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園口決堤之戰略運用與歷史反思|賈忠偉

「被中共定為愛國人士的左翼記者曹聚仁(1900~1972)對於花園口決堤事件的回憶是:「我們於6月底,到那一帶放賑,鄉民各自安居家中,赤腳來領賑濟物品,面有笑容,並未造成災難。」

☉國府在「蘭封會戰」失敗(民國27年/1938年5月),日軍陸續攻陷開封、尉氏、中牟後,為避免在豫東的平原上與日軍決戰,同時也讓第一戰區的主力能安全撤到平漢鐵路以西,才正式決定實施法肯豪森將軍早在民國24年(1935年)8月20日時,就為國府所規劃《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中的相關戰略建議:「最後的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以增厚其防禦力」。

軍委會(軍事委員會)在決定「以水代兵」的決堤策略之後,最初的首選卻並非花園口,而是中牟縣城北邊25公里的趙口,這裡東西距離開封、鄭州均不到百里。最重要的是──日軍大部盤踞在這一帶,黃河水一旦放出,會把日軍滯留在這片土地上。

但趙口的決堤行動進行的非常不順利,最後才轉換到與趙口相距26公里的花園口。這個決定也得到了當地水利專家的肯定,因為黃河的河道有「銅頭鐵尾豆腐腰」的說法,所謂「豆腐腰」,就是指河南孟津縣到黃河入海口一帶,意思是說黃河堤防所在的腰部,好像豆腐一樣容易被洪水沖決。花園口就恰恰處在黃河腰部的上端……這場人造洪水的水深很淺,大約60~90公分之間,氾濫範圍44個縣,54,000平方公里……除了淹死的外,還有更多的無辜百姓死於飢餓和傳染病。

由於兩岸早期對立嚴重,這自然也影響了大陸對於抗戰歷史的詮釋。中國作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梅桑榆(原名梅曉東)在他所寫的--《花園口 1938》(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06.01)一書中就完全依據中共對於抗戰歷史的基調指控:…事件(花園口決堤)使豫皖蘇三省44個縣市受災,黃河氾濫面積達5.4萬平方公里,造成89萬人死亡,1,200萬人流離失所。

不過在中共承認國軍為正面抗戰之主力後,大陸的歷史學界,對於花園口決堤事件的調查與詮釋,態度也變的比較持平,在1997年8月28日,由河南人民政府與中共中央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所重立的《黃河花園口決堤堵口記事碑》中是這麼寫的:「決口後,泛區長四百公里,寬三十至八十公里,合豫,皖,蘇三省四十四個縣市,受災人口一千兩百五十萬,淹沒耕地一千兩百六十三萬餘畝。水災,蝗災使泛區饑民掙扎,餓殍枕藉,又加戰亂兵匪之憂,八年多共死亡八十九萬人,逃亡三百九十一萬人。這次決口所造成的劫難,是黃河災害史上最嚴重的一次。」

1938年,國民政府和國軍向黃氾區災民發放救濟物質。
【1938年,國民政府和國軍向黃氾區災民發放救濟物質。】

郝柏村先生在他所口述的《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書中指出:「這些統計數據或有所本,我沒有太大意見,但如果將八年抗戰期間,老百姓在這個地區的所有旱災,兵災損失,都算在花園口決堤這件事上,不但不客觀也完全忽略了日本軍閥才是罪魁禍首的事實。國民政府決堤的動機,及其所達到的正面效果,則未見載於碑文中,顯然忽略了這件事情的真正意義」。

