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腦子裏，真的是非左即右，非是即非！

比方中西醫之爭，總是互相攻擊互相否認，似乎這世界只有一種醫學觀念是正確的！要嘛說人家不科學，要嘛反嗆化學藥物害人不淺！
反正互相diss！
這要置其他醫療理論於何處？
藏醫、巫醫、氣功、心靈療法也是很厲害的好嗎？

難道男人女人一定要比出個高下，來定論哪個性別才是社會的支撐者，擁有話事權嗎？
“幼稚”！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公婆相爭一定會有個是非對錯，得到正確公平的結果嗎？
 “膚淺”！

民主制度跟共產制度一定是對立的嗎？
民主制度一定是正確進步自由的嗎？
共產制度一定是集權霸道反民主自由的嗎？
 “荒謬”！

前一陣子跟網友討論黑道能不能參政（參見《黑道可否參政？》），即是一個例子！
他堅決認為，黑道是壞人的一方，惡的一方！
而我覺得好笑，政治人物為惡，其破壞力將數倍於黑道；黑道為善，其影響力不下於政治人物！

這還只是跟著他的思路邏輯討論。
說真的，善惡之分豈不也是一種“愚蠢”的二分法？
人的世界太複雜，只有對與錯，是與非這種二分法的人，很難安然地生存在這麽複雜的世界裏！
或者說你只能安然的生存在一方世界裏抱團取暖，而看不見世界全貌！
你將會失去很多中立多元的角度看待世界，觀察事物！
 “狹隘”！

“雙引號”中的形容詞，就是大叔對這些人的評語！
不論學識高低，皆是如此！

胡適、李大釗：問題與主義論戰

孫中山說，馬克斯是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就是說，他看「病」看得很準確、很透徹，但解決方法不好。那誰的解決方法好？

首先，不要夢想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法。這是浪漫的理想主義。你怎麼證明有一個「好的解決方法」存在？你不能證明，任何人不能證明。所有的「好方法」都發生在過去，而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把壞的方法倒過來，也不等於好的方法。

路是人走出來的，好的方法靠不斷的「走」（創造）。一切都要靠我們一點一滴的去試，一切都從自己做起。不要幻想有一個「天堂路」，順著它走就會通往天堂。沒有這回事。

而「一切都從自己一點一滴做起」，也不代表正確，因為這仍然可能錯。「正確」是那麼的艱難，而且，更好笑（氣人）的是，今天正確，明天可能就不正確了。（第一次，覺得這方法好，第二次，就有人學會作假）。但你也不能不要方法，天天變樣子，那不成，也做不到。

不管怎麼說，「一切從自己做起」，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對自己負責（誠實），這叫做道德。幾千年來，人類只能肯定一件事，就是必須有道德。有道德不一定更好，但總能避免更壞。

人類的未來，取決於有道德的人多，還是少。不是取決於主義、制度什麼的。（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自由民主、集權獨裁？那個好？真的很難說。隨時在變的。）

只有人是活的。活的人，不能（也不可能）受限於死的思想。真正萬能的，是人。但人偏偏向外尋找萬靈丹（以為主義、制度可以解決問題）。向外沒有不對，眼睛耳朵總是向外的。但向外是吸收，吸收進來再創發，還要靠內在。內在就是良知，不是思想。思想已是創發的初步成果。

「只要主義真」和「多談問題，少談主義」，都不對。問題要多談，主義也可多談。主義的真假與時俱變，所以不能靠它。最終，怎麼看問題，怎麼用主義，一切的保證在人自己，在自己的良知（也是所有人共有的良知）。

一大早起來，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你猜錯了，不是去尿尿）是尋找科學研究怎麼看「跟自己講話」這件事。其實上，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心理學家 Lev Vygotsky 已經注意到一個現象：幼小的孩童喜歡跟自己講話。他們經常在玩玩具的時候這麼做，而且他們會模仿比他們年齡大的人（例如，老師）來告訴自己該怎麼做，該怎麼想等等。

事實上，我在 ScienceDaily 這個網站找到很多這類題材的報導文章。我只列舉下面幾個標題。

● Talking to yourself in the third person can help you control emotions

● Inner voice plays role in self control

● Preschool Kids Do Better When They Talk To Themselves, Research Shows

它們告訴我們，跟自己講話其實是把我們可以跟別人進行的對話放在自己的心裡。而這麼做有很多好處。最顯著的是，它幫忙我們調節自己的情緒（特別是在沮喪的時候），控制自己的行為（讓我們繼續運動、控制飲食），甚至幫助我們學習（理解知識、解決難題）。

下面這個標題講出了很多人在近年裡常做的事。

● Talk about yourself on social media_ New study reveals brain network for sharing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on Facebook

我發現，很多臉書的朋友（沒有錯，就是你）常做這樣的事。例如，他們有「每日一讚」的活動，大聲嚷嚷自己是不是該退休了，甚至跟讀者說他們不好意思直接對某個人想說的話。例如，他們的家庭醫生不應該退休（置他們於不顧）等等。

這些都驗證了我一直相信的一個看法。人並不是生來就有個自我。相反的，一開始我們非常在意別人的觀點，別人對我們的意見、期待、要求等等，直到我們發覺我們不一定能夠從別人那裡取得所有我們想要的東西，或者滿足所有他們對我們的期待。這時候，我們開始在自己的身上創造出這樣的自我來。

或許有人（尤其是那些受過訓練的哲學家）會質疑，如果原先沒有這樣的東西，你怎麼可能將它創造出來？其實很簡單，我們是在自己的思維裡仿造一個照顧我們的人。這樣的仿造品不必是徹頭徹尾自由的（如某些哲學家所主張），也不一定要比其他人更有能力照顧你。但它有個好處，它可以隨你的呼喚出現在你的身邊，並且全心全力為你著想，還會在你挫敗時慰藉你，即使不一定能夠幫助你解決問題。

我們會在思維中創造一個「自我」看起來頗為弔詭。然而人也能夠在思維中揣測別人的意向或策略（例如，普丁到底怎麼想，當他做了入侵烏克蘭的決定），因此沒有理由不能在思維中安插一個自我。要消除這種弔詭的最好論證是，人的思維並不是早已經存在於那兒，而是透過某些方式創造出來的。其中最被人使用的方式是對話（某些人也可以透過數學模式來進行，我不否認）。而自我只是把我們可以跟別人進行的對話放在自己的思維裡。這個過程預設了，我們能夠想像別人如何回應我們所講的話。

事實上，人就是有這種能力，否則我們不會在臉書上發表文章。通常，我們是針對自己所想像的對象（有時候甚至是我們的敵人）在臉書上發言，所以我們多少能夠猜測到他們的反應。但我們並不能永遠猜得準。這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會對某些讀者的留言暴跳如雷──哈哈哈。這些事實都反映了，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社會對你的影響力遠大於你所理解以及願意承認的程度。

Lev Vygotsky

每年到了十月，諾貝爾獎得主一一揭曉，總是會佔據全球媒體版面，今年衣索比亞總理阿比因為成功化解跟鄰國厄利垂亞長期敵對的緊張關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但是把這個大獎頒給才上任一年多，還沒有什麽具體成果的菜鳥總理，似乎有斟酌空間。 

諾貝爾委員會已經頒發了100屆和平獎，其中許多都成為議題引起糾紛，譬如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西藏流亡人士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這個神權農奴時代的西藏領袖，在落後的西藏作威作福毫無建樹，不唸經的反華和尙，怎能得獎。 

