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管轄全世界積習難改 | 盛嘉麟

美國司法無法無天的花邊新聞

3月26日美國司法部宣佈刑事起訴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與多位高官,指控他們涉及毒品走私。司法部的起訴書指控馬杜羅及一些高官,和哥倫比亞FARC游擊隊勾結,運送大量古柯鹼到美國等國。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早就是美國的眼中釘,先前祭出多次金融制裁及製造政變,美國的目的就是要把馬杜羅趕下台。2019年5月6日委內瑞拉爆發政變,不過委內瑞拉背後有中國、俄國的支援,制裁及政變都未得逞。現在開始玩老把戲,由訟棍律師出馬,刑事起訴外國現任元首,這在世界是史無前例的,顯見美國川普對付馬杜羅已經黔驢技窮,愈來愈挫折了。

美國軍隊及特工無法無天的欺負弱小國家

為鏟鋤委內瑞拉前任總統查維斯,美國情治特工在委內瑞拉製造了三次軍事政變,其中兩次2002年、2004年,幾乎要了查維斯的性命,幸賴效忠查維斯的軍中親信救助,脫逃危難,返回執政。查維斯2013年病逝。

2013年7月2日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專機在從俄羅斯回國途中,因為美國懷疑機上載有美國前中情局職員斯諾登,迫使專機在奧地利降落,接受美國特工檢查,引起國際議論。

1989年12月,美國布希總統在任期間,美國海軍陸戰隊和陸軍突擊隊突襲巴拿馬,俘虜了當時巴拿馬的總統諾瑞嘉,解散了巴拿馬的軍隊。把巴拿馬總統諾瑞嘉綁架來美國,以走私毒品和敲詐勒索的罪名接受偵訊,被邁阿密地方法院司法審判,判刑30年,關進美國監獄。2017年5月29日,諾瑞嘉因腦溢血病逝。

美國的氣勢及國力大不如前

比起1980-2013年,如今美國欺負弱小國家的氣勢及國力已經大不如前。

2012年美國泡製的利比亞暴亂,班加西事件中,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斯及美國外交事務情報管理官員史密斯等人被殺身亡,付出代價。

2014年美國制裁俄國,效果不大,有些歐洲國家並不配合。

2015年以來不斷的無端制裁中國華為公司,配合國家不多,效果不彰。

2019年制裁俄、德石油管線北溪二號,但工程繼續進行,即將完工,毫無效果。如今俄國反制美國頁岩油產業。

2019年製造的委內瑞拉政變,以失敗告終。

2019年制裁伊朗,但中國繼續進口伊朗石油,並且海軍護航油輪。

如今2020年要起訴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販毒走私,史無前例,十分可笑。

美國律師還準備要起訴中國政府,要求新冠流感賠償美國20兆美元。現在中國武漢梁旭光律師已提告美國政府要求新冠流感賠償中國巨額損失。

美國律師多如牛毛新冠病毒也來插一腳 | 盛嘉麟

美國律師多如牛毛,遇到新冠病毒這麽大的機會當然不會放過,所以美國有名的訟棍 Larry Klyman 律師,組成團隊,要起訴中國政府,應該對新冠流感在全球造成的災害負全部責任。美國受災的部份據 Larry Klyman 的團隊估計高達20兆美元,也就是$20,000,000,000,000。他將代表美國人民在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提出告訴,要求賠償。

大家會覺得莫名其妙而捧腹大笑,但是美國律師是認真的,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也覺得他們是司法管轄全世界的,所以這個案子一定會假戲真做,認真演出。我記憶所及,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真的審理過許多有關中國的案子,包括:
中國滿清政府發行的粵漢鐵路公債求償
起訴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
起訴中國主席江澤民
起訴中國主席胡錦濤
起訴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官員起訴中國的電腦駭客 
……..
雖然結果是完全無效,美國的律師、法官還是樂此不疲,因為大家都需要工作。

中國怎麼因應

能夠不理的當然不理,譬如粵漢鐵路公債求償案在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起訴時,被告的是當時中國駐美國大使柴澤民,柴大使根本不理法院通知,不理美國國務卿的勸告找個律師去應付一下,柴大使只說如果美國扣押中國在美國的船隻、飛機作為賠償,中國立即扣押美國在中國的財產互為補償。最後為了不讓小事鬧大,美國國務院派了自己的律師去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出庭,把這個案子駁斥取消。這是美國第一次派政府的律師幫外國政府打官司。

起訴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的案子,薄熙來在華盛頓當眾把法院通知書撕掉丟在地上,次日在華盛頓郵報上報,說薄熙來亂丟字紙破壞整潔,不了了之。