而由郝柏村口述、何世同將軍編校的《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一書中對花園口決堤之戰術運所帶來之影響,則再度強調:徐州會戰結束後,國軍主力向西轉進,日軍機械化部隊沿隴海鐵路平原地帶急速西進,開封失守,鄭州告急。鄭州是隴海與坪和鐵路的交會點,日軍一旦奪取,即可延平和鐵路,由北向南攻擊國軍武漢陣線的側翼。當時國軍主力部署在武漢以東的淮河與長江之間,武漢以北兵力薄弱,日軍機械化部隊若由此南下,中國立即被縱斷為二,國民政府持久抗戰的戰略佈局,不但前功盡棄,還要面臨主力被包圍殲滅的嚴重後果……花園口決堤之後,日軍在開封附近的兩個機械化師團立即為大水所困,動彈不得,後續跟進的六個師團亦為泥濘所阻,無法前進;迫使日軍只得放棄由平漢路南下行動,轉由安徽大別山區進入鄂東,向西進攻武漢。此舉不但確保了武漢戰略側翼的安全,使國軍放棄武漢時,主力有自由轉進的機會,也讓武漢會戰多支持了幾個月,爭取到部署大後方基地的寶貴時間,更讓鄭州、洛陽多守了六年,(對抗戰結果)影響至大……也就是說,若無花園口決堤,不但國軍無法遂行持久作戰,甚至連向後轉進的機會都沒有,日軍鯨吞中國野心,恐怕就畢其功於此役……

花園口決堤圖1
【圖片來源:郝柏村口述、何世同將軍編校的《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p194】

花園口決堤圖2
【圖片來源:郝柏村口述、何世同將軍編校的《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p197】

曾親身參與決堤的熊先煜先生(1913~1999,當時熊先煜是國民革命軍陸軍新八師參謀,熊先煜畢業於黃埔軍校洛陽分校第四期、陸軍大學第五期。中共建政後擔任重慶市文史館員、政協委員)晚年在《花園口決堤真相揭密》(由熊先煜口述,羅學蓬整理,羅學蓬曾擔任重慶市政協委員)一文中指出──花園口決堤的目的是淹沒敵軍,「以水代兵」消滅其有生力量,這是不準確的。統帥部直接的軍事目的是放出黃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遲滯敵寇的進攻,為我軍機動爭取時間。當然,洪水湧出後給敵人造成的損失,確實是重大的。那麼,這一軍事目的是否達到呢?
黃河水給日軍造成的創傷,可以從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證。

(a)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寫到:「6月10日前後,中國軍隊在京水鎮(鄭州以北15公里處)附近,掘開了黃河南岸的堤防。因此,黃河濁流向東南奔流,中牟首先進水,逐日擴大,從朱仙鎮、尉氏、太康,一直影響到蚌埠。第二軍6月13日為救援孤立在中牟的第14師團一部,從第5、第10、第114師團兵站抽調工兵各一個中隊及架橋材料一個中隊,配屬給第14師團。隨後於16日又從第一軍調來獨立工兵第2聯隊主力及渡河材料一個中隊。6月15日以後,由於泛濫的河水擴大到尉氏的第16師團方面,第二軍除調回第14師團兩個工兵中隊外,又逐次增加架橋材料兩個中隊,摺疊船40隻, 獨立工兵第11聯隊主力支援,然後向泛濫地帶以外撤退。方面軍於6月17日命令臨時航空兵團全力以赴援助第十六師團方面的補給。用運輸機、輕重轟炸機,在 6月16至24日之間給兩個師團投下補給糧秣、衛生材料等,合計約161.5噸。29日,方面軍在徐州舉行聯合追悼大會。僅第二軍死於洪水人數便達到7,452名之多。」

(b)日本大本營陸軍部撰有日軍侵華史長編。其中第440頁記載如下:「中國軍隊6月10日左右於鄭州東北掘開黃河堤防,使黃河水向東南方向湧出,採取了水淹戰術,淹沒了自己的廣大沃野,形成了經中牟、尉氏、周口、阜陽連接淮河的大地障,給我軍行動造成極大困難。」

而據我方目擊者說:「洪水到處,日軍驚恐萬狀,東奔西突,人馬踐踏,車、馬、人員淹沒不計其數。」……
毫無疑問,這是中華民族所承受的極其慘重的犧牲。也正由於這一慘重的犧牲,才改變了嚴重不利於我的戰爭態勢,粉碎了氣焰囂張的日寇奪取鄭州後(當時統帥部已決定放棄鄭州)迅速南取武漢、西襲潼關的企圖。如果沒有黃泛區阻隔,鄭州淪陷後,敵人必然直逼武漢;而由豫至鄂,不僅有鐵路運輸,而且地勢平坦,極利敵之機械化部隊縱橫馳騁。我軍能據險堵截的,僅一武勝關而巳,一遭突破,戰局不堪設想。