1990年，因為解散了蘇聯帝國， 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瓦解自己國家的奸賊怎能得獎。 

1991年緬甸的翁山蘇姬，她配合西方的意圖，舉出自由民主的大旗來緬甸搗亂，領導緬甸反對軍政府，破壞中國緬甸之間的經濟合作計劃，因而得獎。後來她執政以後，審視情勢，繼續與中國友好合作，美國又藉穆斯林羅興亞人屠殺事件，嚴厲批評翁山蘇姬種族滅絶羅興亞人，拉下所有西方當初頒給翁山蘇姬的榮譽獎章，呼籲取消翁山蘇姬的諾貝爾和平獎，使諾貝爾和平獎如同笑話。 

2009年剛上台的菜鳥總統歐巴馬，毫無建樹，怎能得獎。 

2010年劉曉波因其多年來推動中國民主化，參與起草《零八憲章》， 反中辱華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全世界沒幾個人知道劉曉波，除了反中辱華，毫無建樹，污衊自己國家民族的人，怎能得獎。 

2012年原定頒給揭發美國的國家陰謀，對世界有重大貢獻的 WikiLeaks 創辦人，澳洲人Julian Assange，因為受到美國的壓力，諾貝爾委員會臨時改變，胡亂的頒給了歐盟，歐盟毫無建樹，怎能得獎。 

【背景及狂言】 

簡單的說，劉曉波就是一個恨死自己生為中國人，活在中國的人，因而對西方有變態無知的無限崇拜，崇拜到連捷克這樣二流國家，搞亂捷克的詩人總統哈維爾胡撰的《七七憲章》，都奉為圭臬，照抄成《零八憲章》希望以此顛覆中國。 

劉曉波1955年出生，早年當過知青和工人，1984年碩士畢業後留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四年後，再獲文藝學博士學位。中國提供了劉 曉波充沛的求學及教育機會，劉曉波在北京師範大學當教授，中國也提供了劉曉波適當的就業機會。中國沒有迫害劉曉波，中國更沒有對不起劉曉波。 

可是我們看看劉曉波如何作賤中國的言論： 

我認為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有 95% 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 97% 的廢物，博士畢業生有99％的廢物。 

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人的素質低劣，中國人缺乏創造力，而一切都與人種有關。 

人類有不少共同的弱點，只不過中國人把它發展到沒法再操蛋的地步。 

香港被西方殖民地一百年才變成今天這樣的香港人。中國需要繼續被西方殖民至少三百年，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作賤造成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中國的貧窮落伍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民族性造成的。 

自己生在中國，與中國不得不有關係，很丟臉。 

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系。 

西方列強罵我們是“東亞病夫”、“劣等民族”，台灣西藏都要求獨立於中國，我不屑於提到“中國”這個字眼。 

對於這樣劣等的國家，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我以此為榮。 

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辨哲學家、宗教哲學家、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 

【金錢的支持】 

劉曉波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即任職於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的“民主中國”公司，定期領取薪水，年薪是23,000美元。劉曉波在海外媒體撰文罵中國政府掙得不少稿費，加上每月接受境外媒體采訪的收入，以及西方頒發的各種“獎項”，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劉曉波居所的擺設高雅，牆壁架上擺滿名貴的瓷器，同時出手闊綽。劉曉波告訴他的獄牢友人，我不像你們，我不差錢兒，我在這里服刑，但是有國外人給錢。 

【漢奸的榮譽】 

美國搞的“國際人權日”當天，美國民間人權組織“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每年在舊金山中國领事館前，舉行“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颁獎儀式，藉此羞辱中國。劉曉波在2003年，接受所謂“傑出民主人士獎”時，得意地說：“敢於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說真話的人，即使得不到有形的物質獎勵，也會得到無形的道義盛譽，特別是來自大陸民間和國際主流社會的道義獎勵，會逐漸成為由民間崛起的具有公共影響力的社會名人。 

劉曉波以拼命攻擊自己的國家、民族來賺取許多西方施捨的各類“人權獎”、“民主人士獎”、“言論自由獎”、“新聞大獎”等等，抬高自己的知名度。 

【抄襲的憲法】 

所謂《零八憲章》幾乎是照搬照抄來自搞亂捷克的詩人總統哈維爾撰寫的《七七憲章》。基本主張是讓美國紐約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 

《零八憲章》鼓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徹底推翻目前中國的現行政體，複製美國西方政治制度，並無新意。 

【911的宣戰】 

劉曉波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發表《我想為捍衛生命、自由與和平而戰》，響應美國對伊拉克阿富汗發動的反恐戰爭。 

劉曉波認為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災難損傷，是美國人民為建立和捍衛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價，為了讓美國紐約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全世界每個人都有責任加入美國向恐怖主義宣戰。 

【極端的自卑】 

劉曉波在中國國內受到博士教育，應該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深刻的認識及自信，為什麼中國及中華民族在劉曉波眼裡是如此的卑賤低劣，自認是劣等民族劣等國家？而且在我們四周的華人朋友裡面，也會遇到不少自認是劣等民族劣等國家的華人，只是程度不同，沒有像劉曉波這樣極端自卑而已。是不是中國的基本教育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伴隨極端的種族自卑國家自卑，劉曉波又極端的崇拜八國聯軍，他認為西方有最好的哲學、思辨、宗教、理性和邏輯，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對於我們居住在美國幾十年的老美國來說，劉曉波對於西方世界的歷史文化顯然是孤陋寡聞，無知可笑。 

【歷史的無知】 

西方世界一如中國，有他們的優勢，也有嚴重的劣質文化、 危機及陰暗。中國雖然倒楣了一兩百年，我們又生於中國國勢的谷底時段，但是縱觀世界歷史，大多數時期，中國的國勢、文明、農業、工藝，都領先世界。西方世界工業革命之後，勢如破竹，政治制度文化工藝領先世界，也不過是近兩三百年的事。中國的再度崛起，領先世界，當然是極為可能的事。 

劉曉波以及目前中國的一批崇拜西方世界的所謂精英份子，對歷史長河的知識顯然蒼白貧乏，只因為看到近代中國的貧窮、苦難、饑饉、戰亂、落後，遽然以為中國幾千年歷史都是貧窮、苦難、饑饉、戰亂、落後，只因為看到近代西方世界的繁榮、進步、自由、富裕、強大，遽然以為西方世界幾千年歷史都是繁榮、進步、自由、富裕、強大。他們竟然不知道西方世界千年以來也經過貧窮、苦難、饑饉、鼠疫、戰亂、奴役、落後的黑暗歷史，領先世界，只不過是近兩三百年的事。 

西方世界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選舉，這一套制度在拉丁美洲、亞洲、東南亞、非洲複製的結果是一敗塗地，菲律賓及台灣地區的反面教訓就擺在眼前，所以我從不認為西方世界的一套制度是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選舉已經成為西方世界搞垮中國的武器，中國必須謹慎。中國必須走自己摸索出來的道路，全盤西化完全複製的結果，必然危害中國。 

【第五縱隊】 

我無法反對有人崇拜西方世界，但是我瞧不起無知盲目的極端崇拜，更瞧不起因為崇拜西方世界而踹扁自己國家，侮辱自己民族的敗類。現在中國已經有許多人大聲指出，目前中國的一批崇拜西方世界的所謂精英份子，其實是禍害中國顛覆中國的八國聯軍第五縱隊。諾貝爾和平獎就是頒給第五縱隊的胡蘿蔔。 