美國在巴爾幹戰爭時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建築物受損,死亡三人,中國政府向美國求償三億美元,美國以戰爭時期誤炸建築物不賠償為理由,並以越戰期間曾經誤炸河內的法國大使館未賠為判例,拒絕賠償。中國政府認為這是故意轟炸,不是誤炸,繼續要求賠償,但沒有結果。

後來中國發起學生群眾以鵝卵石、磚瓦打砸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歷經數週,把美國大使館的建築物、門窗玻璃、汽車、圍牆、花木….砸得一踏糊塗,但是在一旁的專家估價,修復費用未達三億美元。於是學生群眾開始打砸廣州成都的美國領事館,一直破壞到專家估價總修復費用差不多三億美元。

這時美國提出抗議,中國暴民破壞了美國在華的財產,損失多少億多少億,要求中國政府賠償。中國政府說你先賠中國的南斯拉夫大使館,我再賠美國的使領館。結果兩相抵消。

這一次新冠病毒賠償案,中國武漢的梁旭光律師也組成團隊,指控美國參加軍人運動會的選手把新冠病毒帶來武漢,造成武漢死傷嚴重,醫療費用及經濟損失更是天文數字,將在武漢地方法院起訴,要求美國政府全額賠償。

佛羅里達州律師團隊可以以莫名其妙的理由控告中國政府,武漢的律師團隊也可以以未經證實的理由控告美國政府。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可以長臂控告中國政府,武漢地方法院也可以長臂控告美國政府。將來如果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的法官敢判決中國政府必須賠償,武漢地方法院的法官也敢判決美國政府必須賠償。我們等著看佛羅里達州的法官判中國政府必須賠償$20,000,000,000,000美元,武漢地方的法官也會判決美國政府必須賠償$140,000,000,000,000人民幣($20,000,000,000,000 x 7)。

中國真是人才濟濟,不但是航天、核武、航母、殲廿、世界工廠…..的工程師厲害,經貿的法律的生技的醫療的……各行各業的人才都在突飛猛進,足以對付任何莫名其妙的找碴及挑戰。

中國司法驚人的進步 | 盛嘉麟

王立強的烏龍共諜案意外展現了中國大陸司法驚人的進步。環球網記者27日從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獨家獲得一份2016年王立強因詐騙罪在該法院接受審判的庭審視頻。視頻中的王立強對於其詐騙12萬元人民幣的事實供認不諱,並稱自己「法律意識淡薄」,「希望法院從輕處理」。最終,王立強因犯詐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六個月。

大陸環球時報獨家揭露「假中國特工王立強,庭審視頻曝光!」

現在全世界都清晰的看到了這段視頻,2016年,福建南平市光澤縣人民法院,這樣一個普通的鄉鎮法院,可以保存所有接受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引起世界數位強國的關注,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有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中國大陸自從2010年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數位能力、經濟能力。

其次,保存所有審判案件的庭審視頻代表大陸改革司法及進步的決心與基礎,因為保存完整庭審視頻可以提供日後對本案的置疑、挑戰、批評的完整基礎資訊,可以把檢察官、法官、律師在法庭上的言語動作公諸社會,促使司法官員審判案件時必須大公無私。

反觀嚎叫自由民主、法治正義的台灣,能做到這樣嗎?

從最近新聞比較兩岸的司法 | 郭譽申

6月底,《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佈2017至2018年關於「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調查報告,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樣獲得4.5分,而大陸在全球排名第46名,台灣的全球排名還落後兩名,只有48名。可能是不相信或不接受,台灣的主流媒體對這條新聞很少報導而更少討論。

筆者對這項調查報告起初也是半信半疑,因為台灣自從中央政府遷來,已有70年穩定的司法制度,而大陸真正實行法治,只有20多年的經歷。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前,文化大革命完全是無法無天的,在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劇烈改變,才逐漸重新建立司法制度,1993年大陸才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而1999年才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大陸20多年的法治竟然就能追上台灣70年的法治?

最近台灣的一些法治敗壞新聞讓我逐漸相信,台灣的法治恐怕比不上大陸的法治。蔡總統的親信、當紅的立委陳明文不合常理地在高鐵上遺失3百萬現金,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竟然第一時間出面替陳立委護航,說很多人都類似地多次提領現金以規避通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被查出在擔任最高法院庭長、台灣高等法院院長期間,有違反法官倫理及不當接受招待等行為,他在司法院將召開人事審議委員會討論他的案件前,自行請辭公懲會委員長一職。(石木欽的相關不當行為,早在4年前就已立案調查,蔡總統竟然在2017年底還是任命他為公懲會委員長!)

