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兩岸統一的因素 | 謝芷生

中國自古就是個偉大的國家。在歷史長河中,曾多次名列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們分別是在漢、唐、元、明、清。

至鴉片戰爭後,由於沒趕上西方工業革命的浪潮,致科技落後,遂為西方的船堅炮利所挾制。從此國力衰退、民生凋敝,長達約百年以上。這段時間堪稱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期,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一度欲瓜分中國。幸中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列強無一能獨吞。當時實力尚無法抗衡英、法、德、俄的美國,擔心瓜分行動將損及其在華利益,而主張“各國利益均沾“,中國始倖免於難,勉強保持領土主權完整。

提到國家過去的光榮史,是希望國人知道,中國並非自始不如西方,不可失去信心。而提到國家的苦難史,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奮發圖強,莫重蹈國家衰敗的覆轍。

兩岸長期分裂,至今未能統一,與前述背景有著密切關係。筆者認為,妨礙兩岸統一的因素很多,但今日觀之,則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範圍很廣,但隨著國家快速崛起強大,今日尚能起作用的僅剩美國因素。內部因素範圍也很廣,但溯本追源,心理因素最重要。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影響力遍及全球,有形的、無形的,可說無孔不入。美國為何要在世界各個領域中滲入其影響力呢?筆者認為,一為鞏固其霸權地位,以維護其既得利益。二為防範過去以蘇聯為首共產主義的擴張。過去的蘇聯奉行世界革命,要將其意識形態輸出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新興國家。這對信奉資本主義的美國,自然構成實質上與心理上莫大的威脅。在美、蘇兩大陣營尖銳對立時期,海峽兩岸不幸被拖入了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在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自己所屬大陣營的因素。這增加了兩岸妥協和解的困難度。

“以俄為師”是孫中山先生晚年提出的主張。中國與蘇聯長期保持著密切關係,直到1956年蘇共五十大後,中蘇間發生意識形態的分歧,關係才漸行漸遠。筆者認為,意識形態的對立只是表象,實質的利益衝突才是關鍵。從赫魯雪夫起,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色彩越來越濃,企圖像東歐一樣,將中國置於其控制下。這違背了中共革命,首先是為了追求國家獨立和發展的目標。引入社會主義,是為了借鑒蘇聯的經驗,使中國能發展得更好更快。但無論是借鑒西方也好、蘇聯也好, 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復興。

國民黨自1927年實施清黨後,即與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扶助工農”的政策背道而馳,重回仿效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尤其1949年國共內戰敗退臺灣後,更是緊抱美國大腿不放。這哪裡還是孫中山先生時期的國民黨呢?北伐時期最主要的口號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列強即當時的帝國主義者,而軍閥則代表著中國的封建主義,都是革命要打倒的對象。現在國民黨已失勢,並逐漸泡沫化。後繼的民進黨,其親美反中的態度卻更肆無忌憚。

中華民族只有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才能繁榮發展,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此中共早在上世紀5、60年代,即已擺脫了蘇聯的控制。在意識形態上,也樹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旗幟。不論在實體上或精神上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過去臺灣常有人說,大陸是蘇聯的附庸或傀儡。現在倒是,臺灣應設法擺脫美國的控制,不要淪為美國的附庸、傀儡或棋子。

蘇聯早於1991年底即解體了,後繼的俄羅斯與中國平等相處,關係良好。從孫中山先生的“以俄為師”,到今日的中、俄互不設防,足見中、俄間緣分之深。維護好中俄關係,至關重要,應可提高至戰略層次。只有搞好中、俄關係,中國才不致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境。                      

拜登訪歐後的世界和兩岸格局 | 郭譽申

美國總統拜登最近訪問歐洲,參加G7峰會、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和歐盟峰會,又與俄羅斯總統普丁會談。這是拜登上任5個月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活動,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大政方向和初步政績,也形塑出未來幾年的世界和兩岸格局。

拜登的訪問歐洲,可說是沒什麼意外,所獲得的有限成就幾乎都是大家原先就預期的。他親身宣示「美國回來了」,確能大幅改善被前總統川普搞壞的美歐關係。他成功促使G7峰會、北約峰會和歐盟峰會發表聲明,促請中國尊重香港和新疆的人權和自由,並且關切台灣的和平及安全。不過這樣的聲明比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的譴責和緩許多,並且法國總統馬克宏在峰會外明確表示「我主張法國在此問題上採取的路線、但願也是歐盟的路線,是不淪為中國的附庸,也不與美國結盟。」歐洲各國與美國對抗中國的態度顯然並不一致,而歐洲國家是否會接受美國的領導看來將視不同的議題而定。