我研究了許多劉曉波的言行，很簡單，他就是一個對西方有著變態無限崇拜的人，許多他講的作賤中國人的言詞超出了一般的漢奸，同時他很得意有外國人看上他，給他錢做反華反中的事，這是一個病人，不幸同樣的病人（公知）在中國還不少。幸而川普以來，國人目睹美國歐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欺凌，目睹中國的毅力作為，中國的進步一日千里，劉曉波這樣的病態公知在中國愈來愈被國人唾棄。 

【後續的花絮】 

2010年劉曉波獲得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政府亟力向諾貝爾委員會抗議，最後拒絕了劉曉波前往領取這個鼓勵反中反華、胡搞的所謂和平獎，這是諾貝爾和平獎歷史上第一次遭到嚴正的抗議。同時有17個國家支持中國，這17個國家的駐挪威大使都拒絕出席在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慣例。國際上歐美反華國家向中國抗議抹黑，但是另外一些國家批評諾貝爾和平獎陷入意識形態，胡亂頒獎，支持中國勇敢站出來嚴正抗議。 

劉曉波2017年7月13日因病去世，他和前妻陶力及兒子劉陶都早已沒有往來，劉曉波的配偶，作家劉霞2018年7月10日獲准出境，飛往芬蘭，試過挪威、瑞典，最後定居德國柏林。這一對生錯國家的夫婦終於離開了中國，去了他們認定的西方天堂世界。 

美國這邊更可笑了，原來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地址是華盛頓國際廣場3505號。 2015年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下令美國國務院將中國駐美大使館面對的街道改名為「劉曉波廣場」，所以目前中國駐美大使館的地址是華盛頓「劉曉波廣場1號」。許多中國人在網上認為中國應該採取與美國同樣的行動，建議把美國駐華大使館的路名改為「斯諾登街」，「賓拉登路」，甚至還有「萊溫斯基路」等等，但中國是泱泱大國不做下三濫的事。 

【我的瞭解，余英時是Anglo Saxon 的優秀子民】

我對余英時的瞭解是他有雙重性格，披掛著權威學者，史學文化大師的外袍，仍然掩蓋不住內心對Anglo Saxon 的崇拜，與法輪功、大紀元、太陽花及美國之音沆瀣一氣，發洩對中國的仇恨，對共產主義的不齒，所以這樣的人只能在港台地區找到華人粉絲。我的瞭解，余英時是Anglo Saxon 的優秀子民，但不是中華民族的子民。

王錦南先生說，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是反共。
譚台明先生說，余英時是反中國的學究。
張輝先生說，余英時是不認母親的史學泰斗。

【王錦南的瞭解，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是反共】

余英時的「中國情懷」核心是反共
王錦南

美國學者余英時今年6月對《聯合報》專訪說中共很快會垮台，就像上世紀末以來某些西方學者說過無數次的中國崩潰或歷史終結那樣，同一款論調，卻叫人一次次地空等待。彷彿中共不垮台，全球華人的「中國情懷」就只能是飄零異域的遺物；怪的是，難道整個中國歷史就只許孫中山一個人容共？

按世銀等國際組織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方式，今年中國的GDP總量已成世界第一。這事發生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的中國也發生過，但已是200年以前的事。

200年以前的中國先進性，除了經濟規模之外，還體現在悠久的制度、工藝、人文、藝術、倫理、…等方面。而天下主義的中國文化啟蒙了歐洲，歐美西方國家則以向外擴張與掠奪的方式來肥大自己；近世200年的全球化運動和話語因而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

近代文化中國的衰落，中國人在近代全球文明標尺上的落後，是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等主權失敗的結果。換言之，沒有當代中國主權的復興，就沒有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可言。所謂「中國情懷」，將文化與政治一廂情願地分裂甚而對立看待，只是中國衰敗歷史的遺留。

傅建中在報上刊文奚落習近平的「中國夢」，同時為余英時的「中國情懷」辯護說：「中國情懷和中國統不統一完全是兩碼事。拿美國著名的中國學人余英時先生說吧，他是反對中共政權最力的人，甚至不惜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幕後主導人黃國昌，以致招來諸多物議，你能說余英時是統派嗎？」

傅公親美反共，稍具閱報能力的人不難知道；他吹捧的人物也不超過這種意識形態，包括對香港佔中事件頤指氣使的美國駐港代表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前年傅公也在報上為余英時辯護說：「余英時先生支持台灣學生抗議媒體併購案，可說是完全出於對『中共謀台之心不死』的隱憂，其出發點是好的，……，他所關注的是台灣民主的前途和台灣將來不淪於中共統治之下。」

但本文質疑的是，台灣人在美國的遙控之下，會過得比較滋潤嗎？滋潤了誰呢？傅公和余記「中國情懷」下的民主，其實是美式民主的移情作用，他們意識裡的美國話語比起「中國情懷」濃厚得多。而美式民主既容不得共產主義，也容不得社會主義，更容不得天下主義的「中國情懷」。為了反共，傅、余等人莫說支持台港非法學運，即使「去中國化」他們也在所不惜。

4年前，傅建中就曾發文說：「從以上海外華人認同的紛然雜陳來看，一個統一的中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恐怕一百年內也難以實現，……真正的希望是在美國生長的華裔，他們的根本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兩代以後將遠離父兄或祖輩的政治恩怨，他們的認同，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乃至情感，都將是美國。困擾他們祖先的認同問題，將隨時間而消失。」但海外華人的美國認同，那麼值得兩岸中國人瞻仰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很難認同以不到全球6%的人口卻消耗全球35%資源的霸權國度；否則按照民主標準，就該有1.5個地球的資源讓當代中國人享用。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很難認同自己不從事生產製造，卻只在戰爭、能源與金融的擴張壟斷中損人以利己的寄生型體制；否則當代中國的武器基地和軍事據點就該按照人口比例而遍布全球。具有「中國情懷」的人，不只有反對台獨和日軍侵略的低階反應與負傷記憶，而更該有反對作為台獨宗主和日軍靠山的帝國主義政治文化的神經活動；否則「中國情懷」，只能是一句反共政治的託詞，一張貼在內戰創傷的狗皮膏藥。

內戰是近代中國之痛，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是過去的陣痛。只是有些人甘願中國歷史長痛下去，而苦苦牽住內戰亡魂來給自己的政治認同助威，這與島上四處搜尋附體的反中病鬼其實是異曲同工，都叫人尷尬地面對當代中國乃至未來中國的歷史。如果中共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復興崛起不能算數，還有誰能組織動員全球1/5的人口在資源有限的廣袤土地上脫貧共富、安居樂業呢？美國兩黨？島內兩黨？日本自民黨？港台學聯？法輪功？……？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文化寬大與縱深應能包容政治、改善政治，而非工具化地與政治對立起來。以中國歷史的悠久與恢弘，大可不必被少數人窒息在眼下的意識形態對立而停滯不前。若說「中國情懷只是文化認同，與政治無關」云云，令人費解。中國文化根本不同於近200年來宰制全球政治話語權的西方民主；然而西方民主、市場經濟、馬列主義等，就像歷史上的佛教與上帝教，要想在中國落地生根，只能接受中國化的洗禮。總不好說既要中國的民主入籍現代美國，卻要中國軍事、貨幣、資源、民生等需求停留在大清帝國吧？