花園口決堤後,由於形成黃泛區這一鉅大地障,終於迫使敵人止步於平漢路以東,我唐、白河流域及漢水中游方得以免遭敵鐵蹄踐踏。唐、白河流域人口眾多,地域寬廣平坦,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有力地支援了抗戰。正由於有了黃泛區這一地障,我第一、第五戰區才分別得以在洛陽、老河口立足,與江南諸戰區遙相呼應,從而確保西北、屏障陪都。
單純從軍事角度講,花園口決堤,乃是我國處於經濟、軍事、科學、工業全面落後的情況下,面對強敵不得不採取的「斷臂圖存」之舉,事關國家危亡,華胄存續。作出局部之重大犧牲,而換取民族之慘勝,後人是應該理解的。

而花園口決堤也為後來國共內戰帶的結局來了意想不到變化,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穆盛博(Micah Muscolino)在他所寫的《中國的戰爭生態學:河南、黃河及其他(1938~1950)》有一段敘述很特別:1946年,聯總(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開始計畫修復花園口缺口,同時引挖水渠迫使黃河回到故道。但中國國內軍事和政治形勢使工程變得政治化。是年,黃河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在華北的分界線。中共控制了黃河北岸,包括黃河1938年改道前的河道,因此要求相應的糧食和資金補助,以重新岸置已經在黃河故道安家的40萬居民。黃河再一次成為國民黨打擊對手的軍事資源:國軍從政府處接手工程,1947年初,在沒有事先通知各方的情況下完成了花園口堵口工程,迫使黃河重回故道,淹沒了500多個村莊,十多萬人無家可歸。

堵口工程本身為河南災民提供了急需的工作和食糧,對河南農業帶來的好處也顯而易見。至1947年夏天,80%的原黃泛區成為耕田。黃河重歸故道後,河南人口增加,農業復甦,戰略重要性凸顯,國共雙方對河南的爭奪也日趨激烈。隨著黃河的再次改道,國共之間的天然屏障愈來愈窄。1947年,雙方在河南開始短兵相接,小規模戰鬥爆發,雙方開始向當地徵糧、徵兵。共產黨稅收本來就低於國民黨,而泛黃區大量的無主土地和混換的土地使用權極大地便利了共產黨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吸引難民加入;國民黨與農民的關係則愈來愈緊張,很多人轉向支持共產黨。
1949年,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到1950年代,黃河泛黃區人口已經恢復,西華、扶溝等地的糧食產量超越戰前,但河南的生態環境持續惡化。黃河留下的淤泥質地不同、深度不同,需要制定不同的耕作策略。每到冬天和春天,新沉積土容易受風患。黃河淤泥也堵塞了淮河的支流,沖毀了數百公里的堤壩,使該的生態脆弱。治理淮河和建立大面積的防風帶將成為共產黨日後艱巨的工程,其影響一直持續到1958的大躍進。至此,戰爭中河南的故事告一段落。

參見──
(1)王鴻諒:《1938年6月9日:戰爭邏輯下的花園口》(《三聯生活週刊》/2005年第20期)。
(2)郝柏村:《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天下文化),p79~80。
(3)郝柏村口述、何世同編校:《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天下文化),p194~196。
(4)吳湘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下)》(綜合月刊社),p446~447。
(5)馬振犢:《知非文集:民國初年祕辛研究》(崧博出版)。
(6)中文《維基百科》之【花園口決堤事件】──據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統計:河南、安徽和江蘇三省44個縣市因此受災,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經濟損失10.9176億元。
(7)江飛宇:《抗日戰爭期間的斷腕之策:花園口決堤》(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609006602-260417?chdtv)。
(8)廖彥博:《抗戰新視野~決勝看八年》(天下文化),p108~109。
(9)熊先煜:《花園口決堤真相揭密》(由熊先煜口述,羅學蓬整理,羅學蓬曾擔任重慶市政協委員)。
(10)侯曉佳:《國殤?河殤?評Micah S.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二十一世紀評論/2018年2月號/第一六五期》。
(11)根據畢春富的記載,整個黃河氾濫殃及約15,000平方公里,約500萬百姓死飽受水患,300萬人逃離故土(流浪他鄉),4、50萬人死於洪流及繼水災而起之饑饉、疫癆。
參見--畢春富:《抗戰江河掘口祕史》(明文書局),p13~p60。