拜登改善美歐關係,不會改變美歐與中俄競爭的基本格局。美國視中國為首要威脅,並敦促歐洲各國也視中國為首要威脅。但是歐洲各國不可能接受這觀點,因為俄羅斯才是歐洲各國的首要威脅。俄國奪取克里米亞,並以軍事力量介入敘利亞和烏克蘭;而中國四十年沒使用武力,並且與歐洲的双邊貿易持續增加,因此歐洲各國當然視俄國為首要威脅,而中國甚至是不錯的合作夥伴。歐洲國家附和美國指責中國,因為需要美國支持對抗俄羅斯嘛。

拜登也想拉攏俄羅斯對抗中國,但是不太可能成事。蘇聯解體之後,美歐本有機會建立與俄國的友善關係,但是原為對抗蘇聯的北約不僅不解散,反而持續東擴,對俄國步步進逼,使俄國忍無可忍、深惡痛絕,終於奪取克里米亞,並出兵敘利亞和烏克蘭。俄羅斯與美歐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絕不是短期能緩解的。此外,美、俄都是自然資源豐富而消費物資生產不足的大國,而中國則是自然資源不足而消費物資生產充足的大國,因此中、俄合作恰能互補而互蒙其利,遠比美、俄合作更有經濟效益。

拜登這次訪歐最特殊的是,在多次峰會上都發表共同聲明關切台海的和平及安全。這在過去是很罕見的,有特別的意涵。首先,兩岸關係不佳甚至有些緊張,拜登趁機推銷中國威脅論。其次,大陸現在已有能力以武力收復台灣。其三,若大陸以武力攻取台灣,即使美國介入,美軍遙遠,未必能戰勝鄰近的大陸解放軍。

過去美國的軍事力量有大幅優勢,根本不需要拉幫結派關切台海,若大陸敢動用武力,美國正好趁機打敗它,阻止中國崛起。反之,現在美國拉攏歐洲國家關切台海,正表示美國已無力掌控台海的和平及安全。想當太平總統的拜登是真怕大陸對台灣動武,美國若不出兵救援,則覇權掃地;若出兵救援,則成本高昂,又未必能贏啊。

拜登總統是多慮了。中國大陸雖然已有能力收復台灣,並不急於實行武力統一,而寧願繼續和平崛起。這符合其人民過好日子的國家目標,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也是明智的。過些年,大陸會更富強,收復台灣將會更水到渠成。何必急於一時?(參見《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比較台灣、大陸與芬蘭、俄羅斯 | 郭譽申

遠在北歐的芬蘭似乎跟台灣沒什麼關係,但是其鄰近俄羅斯的生存環境卻跟台灣鄰近中國大陸頗有些類似的地方。芬蘭自19世紀初,成為俄羅斯內的自治大公國,並由俄羅斯沙皇兼任大公。百多年後的1917年,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十月革命),芬蘭趁機獨立建國。芬蘭恐懼強大的蘇聯/俄羅斯想要收復芬蘭,就像台灣恐懼強大的大陸想要收復台灣一樣。

二次大戰期間芬蘭與蘇聯兩度交手:1939-1940年芬蘭獨力抗蘇的「冬季戰爭」以及1941-1944年芬蘭加入德國侵蘇的「繼續戰爭」。兩場戰爭非常慘烈,芬蘭死亡的軍人接近10萬,以當時芬蘭人口僅有370萬,死亡軍人占總人口約2.5%,是非常可怕的死亡比率。若考慮現在的台灣人口2300萬,同樣的死亡比率,是57萬,超過目前國軍的全部人數。而這只是軍人的死亡,並未計入平民的死亡。

抗蘇的慘痛經驗使芬蘭在二戰後的美蘇冷戰期間執行中立國的外交路線,芬蘭雖然實行議會民主制,但是不加入北約,並且在國際事務上,時常站在蘇聯的一邊。芬蘭的大眾媒體也進行了自我審查,幾乎從不發表有「反蘇」聯想的言論。蘇聯解體之後,芬蘭雖加入歐盟,仍繼續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維持不加入北約,並與美國保持距離。像芬蘭這樣的弱小國家遵循於強大鄰國的政策決定,以保持主權及領土完整,就被稱為芬蘭化。