孺慕美國致聲援非法佔領公署或街道者，其實已是其自身的心理問題，不是什麼「中國情懷」使然。毛澤東離世已30多年，卻仍是反共義士們面對30多年來中國脫貧復興的現實時，捨不得的「政治正確」。例如傅建中說：「余英時則是以史學家的眼光看毛澤東，認為毛是集古今大成的頭號暴君，不恤民命，殘害忠良，誅戮功臣，無所不用其極，殘暴的程度遠超過明太祖朱元璋。」

可毛的思想特質恰恰是不夠馬克思，流亡海外的托派王凡西就曾指出毛的思想基礎是孔子與水滸傳，是儒者與遊俠式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革命與建設，自上世紀20年代毛提出農民運動開始，就已不是馬克思的教條路線。文革之所以能強化反共義士們的「政治正確」，正因為毛的最後10年激進路線是中國的「歷史浩劫」。那麼，中共領導下的當代中國崛起，傳布全球將近500家孔子學院，豈能不弱化那種「政治正確」？

於是，余記「中國情懷」者只好緊抱毛的「暴君」頭銜，以綁架驚恐的善男信女認同他們對異域體制和價值的認同。也許要等到中國出現類似為華爾街資本家服務的戰爭機器如美國總統那樣的領導人，他們才能真正釋懷。但中國歷史會走到那一步嗎？

坦白說，復興的中國可以大方接受移民進出，而實在不需要遺民思維來扯淡了。

【譚台明的瞭解，余英時是反中國的學究】

余英時是學究，不是儒者
譚台明

余英時自己說︰「我的專業是思想史，儒家在歷史上的流變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引起一種誤會，頗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實，我的主要興趣根本在於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選專業的領域中取得一些真實的成績，對於同行們產生積極影響。」

他又說︰「我一直欣賞西方學術界流行的一句老話：一個研究工作者的最大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註」中，Footnote，而不是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Headline。我自問生平志業即在追求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新知識，絕無興趣作『公共知識人』，因此從未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社會活動。我雖然在治學之餘，偶然發表一些有關世事的評論，那也不過是稍盡現代公民的言責，」

由此看來，他的志向在於作一個西方式的做學問的人，而非有傳道責任的儒者。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既然如此，他對於「本職」以外的言論，如他對政治的評論，這其實已超出他的學問範圍，所以其言論就與一般的市井之見無異，還有特別的價值嗎？然而，現在所有的反中者，都舉著余氏這塊大招牌，用來引證他們反中的合理性。這其實是十分荒謬的。

余英時論時事，總以「這樣下去」之類的假設開始，然後當作事實，大發議論，大罵中共。比如，大陸搞了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他就大罵是與希特勒一樣搞歷史神話，要延長中國歷史，是妄自尊大等等。罵了一堆，結果呢，斷代工程的結果，周朝成立年代（比起《世本》的記載）是後退了，而非提前。更何況，這個「工程」初步結果提出來後，因為碳12的測定法受到一些質疑，所以最後並沒有提出正式的報告。這一切，都表明余英時的攻擊是子虛烏有的。

他的所有的「政論」，都是類似的風格，以「推想」代替事實，胡說一通，把中共罵得狗血淋頭，但沒有一項是應驗了的。一切反中派，都大捧余英時。但老共對他還是比較客氣，他的書照樣在大陸賣，大陸學者捧他的也非常多，只是不提他的荒謬的反共言論罷了。

我個人看法，你要反共是你的自由，你不分青紅皂白而把歷史的與現在的混為一談，則是老糊塗。要反現在的中共，也不是不可以，但總要講理。以學術權威之尊，發表不合事實、取樣片面的反共言論，個人成見根深柢固，意識形態先行，卻以學術大師的頭銜來包裝，根本是在作踐自己的學術身分，混淆大眾的視聽。

余英時的學生們，在編全集的時候，請千萬別漏了余英時在大紀元、美國之音上的一堆訪談與時評短文，一定要全部收錄，讓大家看看「大師」的「高超」遠見，到底料中了多少。

再說一遍，請余英時的弟子們注意，在為你們老師編全集的時候，他晚年的反共言論，時政短文，請一篇都不要放過，千萬不可以任何理由而不收錄，讓後人看清楚大師的高超見解，一窺大師的內心世界，看看他的學問到底為他的「知人論世」產生了什麼作用，也好為後世的學者立個「榜樣」！

【張輝的瞭解，余英時是不認母親的史學泰斗】

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我同情余英時
張輝

余英時好大的口氣，不愧為中國史學泰斗，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率。但「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卻是個大膽卻真實的話術。是每個中國人在海外都可以說出口，而令周遭的外國人接受的現象。

余大師反共，連帶反現代中國，對他及許多海外類似的中國人而言，是極為正常的，這也是人性，看看他所批判的中國政府和社會現象即知，他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兩蔣時代國民黨人及美國共和黨右派如出一轍，甚至跟我們的李前總統及達賴都能相濡以沫，思想交流，結為莫逆。這種人在美國待久了，在西方靠著中國的學問，由一批學者、名流、政客捧著，批判中國而博得盛名，也是好事一樁。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他不平叫屈，非常的同情他，他汙衊了孕育他給他滋養奶水的母親，而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無法回頭，更談不上有勇氣後悔。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中國大陸翻天覆地改革開放至今的那一段三十多年光陰，余英時錯過了，或故意忽視了，也許太執著於自己的判斷，也許他無法回頭檢討自己。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包括我)成為近代海外中國人以西方/美國價值，批判母國而獲美國青睞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他傷了母親的心，或許，他早已不認這個母親了。他和西藏達賴的歷史評價應該在同一個層次，是褒是貶？吾不予評論矣！

人類傳統男性獨佔教育機會，主導社會的年代已經過去，男女教育機會均等是婦女地位提升的最大因素與保證。 

【教育機會法律平等】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機會的確立和實施，為民國後期女子教育機會的立法走向奠定了基礎，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這一基本原則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的繼承。 

民國初年，女子教育機會通過教育部頒布的《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中學校令》《師範教育令》等規章進一步確立，女性獲得了接受更高層次教育的機會，教育條件也逐漸向男性靠攏。 

五四運動後，《學校系統改革案》使女子教育機會獲得平等確立，不久後中華民國憲法也對男女教育機會平等做出保證。 

【教育機會實質平等】 

兩岸經過幾十年的適應，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已經完全消除了立法和實際的落差，進入了男女教育機會實質平等的社會。 

不只平等，近廿年來，中國女性教育的優勢已經逐步顯現。據教育部統計數據： 

早在2005年中國大陸的大學便已進入女性錄取比例高於男性的時代。 

女大學生的絕對數量在2009年首先超过男性，占比達50.48%，到了2020年佔比已達 52.04%。 

而且在教育過程中，女性專心學習，在校成績不斷攀升，也呈現優於男性的趨勢。 

男女學習的領域，近年來也打破了男性在硬領域「理工生命科學」的絕對優勢，女性漸漸從軟領域「文史商業科學」的優勢，擴張到硬領域。 

男性教育機會的優勢逐步全面減退，呈現了陰盛陽衰的「男孩危機」現象。 

【就業機會職場變化】 

男性自古以來主導社會及就業的事實是建立在龐大的體力勞動上，但是廿世紀以來，能源支撐的機器運作取代了愈來愈多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譬如碼頭工人、搬運工人、苦力勞務、農事操作等領域的工作崗位，不是消失，就是大幅減少。重型體力勞動在就業市場的褪色，促成了男性優勢的消退，女性就業機會比例的增加。 