根據筆者的觀察,台灣的法治水準很快被大陸追上的原因至少有二(可能還有其他原因)。首先,台灣實行政黨政治,司法是多黨競爭的「裁判」,因為政黨競爭激烈,執政黨有強烈動機介入司法,使裁判偏向自己,以獲得政黨競爭的優勢。蔡總統任用蔡碧仲、石木欽這類的自己人,都是只管顏色,不管司法是否公正的明顯例子。對比之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者比較沒有動機介入司法,因此讓司法比較獨立公正。

台灣法治敗壞的另一原因是檢察系統不獨立。台灣的各級檢察署都隸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法務部的高官因此對各級檢察署的檢察官有相當大影響力。然而法務部的高官是政務官,會隨政黨輪替而改變,當綠營執政,綠營的法務部高官就很可能指揮檢察官(或者檢察官體察上意)「辦藍不辦綠」;而當藍營執政,藍營的法務部高官就很可能指揮檢察官(或者檢察官體察上意)「辦綠不辦藍」。馬英九總統卸任之後,多案被檢察官提起公訴,是明顯的例子。對比之下,大陸的國家政法機構包括「一府一委兩院」,行使檢察權的人民檢察院是兩院之一(另一院是人民法院),獨立於一府(在中央是國務院,在地方稱為人民政府)之外,檢察官因此比較不會被政府高官操控。

台灣人常自詡法治優於對岸,《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報告和最近的一些新聞都顯示事實並非如此。蔡總統競選時承諾司法改革,她進用蔡碧仲、石木欽等,卻更傷害司法。台灣人真需要認清事實,好好思考如何才能改善司法啊!

綠營壟斷大法官 制度該如何改? | 郭譽申

蔡總統又提名4名大法官,都在立院順利通過,包括她先前已提名通過7名大法官,蔡政府總共提名通過了11名大法官,超過大法官總數15人的2/3。大法官提名應該超越黨派,全面執政的蔡政府全然不避諱提名意識形態符合民進黨價值的大法官,仗著國會多數就強行通過。此事件極為嚴重,卻不受重視,不過成為一日新聞。

現代國家是依法治國,法律既保障基本人權,也保障政黨的公平競爭。大法官有解釋法律的權力,是基本人權和政黨公平競爭的最終守護者。蔡政府既擁有立院多數,又壟斷大法官解釋法律的權力,綠營於是可以隨心所欲地制定或修改法律,而將來任何法律爭議都需要透過大法官釋憲來解決爭端,其釋憲答案已經可以預知,就是都會符合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和利益。綠營因此可以「合法地」打壓、查辦它不喜歡的個人和團體,包括國民黨、統派團體等。例如,立院過去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和《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當然會被大法官認定不違憲;立院最近修改《國安法》,涵蓋到資訊頗難確認的「網路空間」,讓蔡政府又多了查辦政敵的武器和任意裁判的空間。

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及司法獨立。台灣現在搞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全由民進黨掌控,還算什麼民主?大法官制度的設計是任期8年,總共15人,出缺時才補足;理想上,大法官就任和離任的時間彼此不同,每任總統只能提名少數大法官,因此避免多數大法官被同一政黨所壟斷。然而這樣的大法官制度根本設計錯誤,若一個政黨執政較久或部份大法官辭職、去世,都可能造成某一政黨有機會提名及壟斷多數大法官,就像現在的民進黨。司法不獨立,恐怕有傾向法西斯之虞,還有啥民主啊?

雖然當權者顯然不會聽我的,筆者還是提出對大法官制度的簡明建議。法律非常專業,而司法又須獨立,新任的大法官應該由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共同推舉並投票產生,總統僅根據投票結果任命之,總統沒有提名權,立院沒有同意權,這樣才是司法獨立。具體而言,當大法官出缺時,由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推薦候選人,再由所有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在候選人中,投票選出新任的大法官。這樣的推薦和票選方式很類似中研院院士的產生方式,因為法律和學術研究同樣都很專業,並且該獨立於政治之外。

台灣已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曾任大法官者和在任的大法官中,傾向藍營和綠營者人數應該差不多,若以上述的推薦和票選方式產生新任的大法官,傾向藍營和綠營的選票將互相抵消,立場中立的候選人於是最有機會勝選,成為新任大法官,這正符合司法獨立的目標。

大法官對於人權、司法、民主都極為重要,台灣卻搞成綠營壟斷大法官,等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全由民進黨掌控。這真是台灣實行西方民主的大失敗,當權者別只管自己的權力,應該考慮改變大法官的產生方式了。

