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尋租中國》-看清大陸的發展之路 | 郭譽申

中研院社會所吳介民博士在2019年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是少數在台灣研究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學術著作之一。雖然是比較硬的學術著作,《尋租中國》卻受到不少關注(以Google查詢可知),而一些親綠社群更以此書作為批評中國大陸的理論基礎。

作者從1994年起至2015年到大陸從事許多田野調查和訪談,最主要在廣東,還包括長江三角洲地區、浙南溫州地區等等。訪談對象包括台商、台幹、陸資廠老闆、陸幹、農民工、政府官員、學者、勞工NGO工作者等等。

基於這些調查和訪談資料及一些理論分析,作者的主要結論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屬於「尋租發展型國家」。「國家授予地方政府與官員機構化尋租(尋租比喻收取租金)的權力空間,用來激發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誘因;這種權力的授予方式,包括採取明文法規,或非正式法規;地方政府得以利用此權力空間,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介入全球價值鏈的治理過程,促成經濟擴張與成長,並達成價值攫取。」

作者批評「中國出口導向成長模式主要依靠剝削農民工而達成高積累」,「這個剩餘分配與資本積累模式,造成國民所得分配的高度不平等」。農民工是原來居住在鄉村,戶籍身份為農民,而進入都市務工者。農民工一般比在地職工工資低,獲得的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保險等)也較少,並且難以改變身份為都市居民(近年才逐漸放寬)。


《尋租中國》描繪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著重於其機構化尋租模式。如書中所述,在改革開放早期,地方政府與官員被授予的機構化尋租權力空間很寬廣,後來中央逐漸收縮此權力空間,而到近年這樣的權力空間已相當小。因此尋租發展型國家較符合近年之前的大陸,而非近年、現在和未來的大陸。作者認為,大陸的經濟發展屬於尋租發展型國家,是有點過於籠統了。

機構化尋租的演變很容易理解。改革開放之前,大陸是很反資本主義的,其制度甚至不允許稍大的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前期,整體的制度還不可能改變,因此中央只能授權地方自行創立制度,即機構化尋租,來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例如,不能成立公司,就不能正常徵稅,於是以收工繳費(大致根據員工數)取代徵稅。當改革開放漸有成效,整體的制度已能逐漸改為符合市場經濟,就不再需要機構化尋租了。在此可見大陸漸進式制度改革的難處和了不起。

如書中所述,尋租發展型國家的前提是出口導向的工業化。近年大陸外貿的比重卻逐漸降低,而愈來愈著重內需產業,如服務業、基礎建設工業(如高鐵)、航太工業(如衛星導航)等。這些產業(被作者忽略)雖然也可以外銷,卻與機構化尋租無關,都佐證尋租發展型國家僅適用於近年之前的大陸發展。

官員個人尋租,與機構化尋租只有一線之隔,就是收賄貪瀆。兩者不易區別是大陸過去貪腐相當嚴重的主要原因。近年機構化尋租逐漸退出舞台,官員個人尋租於是無所遮掩,而能夠被整治清理了,這是習近平打擊貪腐能夠成功的背景因素。

農民工一般是來自鄉村的窮人,值得同情。但是作者對大陸剝削農民工的批評不盡公平。首先,農民工都是自願到都市務工,因為都市務工的收入高於留在農村;有些農民工到都市務工幾年,甚至能回鄉建個新房(鄉村物價遠低於都市)。其次,農民家庭有權承包土地,農民工自己不耕種,就把土地出租給願耕種的其他農民(土地集中擴大才適合機械化耕種),而農民工收取租金;土地的租金雖然不多,卻是都市居民沒有的。其三,農民工工資低於在地職工,不是因為身份差異,而是因為受教育少、不能幹和人生地不熟;筆者就認識農民工,初到都市時在工廠裡擔任低薪勞工,幾年後有了些在地人脈,就轉職金融業業務員,其工資方案與在地業務員相同。最後,大陸所得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不是對農民工的剝削,而是沿海地區比內陸地區有天然的海運優勢(參見《大陸克服地理劣勢》),因此內陸的發展等於比沿海晚了二三十年。

雖然提出不少質疑,我還是肯定吳博士的努力和貢獻。尋租發展型國家確實是近年之前大陸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徵,往後則需另當別論了。美中不足的是,他對大陸政權的不喜歡似乎不自覺地影響了他的某些判斷力,使他對大陸剝削農民工的批評不盡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