美國1956年開始坐辦公室的白領工作超過了體力勞動的藍領工作，而且即便是藍領工作，對體力的要求也愈來愈輕微，絕大多數女性也能勝任。面對這樣的就業市場，由於教育機會平等的效益釋出，促成了男女就業機會的平等，男女就業機會平等的效益釋出，造成了男女經濟力量的平等，男女經濟力量平等的效益釋出，這樣一層一層的效益釋出，造成了廿世紀末葉男女社會地位的全面平等。 

【耐心細緻婦女優先】 

進入廿一世紀，不但男女就業機會充份平等，而且女性的先天條件，如母性、細緻、周到、耐心，語言，都優於男性，使得許多婦女在護理、教師、人際、銷售、管理、文創、影藝等領域發揮了先天條件，形成優勢。 

2018年台灣國中女性教師佔比如下 

國小，71.0％，（其中57.2％擁有碩士學位） 

國中，69.1％，（其中57.1％擁有碩士學位） 

顯示出女性教師不僅是數量的優勢，學歷品質亦居優勢。  

2017年台灣醫療職業女性佔比如下 

護士      100％ 

護理師    98％ 

營養師    92％ 

心理師    72％ 

放射師    53％ 

藥劑師    48％ 

中醫師    30％ 

牙醫        28％ 

西醫師    20％ 

未來的趨勢是護士、護理師、營養師、心理師、放射師領域女性繼續保持優勢。而藥劑師、牙醫、醫師領域，女性隨著醫學院入學比例的增加，佔比繼續年年上升。男性在醫療職業領域節節敗退。 

即使傳統上儘是男兒天下的台灣地區國軍，2021年的統計顯示 

空軍的女性比例 18.2% 

陸軍的女性比例 14.2% 

海軍的女性比例 13.9% 

軍官的女性比例 14.7% 

士官的女性比例 16.7% 

士兵的女性比例 14.5% 

我們也注意到大陸的女性社會地位比台灣更高，大陸長期的口號是婦女撐起半邊天。 

大陸的電力產業，我們常常看到女性技師在電塔高空處理100萬伏特的超高壓電纜，鋼鐵產業常常看到女性焊工在焊接鐵管鋼板，航空母艦上有許多女性值勤的官兵，奧林匹克運動會競賽中，中國女性運動員為國家掙得60％的獎牌。 

現在進步國家的一般辦公室的普通員工80％都是女性，因為女性細緻、周到、耐心，語言比男性更適合一般辦公室的日常事務。男性如果不是學有專業、高級學歷，普通男性工作難找，「男孩危機」現象早已呈現。 

【教育就業先決條件】 

教育機會實質平等打造了男女品質的均等，男女品質的均等打造了男女就業機會的均等，進而打造了男女經濟力量的對等，經濟力量的對等是男女社會地位真正平等的基礎。 

歸根結底，教育機會的平等絕對是提升婦女地位最大的基礎貢獻，就業機會的平等對提升婦女地位有非常重要的基礎貢獻，所以教育和就業是婦女地位平等的先決條件，也就是奠定了婦女的地位。 

【婦女運動充份條件】 

儘管婦女運動聲勢浩大，論述充棟，對婦女地位僅僅提供了有限的貢獻，僅僅是圓滿婦女地位的充份條件，婦女運動加快了人們對女性平等的觀念，彌補了一些弱勢婦女需要的幫助。反而婦女運動本身造就了一批學者和職位，以及社運的知名領袖人物。 

世界上的歧視關係都有深遠的歷史原因，不是立法及社運所能解決。譬如： 

美國黑人長期被白人歧視，雖然歷經1954-1968 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1964年民權法案，已經有完備的立法基礎。但是黑人在教育和經濟上持續落後，僅憑少數天賦異稟的運動明星、影藝明星，不足以提升整體種族的地位。而且非洲大陸的黑人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竟然沒有建立過輝煌的政治結構、軍事帝國、物質文明、道德文明、科學技術，更是受到歧視的遠因。 

華人首批來美國的是低層的鐵路工人，除了出賣勞力，並無其他優勢，因而倍受歧視。二戰以後留學生開始移民美國，優質的教育水準建立起較好的就業及經濟地位，才獲得今天華裔的初步平等地位，而不是靠立法及社運。今天華裔仍受歧視則是另一種文化差異，忌妒害怕的排擠，與黑人的歧視不同。 

歐美白人歧視亞洲人是白人三百年的科技軍事經濟的優勢造成，不能依靠立法、社運來解歧視決問題，唯有靠亞洲人在科技軍事經濟上的自我提升漸漸解決。如今中國、日本、韓國都是科技軍事經濟上的強國，白人對亞洲人的歧視和一兩百年前相比已經大為減弱，部份轉為忌妒擔憂的排擠，再往下去歧視現象可能反轉。台灣地區與菲律賓的關係，在五十年前我們還有去馬尼拉大學留學的，五十年後成了菲傭來台灣謀生，就是歧視反轉的例子。男女平等亦復如此。可見婦女社會運動對提升婦女地位的貢獻多為高估。 

【女性必勝不急相煎】 

如今世界大勢，包括台灣，女性領袖高官和女性民意代表愈來愈多，女性企業高層、專門職業、軍事作戰、普通工作，也愈來愈多，已經是普遍現象。 

婚姻關係中的姊弟關係愈來愈普遍，代表女性也有實力享有年輕優質的男性，而不限於以往的老夫少妻，只讓男性享有年輕優質的女性。職場上男性遇到的女性主官愈來愈普遍。少年男性的裝扮不再流行粗獷暴力的雄性形象，而是走向中性的溫和的漂亮的形象，取悅女性。未來女性必勝已成定局，婦女地位超越男性指日可待，婦女運動者不急相煎。 

前言：創造力是我認為神經科學能夠提供給世人最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它可以把這個學科裡分散的研究項目整合起來，以便解釋一個對人類來說是非常重要又相當神秘的能力。這篇文章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討論創造力的議題，包括一般人與專業人士在行為上所表現的創新能力，以及這些能力與大腦運作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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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藝術家被認為是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創造力是他們的特長，他們在社會生存的利基，也是他們受到世人激賞的原因。然而創造力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些人認為，創造力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人類特質，我們無法用理性或科學的方法來理解它。又有人說，創造力無法透過勤奮努力可以得來。沒有錯，電影或小說常常描寫那些感覺靈感（被認為是創造力的來源）正在枯竭的藝術家，無論他們做何種努力都無法讓它再度幸臨自己。然而，這樣的看法又與另一些大師所說的話相抵觸。例如，法國的微生物學家巴司德（提出疫苗原理的科學家）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愛迪生（偉大的發明家）也說：「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

那麼創造力到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世人對它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或者，這些表面抵觸的看法是否有其相容之處？此外，科學能不能對創造力有所述說，能不能在我們的大腦中找到它運作的區域，因而可以進一步讓我們理解創造力的來源以及特色，甚至找出提升創造力的方法？

一、 兩種解決問題的模式

創造力毫無疑問是我們在嘗試解決問題時所秉持的動力來源。一般而言，當一個特定的問題發生時，我們的大腦會使用兩種可能的模式來尋找答案。一種是在指定的範圍內尋找解答。使用這種模式的好處是便捷而快速，但也會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侷限。我拿我最近所發生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我試圖在地圖上尋找一條童年常去的街道。它的名字是水源街，我以前經常騎腳踏車去那裡溜達。那時我住在現今新北市的永和區。在過去，永和是個人口並不稠密（6萬）的小鎮，四處佈滿農田，總共只有兩條大馬路，而今天的永和則是一個人口眾多（22萬）、街道繁密、走在街道上會讓你感到眼花繚亂的城郊區域。