美國法官的嘴臉 | 盛嘉麟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生溫畢爾(Otto Warmbier)2016年因在北韓旅行期間偷竊、破壞宣傳文宣,遭北韓警方監禁,受到惡劣對待,2017年獲釋返美,精神狀態很差,不久死亡。家屬憤然提告,最近美國聯邦法官判處北韓需賠償溫畢爾家屬逾5億美元。

我們可以感覺到美國法官的囂張輕率,十分可笑:
這是一個國際案件,發生地點在北韓,一個美國國內的法官在沒有傳訊北韓警方的狀況下,單憑片面告訴,逕行判決。
美國法官判決的賠償金額瞞天要價,超過5億美元,如同天文數字。
囂張輕率的判決不是為了公平正義,更不是為了解決問題。

我再舉三個更囂張輕率的美國法官,可以當笑話看。

2004年當時的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訪問美國,住在首都華盛頓的 May Flower 旅館,在美國的法輪功聯合民運份子向首都華盛頓的地方法院以迫害人權的名義提告薄熙來,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也公然審理本案,並且派個法警等在May Flower 旅館門前,等待薄熙來一行官員出來的時候法警遞上文件要求簽收,等到薄熙來看到是通知他到法庭說明案情的法院通知書,薄熙來就當着大批新聞記者的面撕了通知書丟在地上。

晚上薄熙來在電視記者招待會上指責這是貽笑國際的,沒有禮貌的行為,第二天華盛頓郵報刊登此事說,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隨地拋棄字紙,行為不端。

很多年前美國阿拉巴馬州居民從廢紙中收集到大量的大清政府發行而無法償還的、作廢的粵漢鐵路公債,異想天開的向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提出告訴,要求中國政府償還百年來的本息,當然是一筆天文數字。囂張輕率的地方法院正式審理本案,地方法院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派人出庭到案說明。

記得當時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置之不理,後來美國國務院知悉此案,非常緊張,建議中國駐美大使館請個美國律師去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出庭,輕而易舉即可消弭本案,否則被告若不出庭,讓原告獲勝,地方法院即可要求美國國務院扣押中國在美國的機艦財產,執行求償,釀成國際糾紛。

柴澤民大使認為是無理取鬧,仍然置之不理,並說如果美國國務院敢扣押中國財產,中國也扣押美國在華財產。最後美國國務院為了免除日後的麻煩,自己派律師去阿拉巴馬州地方法院消弭了本案。囂張輕率的美國法官任意憑藉毫無意義的荒唐案件,製造法律的麻煩及糾紛,耗損國家司法資源,無日無之。

但是有一次伊拉克巴格達街上的民眾被美國黑水公司(惡名昭彰的美國雇傭兵公司)的雇傭兵任意開槍掃射,傷亡眾多,戰後巴格達市民到黑水公司所在地北卡羅林納州控告黑水公司,要求懲兇求償,北卡羅林納州地方法院法官隨即判決,因為本案無法找到伊拉克的證人及證據,不予受理。所以美國的法官可以囂張輕率,可以翻雲覆雨,都是他說了算。

 

范冰冰逃漏稅風波 | 郭譽申

范冰冰是筆者知道的少數大陸演藝明星之一,算得上是超級巨星。她因為「陰陽合同」等逃漏稅的不當行為,而消失了四個月,造成許多揣測,最近稅務機關的調查結果出爐,同時范冰冰發出道歉信,整個事件終於明朗,就是一個金額龐大的逃漏稅案件。

范冰冰

在范冰冰消失期間,各種傳聞、小道消息不斷,甚至說她與黨政高層有特殊關係,已靠特殊關係出亡海外;而一心反共者則總牽扯人權,渲染成范冰冰這樣的「大咖」都沒有人權。現在看來整起事件就是正常的法律案件,大陸稅務和檢調機關依法拘捕涉嫌人進行稅務調查,在調查結果出爐前,不適合公開案情(類似於台灣的偵查不公開)。范冰冰的家屬其實知道她的下落和被調查的狀況,但是不願對媒體公開,以免傷害范冰冰的形象,更怕因為回答媒體的追問,而曝露或增加范冰冰的罪責(在大陸,認罪會輕判;不認罪、狡辯會重判)。

范冰冰逃漏稅案顯示大陸的法治觀念還較薄弱。中國人傳統上總覺得,殺人放火會傷害人命,才是重罪,逃漏稅、商業犯罪等則不是那麼嚴重,因此逃漏稅和商業犯罪比較普遍。這種觀念一定要改,對於現代化的國家,稅收、商業都極重要,沒有合理的稅收和公道的商業環境,就不可能成為現代化的國家。以范冰冰逃漏稅幾億人民幣來說,這金額足以養活多少殘疾人一輩子?國家少了這些錢,沒法照顧這些殘疾人,這些殘疾人可能就會沒命!