台灣、中國大陸與芬蘭、俄羅斯的先天差異主要在兩方面:芬蘭與俄羅斯有陸地接壤,而台灣與大陸隔了台灣海峽;芬蘭與俄羅斯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都不同,而台灣與大陸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幾乎都相同(雖然有些台灣人不承認自己是漢族)。此外,俄羅斯人口是芬蘭的26倍,而大陸人口是台灣的60倍。

比較台灣對抗中國大陸的實力差距與芬蘭對抗俄羅斯的實力差距。台灣海峽曾是台灣的天然屏障,然而隨著科技不斷進步及對岸的海空軍科技化,台灣海峽的屏障功能愈來愈減弱,使台灣相對於芬蘭的地理優點幾乎不再存在。大陸對比台灣的人口差距超過俄羅斯對比芬蘭。大陸的軍事科技似乎稍遜俄羅斯,但是大陸有數量優勢,因此大陸與俄羅斯的軍事實力是差不多的。芬蘭與俄羅斯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都不同,使芬蘭的對抗俄羅斯可以達到內部完全同心協力;然而,台灣與大陸的種族、語言、文字、文化等幾乎都相同,使部份台灣人認同中國,而且隨著中國的崛起,這部份人可能還會增加,因此台灣人根本不可能完全同心協力對抗大陸。最後,台灣人是否願意像芬蘭一樣犧牲57萬軍人(即2.5%的人口),外加不少平民的生命?答案幾乎是不問自明的。

考慮各方面,台灣對比中國大陸的實力差距不下於芬蘭對比俄羅斯的實力差距。芬蘭很知道要韜光養晦,絕不橫挑強鄰,隨意發表反俄、反蘇言論,也不倚靠遙遠的美國,因此發展成為最富裕幸福的國家之一(人均GDP超過5萬美元)。蔡政府是反芬蘭之道而行,完全倚靠遙遠的美國,而且時常橫挑強鄰,表現得好像世界第一勇,導致兩岸關係倒退、台灣的發展受限、老百姓過苦日子。大陸正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目標,現在暫時不跟蔡政府計較,台灣能一直這樣下去嗎?

民主的危機與反擊 | 郭譽申

過去幾年,歐美都民粹主義當道,反對移民和穆斯林,傾向貿易保護主義,民族/種族主義復甦,於是有2016年的英國公投通過退出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尤其川普就任之後,有許多侵蝕民主制度的政策和言行,使很多民主的捍衛者痛心疾首而著書立說,指出西方民主遭遇嚴重危機,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出版《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戴蒙教授是注重民主實務的著名學者,很早就關注全球民主在退潮的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多數民主捍衛者著重在川普總統和民粹主義對美國民主的侵害及拯救之道,戴蒙教授不僅以此為主題,也強調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對民主的威脅。俄國的威脅主要是其網軍和駭客對美國選舉的介入和操弄,如已經確認的2016總統大選。中國的威脅相當全方位,包括中國媒體的強勢國際化,以合作和交流計畫(如孔子學院)增加其在各國大學的影響力等等。

與其他民主捍衛者類似,戴蒙教授歸納美國民主的主要危機在於共和、民主兩大黨的兩極對立,國會嚴重失能,比較中性的主流媒體影響力式微,而非主流媒體多半有強烈意識形態,推升政治的兩極化。書中還列舉川普總統侵蝕民主和法治的許多行為,既助長兩極對立,也破壞三權分立原則。戴蒙教授因此提出復興美國民主的七項改革,大多是對選舉制度的改革,希望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例如推動排序複選制投票(選民按偏好程度將候選人排名,不僅考慮選民的第一偏好,也考慮選民的第二、三偏好等等)。

除了要復興美國民主,戴蒙教授也強調對獨裁者和不民主國家的主動出擊。一方面,要矯正司法體系和金融系統的漏洞,以防止獨裁者洗錢和以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治。另一方面,要實行以自由民主為目標的外交政策,並積極支持不民主國家裡的異議者和民主人士,協助他們推翻不民主的政權,而建立民主政權。此外,書中也主張要打造對民主友善的網路環境,如抑制假資訊的流傳。