在我的記憶裡，水源街位於中和路的右側（假定你面向南方），而中和路則是我剛才說到的兩條大馬路之一。然而，當我開始審視地圖，我找不到任何一條名字是中和路的街道。根據我的直覺，我研判這條路應該是現今的中山路（圖一）。有了這個假定，我的下一步是沿著這條路的右側去搜尋，然而我沒有找到水源街。

圖一、永和街道的示意圖

這是我面臨的困境。我假定中山路就是以前的中和路，卻無法在後者的右側找到水源街來。遭逢這樣的挫折，我暫時放棄了搜尋。我開始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回想我以前所認識的永和。我回想我過去所知道的那兩條大路，它們周遭的小路，以及這些道路的空間關係。一開始，這樣的思維並沒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卻讓我開始產生懷疑，也許中山路並不是以前的中和路。我的理由是，中山路與永和路（另一條大馬路）保持的是垂直的關係，這並不符合中和路與永和路之間的關係。於是，我建立了一個新假定：中山路並不是以前的中和路。然後，透過我現在掌握到的記憶，我終於在地圖上看出來，過去的中和路其實已經併入現在的永和路，成為它後半部的路段。有了這個新的認識，我很快就在這個路段的右側找到了水源街（圖一）。

上面所說的第一種思考模式比較像學生所習慣做的填充題。它要求我們在指定的脈絡中提供答案。例如，倫敦是____的首都。我們經常使用這種方式來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在上述的例子，我起先也使用這種方式來展開我的搜尋：我嘗試在中山路的右側尋找水源街。如果我真的在那裡找到了這條街（也就是，它沒有改變名稱），我的問題便豁然而解。否則，我會設法尋找一條街道具有我所記得的水源街的特色。例如，它的起始與中和路相接，它的中間會穿過一個渠道，過了渠道以後左轉會經過一個學校等等。然而我並沒有找到這條街。實際的情況是，永和的變化遠超出我的想像。它生出了幾十多條全新的街道。而且，舊的街道不是改了名，就是夾雜在新的街道當中，失去了它們容易被辨認的特色。因此，我期待從一條大馬路的右側來尋找水源街的作法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第二種思考模式比較像學生所從事（而且多少有點畏懼）的作文。它要求我們先建立一個論述的框架（framework），然後利用這個框架來收集更多的資訊，並且透過這些資訊的組合來尋找答案（或結論）。這是我後來所採用的方法。一開始，我並沒有任何特定的目標，只是企圖從記憶裡擷取更多關於永和的街道資訊。然後，我在自己的腦子裡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地圖（也就是上面所說的框架）。這個地圖並不是為尋找水源街而建立的。然而，有了這個較為周全的架構，我意識到我原先所做的假定有誤。於是我猜想中和路其實是現在永和路的後半段。為什麼我會想到這一點？因為現在的永和路看起來比我所記得的長了許多，因此我懷疑它已經延伸到中和路去了。有了這個新假定，我開始在現在永和路的後半段尋找水源街。很快的，我找到了它。原來它一直都在那裡，而且根本沒有改變名字。

二、 創造性的思考模式

第二種思考模式，我認為，是富有創造力的人所擅長使用的模式。在科學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到很多學科曾經被錯誤或無用的理論所引導，直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突破讓科學家看到全新的局面。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就是這樣的一個突破。在他以前，無論是地球中心理論（托勒密）或太陽中心理論（哥白尼）都假定星球運轉的軌道是完美的圓形，直到開普勒才發現地球是以橢圓形的軌道環繞太陽。牛頓把注意力從星球軌道移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他想知道，為什麼一個星球（地球）會環繞另一個星球（太陽）運轉。他提出來的解釋是，地球原來是以直線的軌跡行進，直到它行走到太陽的引力範圍內，開始受到後者的牽引，才變為環繞太陽而運轉。

牛頓的突破在於，他引進一個力學的框架，在其中提出一些假說（慣性定律、萬有引力定律等等），使用這些假說來推測某些規律性（例如，地球環繞太陽的軌道），並且進一步使用觀測到的現象來驗證他的推測。從牛頓力學的例子，我們目睹了人類從事認知活動的一個通則，那就是，我們從比較確定的事物出發，去推想還不確定的事物。在這個例子裡，比較確定的是力學的規律性，還不確定的則是星球運轉的規律性。

不僅科學的活動如此，推理小說或電影裡也常出現相似的思維模式。例如，有一個謀殺案件發生了，卻沒有任何第三人目擊。這時候，從事偵察的人除了可以在現場採樣，對屍體從事解剖以外，還可以對受害者展開背景調查。從事後面的這種工作不一定能夠立即找出謀殺者是誰，卻有助於找到與受害者有厲害關係的人，從而建立兇殺動機（歷史性的仇恨、財富的希圖等等）的假設。這種形態的偵察過程可能要歷經好幾次的嘗試與錯誤（假設與求證）才會得到有意義的結果（找到兇手），但常常是有助於破案的卓越策略。

我們在上面說過，人類的認知行為是從比較確定的事物去推想還不確定的事物。然而，我們所處身的世界常常充滿了變數（或所謂「雜訊」）。在這樣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一樣事物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例如，在尋找水源街的例子裡，我原來想依據它與中和路之間的關係來搜尋這條街。然而，我發現我並不確實知道中和路在哪裡（它已經改名）。因此，在一個充滿了不確定的環境裡，我們不一定能夠依靠單一的線索來找到我們所追尋的答案。好在，這個世界雖然充滿了雜訊，它也富含許多堪用的線索。如果我們能夠將好幾個線索集合在一起（在我的例子，是關於水源街、中和路、永和路的回憶），並且做交叉比對，我們找到正確答案的機率就遠比倚賴單一的線索來得高。

我們不難發現，充滿了創造力的人是那些具有強烈好奇心的人。他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解答單一的問題，而是得到比較完整的圖像。而且，他們樂意從不同的角度思索問題。例如，愛因斯坦會先從一些精巧的思想實驗看出某個想法的合理性，然後才去形成更普遍、更抽象的理論。費曼也曾經說，他必須看到好幾種不同的推導都能夠得到同一個結論，才會相信那個結論是正確的，也就是，普遍性的真理，而不是特殊狀況下的現象。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上面講到的那幾個例子。在第一個例子（我個人的親身經驗），我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去回想永和以前的模樣。當我回想的時候，我在腦海裡看到的是什麼？它們是我童年時騎著腳踏車所看到的畫面。我可以利用這種視覺圖像（visual imagery）來幫忙我搜尋地圖上的街道。事實上，當計程車司機聽到你告訴他你想去什麼地方，他可能會保持短暫的沈默。這時候，他的腦子所做的事也是我的腦子所做的事。接著，他可能會問你，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在某個建築物的附近，或者，是不是從某條路可以到達。這些問題都是在進一步確認他想到的目標是否與你所指定的相同。事實上，計程車司機在這短暫的時刻裡所做的事情與科學家在腦子裡所做的也沒有什麼不同。當他在腦中得到答案的時候，跟科學家說：「啊哈！」也沒什麼兩樣。計程車司機所倚賴的是他在這個城市豐富的駕駛經驗，而科學家所倚賴的則是他在某個領域裡豐富的探索經驗。然而科學家跟計程車司機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不像後者必須在很短時間內想出答案，因為沒有人事先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麼，甚至如何找到答案。

