人(其實只是皇民餘孽)復甦的日本精神,完全是國民黨殘暴腐敗的統治所壓逼回來的。台獨否認了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於是二二八被美化成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而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皇民思想成了台獨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自李登輝開始利用國家財力與政府力量,發動教師和文人致力歷史教育和文學創作,「將台灣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滄桑串連成民族史詩,喚起深層的台灣意識的覺醒」。所走的台獨路線,不僅「去中國化」,還要「再皇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