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患與獨裁專制 | 徐百川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讀後感 | 郭譽申

清朝末年,中國極度衰弱,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衰弱的重要原因是國民的國民性普遍有重大缺點,如奴性、不團結、民智低下、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等,因此倡議改造國民性,始於梁啟超,其後胡適、魯迅等都是重要人物。大陸歷史學者張宏杰2016年出版《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簡體書),講述中國國民性自古至今的演變歷程。此書讓中國人更了解自己的國民性,也有助於改進中國的國民性。

中國在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專制王朝以前,實行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當時的國民性可以概括為「貴族文化」,貴族長期有特權又富裕,使他們注重勇敢、尊嚴、優雅、榮譽心等高尚的品格。秦、漢之後,一直到隋、唐,主要實行郡縣制,傳統的貴族式微,但是朝廷非常重視門第,世家大族相當程度承襲了貴族文化,當時的國民性可以稱為「士族文化」或半貴族文化。到宋朝,始於隋、唐的科舉制度大行其道,完全突破了世家大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民間教育(書院)空前發達,於是迎來融合上層雅文化和下層俗文化的「平民文化」。元朝是極為殘暴的異族統治,隨後的明朝雖然是漢族統治,卻承襲了元朝的許多制度,元、明統治所導致的國民性被作者稱為「流氓文化」。作者認為清朝對社會的控制更勝元、明,因而形成「奴隸文化」的國民性。

作者已出版十多本歷史有關的書籍,文筆非常流暢優質,無庸置疑。他根據史料歸納出不同時代的中國國民性,雖然難免主觀,但簡單明瞭、不失重點,筆者大致都能認同,卻也有一些異議。

從字裡行間可知,作者很痛恨帝王專制制度。他傾向把自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說得一代不如一代,而國民性也是一代不如一代。這不大符合歷史事實。自秦、漢到隋、唐,再到宋朝,雖有起伏,中國的專制制度大致是越來越趨向合理化,到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元朝的異族統治是一個大斷層、專制制度的大倒退,因此元朝只維持統治九十年。專制王朝多半因襲前朝,做點小幅改進,因此明朝比元朝好一點,清朝比明朝好一點,但明、清在多方面都比不上宋朝。流氓和奴隸的國民性都是元朝惡政遺留的惡果,明、清不過是無心無力清除改善而已。

作者在書中多處比較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極力推崇民主制度,而貶低專制制度。帝王專制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不能說比不上希臘的民主制度,須看時空背景。政治制度不僅要讓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過得好,也要能保衛國家,讓種族綿延。中國的專制制度讓中國人綿延兩千多年,現在人口十三億;對比之下,古希臘人失去自己的國家兩千年,現在希臘人口不過一千萬。(時間久遠,現在的希臘人是否古希臘人後裔,甚至令人存疑。) 現代民主當然比帝王專制好,古代卻不一樣。例如,16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還發表著名的《君王論》,支持帝王專制制度。

魯迅和胡適都是以著述和言論,企圖改善中國國民性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魯迅傾向共產黨,而胡適較傾向國民黨,因此魯迅在大陸備受尊崇,而胡適受到冷落。令筆者驚訝地,作者在書中極力推崇胡適,明顯超過魯迅,加以他高度推崇古希臘的民主制度,等同於推崇現代的西方民主,這不是政治不正確嗎?作者能成為活躍的知名作家,看來大陸對文化、學術是很開明開放的,很多台灣人顯然對此有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