上面講到的另一個例子是推理小說裡常常看到的刑事案件。刑事偵探所做的推理活動通常是把他們過去所累積的經驗與知識轉移到新的案件上。然而，這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刑事偵探必須將大腦所儲存的資訊做重新的組合來模擬新發生的狀況。這種重新組裝的工作當然也出現在計程車司機的腦子裡，以及我的腦子裡（當我企圖在今日的地圖上找到水源街）。近年來，神經科學出現了一個令人激賞的發現。當人們回想自己的過去，或構想自己的未來，或想像一個虛擬的事件，或想像別人的所思與所為，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有相當重疊的腦部區域，顯示這些思維共用了相當多的大腦核心機制。

三、靈感的來源：自發性的思維

有一個笑話，說某個白癡被問到他的名字時就開始唱「祝你生日快樂……」，因為他的名字會出現在這首歌接近末尾的地方。我們會覺得這個笑話好笑，因為當我們回溯自己的過去，我們並不會把曾經發生的事情像影片一樣重新播放一遍（有如笑話裡的主角必須唱出一首歌來重新發現自己的名字）。事實上，我們所回溯的過去是經過大腦剪輯（或重構）的，正如同每一部電影都經過後製人員的剪輯一樣。因此，我們回想自己的過去就如同我們想像未來的事件一樣，會激化相同的大腦群組。我們也使用同樣的方式來想像虛擬的事件，或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件。不僅如此，即使我們所想像的不是發生在特定時間或場地的事情，例如物理學家所想像的思想實驗，也是透過同樣的大腦群組來完成的。

這個群組現在被神經科學家稱做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簡稱DMN）。它包含好幾個交互作用的大腦區域，而且呈現了兩個重要的特色。第一，在這個群組所發生的活動不與外在刺激相關，而是自發的思維或感覺。所謂外界刺激指的是與感官和動作相關的刺激。大腦會依循感官所得來的訊息決定做怎樣的行為反應。當我們的腦部不在處理這類的訊息時，DMN反而會變得活躍。第二、發生於DMN的活動有很多種類，但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都是從記憶與現狀資訊的結合來想像、預期、揣摩、預測我們還沒有看到或無法看到的事物。

換言之，DMN活躍的時候是我們在出神（自由聯想）的時候，也是文學家或藝術家尋找靈感的時候，或者科學家培養直覺的時候。概括言之，這是創造性的思維容易發生的時候。這狀況下所出現的思想或感覺都是自發的，讓人們誤以為創造力不是單憑努力便可以求得的東西。我們將會發現，這是一種過份簡化的看法。

我們先看看愛因斯坦怎麼談論他自己的創造過程。他說：「我的發現從來不是透過理性的思維得來的。」他又說，「一個新的念頭會很快以直覺的形式出現。然而直覺不過是先前的智識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沒有人懷疑愛因斯坦是一位勤於思考、勇於創新、觸角深廣的科學家。然而，如果他沒有將平日的所思所想以記憶的形式儲存在DMN裡，就不會有太多新穎的念頭降臨在他的腦子，他也不可能在這些念頭出現的時候掌握住它們的意義。這就好像計程車司機如果沒有在一個城市裡取得豐富的駕駛經驗，他們不可能很快找出前往指定地點的路徑。最近的研究顯示，倫敦計程車司機的海馬體（hippocampus）容量比一般人大。海馬體是DMN裡職司記憶的區域。無獨有偶的是，早先科學家針對愛因斯坦遺贈給世人的腦部所做的分析，他左半腦的海馬體也比一般人大。

四、創新來自於有意識與自發性思維的合作

然而這裡仍然有兩個關鍵的問題需要回答。第一，大腦用什麼方式來編碼記憶資料？它又如何透過無意識（也就是，自發性）的方式來針對問題提供解答？第二，為什麼大腦有時候需要以無意識的方式來尋找答案，而不能採取有意識的方法來達成相同的目的？

第一個問題是非常深刻的問題，也是神經科學以及人工智慧領域都感興趣的研究題目。這問題牽涉到大腦的複雜結構與功能，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提出完整的答案。然而我在這裡可以稍微點到的是，很多學者認為大腦是利用類比（analogy）的方式來尋找困難問題的答案。科學家所擅長使用的思想實驗就是一種類比的思考模式。我們將在其他的文章進一步說明這種模式，並且提出大腦可能操作類比的方法。

第二個問題則比較容易回答。事實上，我在前面已經提供一些線索。近年來腦成像技術顯示了，我們的大腦依照神經細胞的連結狀態可以被劃分為好幾個群組。上面所說的DMN就是其中的一個群組。另一個重要的群組則是當我們講話、閱讀、書寫、從事決策、規劃未來的時候所牽涉到的神經細胞叢集，被稱做中央執行網路（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簡稱為CEN）。發生於CEN的活動是有意識、有目標、有使命的活動。當我們從事這一類型的工作時，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聚焦於固定的事物，我們的思維就容易被侷限在狹小的範圍。中文裡所說的「當局者迷」指的就是這種狀況。我在第一節所談到的在指定的範圍裡尋找解答也是在這種狀況下發生的。這類型的作業模式對於例行工作可以收取快速達標的效果，對付難度高、沒有人碰觸過的工作則不容易發揮效益。因此，當我們重複同一形態的作業卻沒有帶來期待的收穫，我們就可能暫時擱置這樣的努力。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說，大腦在這時所做的事就是暫時停止CEN活動，因而自動開啟了DMN匣門。

並非所有創新的工作都是在DMN下完成的。事實上，近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告訴我們，創新需要CEN與DMN的攜手合作。DMN能夠提供我們平日容易忽略的資訊、線索、構想等等。然而，從DMN裡面迸跳出來的想法常常只是有趣、值得繼續探索的點子。在這個時候，CEN的介入變得非常重要。後者提供了各種再評估的機制。例如，它可以設想一些狀況來測試初始想法的合理性，或者建立一個雛形的模型來檢視這想法的潛力等等。我們常常在電影裡看到作曲家為一個新出現的旋律感到著迷，然而他們必須使用鋼琴或吉他來進一步測試它是否能夠發展為一首完整的曲調。科學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那些後來廣被接受的新觀點（例如，太陽中心理論）一開始常常遭遇到相當多的理論困境，需要人們做進一步的思索才能夠克服。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當然也受惠於DMN。然而有時候DMN會對我們做一些無謂的騷擾。例如，我在近年的夢中還會提醒自己，我應該趕快退選我一直沒有去上課的大學課程，以免我將被學校退學（請相信我，我早已經從大學畢業）。DMN所製造的另外一種夢魘則是經常糾纏憂鬱症患者的反芻（rumination）思想。事實上，正常人處於沮喪、憤恨、恐慌的時候也會陷入這種反覆無益的思想模式。這種時候，CEN可以跳出來提醒我們，不要繼續重複這種沒有結果的心靈活動。出門去找朋友聊天，或者做一些需要動用其他大腦部位的事情，有助於停止這種心靈的自我折磨。

巴司德說的沒有錯，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人們可以從各種可能的方式得到有價值的啟示：在路上聽到有人說的一句話，從書本或文章得到一個概念，從自由聯想或夢中得到某種靈感等等。然而，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敏銳度來賞識這些從天而降的理念，還要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將它們擴展為有用的理論或產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意志力來阻止大腦陷入負面情緒所引發的惡性循環（即使天才也會懷疑自己的價值）。創新不是一個靜態的屬性，而是一個極為動態的過程。不斷的嘗試與錯誤才能夠將靈感送上成功之路。

