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