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經濟的新常態 | 郭譽申

中國大陸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直到2011年的3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2012年起,經濟增長減速,到2015年之後,增長率降到低於7%。大陸經濟從10%的高增長轉軌到6、7%的中高速增長,並期待長期保持這樣的中高速增長,被稱為經濟的新常態。這是怎麼回事?經濟學家蔡昉教授在2017年出版《讀懂中國經濟:大國拐點與轉型路徑》(簡體書),解開我的疑惑。

大陸的人均GDP在2010年達到4560美元,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隨後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是否墜入「中等收入陷阱」令人關心。「中等收入陷阱」是公認的經濟難關,很多國家,如巴西、墨西哥、南非等,達到中等偏上收入之後,人均GDP長期無法突破12736美元的高收入國家門檻,而人口上億的大國更沒有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早發達國家除外)。

像大陸這樣原本的農業國家朝向工業化發展經濟,正符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簡單說,農業國家有大量農業勞動者,但農地有限,因此農業勞動者的生產力和所得都很偏低,甚至可視為剩餘的勞動力,只要把這些剩餘的勞動力逐漸導入生產力和所得較高的非農業部門,就能達成高經濟增長。這些剩餘的勞動力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起初很充沛,隨著剩餘勞動力一直導入非農業部門,同時經濟增長又造成生育率降低,人口紅利終將逐漸耗盡。

根據蔡教授的數據,2011年正是大陸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頂的時間,此後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這恰對應到前述經濟增長從高增長降到中高速增長的時間,人口紅利減弱,經濟增長於是趨緩。當剩餘勞動力很充沛的時候,勞動者的薪資很難上漲;反之,當剩餘勞動力逐漸不足時,勞動者的薪資就會迅速上揚。大陸勞動者的薪資在2004年之後上漲很多,就反映這個現象,造成企業獲利減少而經濟增長趨緩。

蔡教授在書中清楚區別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由供給方因素所決定的中長期增長能力,與短期的需求變化沒有關係。」例如人口紅利減弱,潛在增長率就降低了。增加需求,例如大幅增加公共建設,可以使實際增長率高於潛在增長率,但多屬短期效果,並且可能導致泡沫經濟;反之,若需求不足,則實際增長率會低於潛在增長率,可能導致失業增加的後果。因此,健康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讓實際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儘量保持一致。

大陸認清人口紅利減弱,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自然降低,於是不勉強追求高經濟增長,而努力於供給側改革(筆者將在後文介紹大陸供給側改革的一些措施),以提高其潛在增長率,期望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這就是大陸經濟的新常態。大陸只要保持這樣的經濟新常態,不出十年,就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宏觀看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 郭譽申

中國大陸剛開完「人大」和「政協」兩會,媒體多聚焦於國家主席延任、重要人事任命和兩岸關係等當下的議題,本文則企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陸過去幾年以至於未來的發展。

首先須認清,大陸正處於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力爭上游要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人均GDP(GDP/人口)在3956美元和12235美元之間的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而人均GDP超過12235美元就是高收入國家(也可以算是已開發國家,雖然已開發國家還要求一些其他指標)。大陸2012年的人均GDP是6338美元,2017年達到8582美元,而最近兩年仍有6.5%以上的GDP增速。大陸的人均GDP能很快突破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國家嗎?

雖然人均GDP很受滙率影響,有其弱點,世界銀行根據國家的人均GDP來分類,仍頗有意義。世界銀行把世界各國分為四類: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過去記錄顯示,一個國家屬於哪一分類是大致穩定的,要從其所屬分類升上較高分類,一般不太容易。與此相關的是經濟學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很多國家經濟成長到中等收入之後,即陷入停滯,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尤其人口上億以上的大國,除了美國、俄羅斯、日本等早發達大國之外,至今沒有一個大國能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中國大陸非常龐大,它要晉升為高收入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為什麼中等收入國家多半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當一個國家貧窮時,人工和資源成本都相對低廉,即使工商業的效率不高,它所生產的產品仍能頗有競爭力,因而造成經濟成長。然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其人工和資源成本已逐漸墊高,這時必須靠工商業的高效率才能維持產業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工商業的高效率需要有透明而公平競爭的市場,而後者則需要有穩定的社會、清廉的政府和完善的法治等。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達不到這些要求,因此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例如巴西和墨西哥都早已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但因貪腐嚴重、治安不佳和政局動盪,一直難以晉升為高收入國家,而它們都是人口上億的大國,也顯示大國特別不容易治理。

以上的論述顯示,中國大陸從過去幾年到未來幾年,是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我們可以據此評估習近平主政和這次「人大」的貢獻和重要性。

習近平主政的最主要政策就是提升法治,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而五年來的「反腐打貪」已有顯著績效,在中國歷史上都不曾有過。這次「人大」的主調也是法治,在憲法總綱裡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使共產黨的執政有憲法上的明確依據;在國家組織裡加上各級監察委員會,成為「一府兩院」以外的與之平行的國家機關,與同級的中共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紀檢監察功能的大幅強化;而這次「人大」上獲得任命的官員都在憲法面前公開地宣誓就職,則有彰顯憲法崇高地位的作用。

法治不僅能維護社會正義,也能保障工商業的高效率。中國大陸處於它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晉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關鍵階段,正需要法治的建設。習近平的主政和這次「人大」都呈現了大陸追求法治的決心和績效,這樣的法治進步看來頗能保障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並使大陸不久後晉升為高收入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