我年輕時常常聽到人們談論七等生以及他爭議性極高的作品，例如「我愛黑眼珠」。我沒有讀過這個作品（或任何他的作品），然而從別人的介紹來看，覺得它的氛圍很像卡謬的「異鄉人」。對於後面這本小說，我則十分熟悉，卻一直不理解為什麼它（尤其是最後一章）散發著一種強烈的疏離意識。

如果我沒有弄錯，「我愛黑眼珠」明顯受到「異鄉人」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它的「衍生產品」。卡謬的哲學理念是：人要面對生命是沒有意義的真相。我相信七等生從卡謬的作品讀出這樣的人生觀，並且欣然接受了它。問題是，為什麼這兩個作家對人生會有這種異於常人的感受？

我做了一點心理/神經科學方面的文獻調查，覺得我可能找到一個關鍵點。我認為，這跟他們在成長的階段長久處於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的狀態有關。卡謬自小跟他的媽媽與舅舅生活在一起。這兩個人都是聾人，跟卡謬的溝通僅限於對有形物體的指涉，毫無任何抽象理念的交流。七等生的童年不詳，但從他的作品推想（以及曾經罹患精神疾病的傳說），他可能也與周遭環境處於疏離的（alienated）狀態。近年科學的發現告訴我們，社會隔離可以改變人的大腦結構，讓人感到孤獨、生命沒有意義。

這樣的連結讓我感到相當興奮。原來存在主義文學是在呈現人處於社會隔離所自然形成的人生觀，這跟這些作家成長於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應該有極大的關連。我並不是說，社會隔離就能夠造就一個人成為傑出的作家。我只是說，這樣的成長環境會帶給這樣的作家一種迥異於一般人的寫作動機以及特殊的寫作素材。我的看法不等同於文學評論，只是試圖從心靈科學來理解這個迷惑了我很久的現象，現在藉由卡謬與七等生的作品提出了我的解答。

附錄一：如何理解存在主義哲學

只要看一下兩本書的出版年代（卡謬，異鄉人，1942；沙特，存在與虛無，1943），我們馬上就明白存在主義的思想盛行在歐戰尚未結束、而法國仍然受到納粹德國統治的時代（歐戰結束於1945年）。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帶動這思潮的作家所秉持的人生觀與我們這些處於長久和平時期的人顯然有所不同。

同時，我們應該把文學或哲學所傳達的人生觀看做像藝術或宗教的偏好來看待。人生觀是人們用來給自己安身立命的一種觀點，它們本來就是多元的。換言之，處於不同處境與不同背景的人常常有不同的人生觀。另一方面，這世上並不存在著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都被接受）的人生哲學，就像現今的世界即使有社群媒體，然而在這個龐大的媒體世界裡並不存在著單一盛行的議題。

存在主義的觀點在這方面也沒有什麼特別。存在主義者並沒有教人切斷自己與外在世界的聯繫。如果一個人真的這麼主張，他就沒有必要把這個觀點寫出來給別人看。事實上，存在主義者有一個正面的意義。他們說，即使人活在一個並不是為自己而安排的世界（就像當時被德國統治的法國），他們仍然能夠依靠自己的理念存活下來。存在主義者不僅秉持這樣的理念，而且企圖出版書或文章來宣揚這個理念，用以抒解跟他們一樣面對著這不美滿世界的受難者。在這方面，存在主義者像很多時代的宗教（例如基督教）一樣，起了安撫受苦人心的作用。

附錄二：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荒謬」的本質

「是的，這個世界是荒謬的，那麼我們該怎麼辦？」這段話也許最適合陳述存在主義者的共同想法。

然而當存在主義者開始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就不再有一致的看法。沙特後來似乎主張，人們必須在政治上做正確的抉擇（起碼必須做抉擇，即使不一定正確）來救贖自己。他表現在實際的行為是接受了蘇聯頒發給他的列寧文學獎，卻拒絕了諾貝爾文學獎。然而到了晚年，他似乎放棄了過去所堅持的一切想法，而認為陌生人協助他穿越馬路（那時他已經失明）是令他感到最溫暖的時刻。

卡謬在「瘟疫」這本小說裡所描寫的世界正是我們這一兩年所面對的處境。流行疾病的蔓延可能是人類處於最荒謬或者最尷尬的時刻。一方面，我們需要與別人保持距離，以免不幸受到感染。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別人的協助：需要其他的人跟我們一樣克制自己，需要很多人冒著染病的危險來運送民生物資，需要醫護人員與研發人員發揮極大的功能來撲滅疾病。

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是另一個讓人類活在兩難的情境。一方面，我們可以從遙遠的地區取得更便宜的物資與服務，另一方面我們冒著別人搶去我們飯碗以及別的國家取得比我們國家優勢地位的威脅。簡言之，我們必須活在人類所組成的日益複雜的世界，我們又要面對更多能夠隨時危害我們的威脅。

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似乎也看到人類所面對的這種處境。在這本小說裡，大哥是個依循本能來從事決策的人。簡言之，他對任何人沒有信任。二哥是個篤信知識的人，相信理性而非互信才能夠救贖人類。小弟則是一個基於對上帝單純的信仰而保持對其他人的信任。杜斯妥也夫斯基似乎把希望放在小弟的身上。很不幸，這不是後來俄羅斯人所選擇的路徑。

在被歸類為存在主義的作家裡，可能卡夫卡是少數（如果不是唯一）不想回答「我們該怎麼辦」的人。他似乎滿足於從個人的角度去指控人生的荒謬。這反映了他嘗試擺脫家庭（與職業）的束縛卻無能為力的困境。然而我們不要忘記，從事文學創作正是他在這情境中所找到的自處之道。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你也許會問。我不認為任何一個時代的人類曾經尋找到正確的答案，甚至一致的答案。或許，這正是讓我們活著有意義的地方吧。

卡謬與沙特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那本書上開篇就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鬧劇出現。」

老馬不知怎地，黑格爾並沒說過什麼偉大的歷史都出現兩次這個有些犯蠢的話，他作為青年黑格爾派勉為其難的一份子，卻顯然不是在恭維這位哲學史上不可搖撼的宗師。

但老馬的重點是後面，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他舉的例就是1789的法國大革命是真革命，1848的二月革命就只是突襲。拿破崙是英雄，他的姪子(路易．波拿巴，即拿破崙三世)卻是個騙子。

用老馬的邏輯，蔣中正的專制若是真恐怖，蔡英文的獨裁就只能是個紙老虎。

歷史的條件只在特定的時空下具備，當它消失了就不能複製相同的歷史。當年的蔣公是打勝了二戰的五星上將，所以他可以有無上的威懾的力量；但蔡英文從來沒有什麼彪炳的功勳，她縱使想要陳設出一個獨裁，裝出可怖的臉孔嚇唬人，卻將發現這個獨裁一下子就崩塌了。

那句老馬莫名所以炮製出來的「偉大的歷史事變總發生兩次」論，卻可能真的出現在台灣海峽，康熙克服了那一道艱險的黑水溝，命施琅率軍擊敗了鄭克塽的水師；如今對岸也在模擬著這個歷史，一步步部署，以讓它無誤地復現。

畢竟，老馬雖是共產黨的精神鼻祖，但這一句恥笑路易．波拿巴(拿破崙三世)的嘲諷，卻不能讓它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