全球民主在退潮已經十多年,到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美國民主也走下坡,讓很多人更加警覺西方民主真遭遇了嚴重危機。包括戴蒙教授在內的民主捍衛者提出的解方多半大同小異,治標不治本。選舉制度的改革確能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有助於緩和政治的兩極化,然而政治兩極化真是核心問題嗎?綜觀世界各國,貧富和種族問題都比政治兩極化更根本和重要,甚至足以傾覆國家政權。美國政治過去並不如此兩極化,美國有解決嚴重的貧富不均嗎(美國是已開發國家中最貧富不均的)?美國有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嗎(黑人普遍遠比白人貧窮,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很多倍)?民主捍衛者著重解決政治兩極化,而忽略貧富和種族問題,彷彿只救治輕症而放棄難治的重症,這樣多半無法拯救民主及阻止全球民主的繼續退潮。

除了改革選舉制度,戴蒙教授反擊民主危機的主要行動是,積極支持民主人士顛覆不民主國家(本即美國政策)。這種作法有些文不對題。民主退潮是因為很多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達不到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於是尋求其他的出路,因此要拯救民主應該問:在民主制度之下,如何達到良好的治理?若民主能夠達到良好治理,所有國家都會風行草偃、聞風景從。反之,若民主的治理不佳,被顛覆的不民主國家多半不會走上民主之路,而只會造就類似「阿拉伯之春」的悲劇。

最後,戴蒙教授對中國大陸一味地口誅筆伐,完全看不到中國快速崛起的優點。你看不到對手的強處,怎可能贏過對手啊?

為什麼俄國人是戰鬥民族?|賈忠偉

蒙古人大約在1240年征服整個俄羅斯。1243年,拔都(1208~1255,成吉思汗的孫子)攻占基輔,後以伏爾加河為中心建立「欽察汗國」,歐洲人稱為「金帳汗國」,金帳汗國是蒙古四大汗國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伊兒汗國)。蒙古人統治了俄羅斯大約兩個世紀之久。這段期間裡,俄羅斯被分割成幾個獨立的小公國,整體來說與當時歐洲的封建制度差不多,只是她們需要定時向蒙古人納稅與提供兵源,在這些公國中又以莫斯科大公國(莫斯科大親王國)的力量最強大。

從公元十五世紀開始,金帳汗國因內亂而開始四分五裂。1472年,莫斯科大公國抗稅,大汗阿合馬(阿黑麻汗,金帳汗國末代大汗)雖親自帶兵征討,結果大敗,政權逐漸失去控制,之後隨著幾次討伐戰爭失利,1480年莫斯科大公國徹底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少數仍存活的蒙古政權,則是轉移至中亞與西伯利亞一帶建立許多大小不一的汗國。1547年,莫斯科大公國以蒙古帝國及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的繼承者自居,改名「沙皇俄國」,正式進入俄羅斯帝國時期。

西伯利亞汗國,又稱失必兒汗國,為西元十六世紀時位於亞洲西伯利亞的一個蒙古汗國,是由欽察汗國內亂所分裂出來的四大汗國之一,其國內主要組成民族為蒙古人及突厥人。這四大汗國分別是:克里米亞汗國、喀山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和西伯利亞汗國,除此之外,周邊還有若干獨立的小汗國如--諾該帳汗國與大帳汗國。1579年,沙皇伊凡四世(在俄羅斯又被尊稱為伊凡大帝;1532~1584)派哥薩克兵團越過烏拉爾山,征服了西伯利亞汗國,也打開了俄國通往歐亞大陸東端的大道。

俄國的歷史學家認為,蒙古人(韃靼人)的統治遏阻了古俄羅斯的生命成長,截斷了俄羅斯與西方的親近,所以蒙古人(韃靼人)必須負起俄羅斯文化與物質文明落後的責任。而二十世紀有蘇聯文學創始人之稱的高爾基(1868~1936)更直言,今天俄羅斯人生活中的殘酷、暴力、專制獨裁、輕蔑女人以及種種野蠻的風俗行為,都是當年隨蒙古人(韃靼人)的入侵而來的。

簡單的說,很多俄國人把近代──俄羅斯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經濟上的農奴制度、軍事上的擴張好戰、宗教上的服從世俗等等,全都歸咎為繼承了蒙古的道統。但這種說法卻忽略了拜占庭傳統的孤立與僵硬,不但不夠客觀也過於簡化整個俄羅斯歷史的演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