范冰冰案的處理對中國大陸無疑是件好事。習近平上台前,大陸的黨政軍界貪腐相當嚴重,上樑不正下樑歪,社會各界的逃漏稅、商業犯罪等自然相當普遍。近幾年,習大力打擊貪腐、厲行法治、從嚴管黨,上樑正了,就可以導正下樑,依法處置范冰冰這樣的大咖,頗有殺雞儆猴的效果,能讓法治較快地深入人心,有了法治才能成為現代化國家。

與范冰冰案同時發生、似有關聯的是大陸演藝明星的「限薪令」。大陸因為市場龐大,市場競爭之下,少數頂尖演藝明星的薪資高得驚人(頂尖演藝明星的薪資支出常達全部演藝製作費用的一半以上),既造成一般人的嫉妒不平,也不利影視產業的發展。大陸的根本思想是社會主義,演藝明星的適度限薪符合社會的普遍期待,這恐怕是講究自由市場的西方資本主義做不到的。

范冰冰曾自述不嫁豪門,自己就是豪門。以其身家財力確算得上豪門。台灣對這樣的豪門很少動用司法,即使動用司法,豪門總能動用其人脈及律師團,長期抗辯纏訟,而很難被定罪;大陸司法竟只花四個月就讓范冰冰認罪認罰,兩岸的司法和稅務真是大為不同,而大陸似乎有其可取之處。

 

 

 

台灣民主損害法治 | 郭譽申

台灣的司法一直頗受詬病,讓人民不滿,也不為人民所信任,因此司法需要改革,幾乎是朝野少有的共識(雖然朝野司法改革的方向可能不同)。民主(在此指選舉民主或西方民主)一般被認為有益於法治,而法治應奠基於民主。然而台灣民主化已二十多年,法治似乎沒有多少長進,為什麼?

早年國民黨長期執政時,反對黨總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即使藍、綠兩黨輪流執政之後,政治人物被起訴或判罪時,仍常說是政治迫害。不論這些說法對或不對,總是各有支持者和反對者,缺少司法最需要的共識或信任。選舉民主看來並不有益於法治,甚至損害法治。

選舉民主是政黨通過選舉彼此競爭,政黨競爭如何才能公平?只能依靠司法保障政黨競爭的公平性。政治人物需要大筆錢支應選舉,他/她們處理錢是否合法,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時,政治人物是否使用非法競選手段,如賄選、誹謗、造假等,也只能由司法判定;選舉之外,執政黨是否利用其執政優勢,如立院席次過半,制定法律或發佈行政命令,而造成政黨競爭的不公平?這只能依靠大法官判定執政者的作為是否違背憲法。無論如何,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對於民主極為重要。

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有點像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而執政,內心裡都希望司法站在自己這邊,於是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在台灣,執政者至少有三種方式可以干預影響司法:其一,負責釋憲的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及立院投票通過,執政黨自然傾向任命自己人為大法官。其二,檢察體系,包括所有檢察官,不屬於司法院,而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檢察體系因此不像法院獨立,容易受執政者掌控。其三,有權力的政治人物可以向檢察官、法官私下關說,只要不涉及金錢回饋,不算是犯罪行為(只是觀感不佳,無法律可管)。

執政者有權力和能力去干預影響司法,蔡政府幾乎不遺餘力地這樣做。蔡政府任命許多公開「挺獨」的大法官,正是讓司法站在自己這邊的寫照,而大法官們找盡各種理由,把許多釋憲案擋在門外,等於是閉起眼睛支持執政者,完全報答了蔡政府的任命。北檢(台北地檢署)翻箱倒櫃,把許多前已偵結的馬英九舊案重啟調查,找盡理由起訴馬。若說北檢沒有受到執政者的指示而行動,誰會相信?2013年馬、王政爭時,王金平和柯建銘進行司法關說,幾乎沒有受到多少譴責,而王、柯至今仍為重量級立委,讓人感覺司法關說是藍、綠共業,別聲張就好。

選舉民主有益於法治,是一個迷思。司法是政黨競爭的裁判,政黨為了能贏得政黨競爭,很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而執政者特別有權力和能力這樣做。過去藍營執政時,難免有些干預影響司法,而今綠營執政,干預影響司法更是不遺餘力。台灣法治不佳,何來公平正義?愧為已發展國家。不過,法治不佳不僅是台灣的問題,選舉民主使政黨有動機去干預影響司法,難以避免,因此法治糟糕的民主國家比比皆是,如菲律賓、墨西哥等等,族繁不及備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