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賈忠偉

補充淞滬戰役之戰線轉移的看法,絕非是老蔣總統計畫錯誤:

「國軍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兵力約 50,000餘名,日軍兵力集結在其海軍司令部附近的特別陸戰隊不足5,000名(含新登陸約3,000人),附砲20門外,另有在鄉軍人約3,600人,各艦可抽調1,600人及其他作戰人力,總共接近12,000人。國軍兵力超越日軍甚多,日軍雖有各種口徑的火砲及戰車、裝甲車,並獲得強大的空軍、戰艦支援,兵力畢竟相差懸殊。料定日軍為確保上海利益,必將派兵增援。國軍亦需增兵以擴大戰事,方可迫敵主力轉移華東。」

(1)時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 193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寫下: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 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剿共後, 與敵為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

當時作戰線還不是普遍使用的軍語,作戰方向就是作戰線的方向。蔣中正評 估敵我作戰方向的利弊,認為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不利中國持久作戰,由東向西,則足以長期對抗。華北繼九一八事變成為中日衝突嚴重的地區,引爆戰爭的機率最大,當時徐永昌為華北軍政要員,故得與聞決策並寫下日記。說明國民政府早在1935年入川時,已經策定誘迫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戰略指導。從作戰觀點評析,若能誘致日軍主力南下華東沿海,由東向西溯長江仰攻武漢,則抗戰將按中國全程構想所策定的方案進行,掌握到戰爭的主動性。此案在戰略上敵我形成正面作戰,可排除側背威脅,確保中國補給線安全。在戰術上可運用長江流域的河川、湖澤及仰攻地形,限制日軍戰力發揮,利於持久作戰。」

(2)1936 年是中央政府以抗日為中心的一年,陳誠回憶: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因西北風雲日緊,我奉委員長電召由廬山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即均於此時策定。至於如何制敵而不為敵所制問題,亦曾初步議及。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

上述洛陽抗日大計,綜合並補充了萬耀煌和徐永昌日記的內容,對抗日戰爭的全 程構想與戰略指導有較完整的記述。為繼《徐永昌日記》,再次見到導引日軍作戰線從由北向南改變為由東向西的記載。

國軍選擇從上海發動攻勢,可迫使華北日軍主力增援華東,打破其在華北與中國速戰速決之戰略。再者,日軍主力南下後,就不再有足夠兵力沿平漢線由北向南攻擊武漢,排除其截斷中國補給線的威脅,類似「圍魏救趙」的策略。

(3)按董顯光的記述,蔣中正在平、津失陷之後、淞滬會戰以前,已經決定主動 選擇戰場,集中主力於長江一線,引敵深入內陸,進行多線陣地的逐次抵抗,並 非開戰後才因應戰況發展所產生的方案。抗戰時期的國際宣傳由蔣中正直接掌 握,董顯光深得倚重,8年負責其事不曾更動,故能與聞決策,見證歷史,比蔣 緯國提早24年就講到轉移日軍作戰線的戰略。

(4)《時代》週刊駐華特派員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對蔣中正在滬戰初 期1937年7~8月的決策做綜合敘述:「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 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 」

西方媒體在戰地的報導,指日本計劃在華北決戰,中國則主動選擇戰場,引敵到長江下游作戰,比蔣緯國更早41年就提出相同的評論。3 人分別從參與決策、戰地 採訪及軍事觀點提出所見,均與徐永昌、陳誠所記載,在戰爭準備時期所定下的戰略相符合。

(5)最重要的是,中國不管是武力或是整體社會,遠遠無法與當時的日本相比,因此在上海租界旁發動戰爭,有可能引起列強干預,這就是原本蔣寄望──《九國公約》的一個主要原因。

資料摘自──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