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方選舉式民主的反思 | 王永

1970年代末我投身台灣社會運動且參與黨外民主運動,那時候我是個「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者與追求者。

然而到了8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狂飆,中產階級初獲權力狂熱不止,在難以駕馭的民粹嘶吼聲中,已然間歇傳來一陣陣法西斯的肅殺氣息。曾經令我醉心的民主選舉似乎無從遏止這樣的趨勢,反倒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而後越演越烈,1996年台灣全面民主化之後,20多年來社會整體原地空轉、一事無成。不唯台灣如此,90年代被西方人譽為第三波民主模範生的泰國,到了2000年之後也亂象叢生,更別說印度、菲律賓等亞、非、拉其他民主國家了。

美好,是因為民主?還是因為資本?

回顧過往200年的世界民主發展史,學者杭廷頓將它區分為「三波民主化浪潮」,倘若加上2010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則有四波民主化潮流,結局竟然是一波比一波悲慘,何故?更甚者就連歐美老牌民主國家如今竟也弊端叢生、左支右絀,極端主義此起彼落,這又是何故?
於是,我從一個過去的民主制度擁護者,變成了民主的反思者。

立意良善的民主制度,為什麼會成為資本家集團通過「家族/代理人」所操控的天下呢?
根本原因是:近代西方文化講究「程序原則」,而選舉則是實現「程序原則」的主要手段,於是西方民主就落入程序完美,忽略實質內涵的陷阱。
「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選制表面上看似最為公平,然而人人有權的結果,恰是人人都無權,被稀釋到清水般的權利,非但無法彰顯民意,反而最容易遭到資本的操控。選民處於信息極端不對等的劣勢,民意深受媒體、名嘴、智庫、偶像、社會團體等等的誘導,最終民主淪為一場金錢遊戲,造就出一場場打假球式的「民主競賽」。

反論者或許會說,後進民主國家之所以成效不彰,並非制度之過,而是他們整體社會的民主素養不足,沒見到老牌民主國家的表現不是依然風華亮麗嗎?

誠然,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確實先進亮眼、令人稱羨。然而,事態發展到今天,我們已然看出他們的先進非必然來自民主制度,而是源自於雄厚的資本,而這雄厚的資本則來自不同形態的殖民掠奪。試問倘若沒了雄厚的資本,他們的民主還能亮麗依舊?還能走多遠?

「選舉」只是民主的手段之一,「協商」才是民主的核心內涵

反過來看,中國大陸現階段的民主制度,因為限縮了選舉手段的濫用,反而更為注重民主的內涵,也就是「協商」。同時它又通過「民主協商」達成「民主集中」,於是出現一個更有效能、更能體現「民本理想」的體制。使得今天的中國人在「站起來」之後,得以快速的「富起來」。

相較於「票選民主」,「協商民主」注重人與人的溝通,不以大欺小、不以眾凌寡,通過協調完成眾人或黨派之間的權利對抗、行使、放棄、讓渡,將眾多個人的意志搜集、集中,綜合評量後有所捨棄與保留,可充分兼顧「服從多數」與「尊重少數」的原則。不過目前大陸對這套制度的運作,因為還在發展階段,在民主的程序原則方面猶待完備,例如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選舉和選拔如何更具代表性?以及民主監督機制的設計建立…等等。換言之,就是當我們限縮了「選舉」這項工具的使用之後,取而代之能夠充分體現群眾意志的民主手段是什麼?這是擺在中國民主實踐前面的一個重大問題。

歐洲學者哈貝瑪斯等人在反思「票選民主」弊端後,提出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概念,這概念的本質就是大陸推行的「協商民主」(台灣學界翻譯為「審議式民主」)。可預見,如果中國先於歐洲一步創新完備協商民主制度,未來中國將成為引領人類文明500年的先進大國。

只要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思想不貧窮、不怠惰,這目標的達成是必然的。原因是,歐洲墮落了。原本西方民主的典範在英國,可惜近30年來,歐洲思潮走上了邪路,那就是選舉的極端濫用。知識界以追求「大民主」為時尚,公投漸趨浮濫,將造成民粹無止境的抬頭,使得西方式民主進一步向下沈淪。

那麼捨棄中國,還有誰能擔此重任?日本嗎?俄羅斯嗎?那變了種、以封建社會為基底的民主制度更是難堪重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