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修復重映，但已換了人間。
昨夜第一次看了。當年上映時我何以未看？很長時間裡我都忘了原因。如今找出來了，原因是：我在服役中。那年甚至因為發生天安門運動及「風波」，整個部隊一度提升到三級戰備。
現在看，由於政治禁忌早已打破，觀者恐覺毫不稀奇。但若察看當年上映時空，解嚴不過兩年多，國民黨仍黨政軍特一把抓，即可想見它打破了許多政治與言論的尺度與界限。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一切公開探討，都是蔣經國已然故去之後。而悲情城市算是衝破藩籬的先驅與前鋒。
然而片中仍可看出許多當年圍獵、拘捕異議者的荒誕，以及它所透露的時代悲劇性。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隔閡，其實是台灣這座島嶼被冷戰撕裂的特殊情境下的產物。
二二八事變是二戰戰後的世界格局分配、與國共內戰的一個支系與細流；由於冷戰爆發，而國民黨在內戰中頻仍失利，台灣的物資與經濟亦成供輸內戰的支援系統，導致了官民的矛盾與仇恨，並在仇恨上憑藉一樁查緝私煙的社會性案件，迅即擴大為全島的「叛亂」。
這一當時國民政府所謂的民變中，共產黨扮演了一定份量的角色。蔣介石派軍隊抵台所要清剿的，其實就是以共產黨支持的左翼民兵為主要對象，特別是在埔里頑抗的二七部隊。
侯孝賢在這部片中所透露的，就是上映當年仍然不能暢所欲言的左翼思潮，對白中不經意流露的馬克思主義、國民黨及其附庸的腐化，諸多異議者對於所謂的「祖國」的嚮往，尤其是女主角寬美的哥哥寬榮所要向民眾啟蒙的思想，其實都是紅色的。
但這部片因此也必不受如今已在朝上的民進黨的待見。因為他們早已解構了真實的歷史，用自己的片面意識形態，重建了一個以外省人屠殺本省人為核心要旨的版本。甚至連李登輝時期的行政院二二八官方報告，都要稱當時死亡達兩萬人之譜；但最終請領國家補償金的人數，累數十年之久，都不到千人，即可見出此一人數之荒謬。
侯孝賢以其獨特的鏡頭運用，為那個時代框定了一種懷舊的氛圍，縱使那一氛圍畢竟是肅殺的，但畫面裡的人物，彷彿是真地回到了當時，卻又恍然是對於當時情境的不確定的描摹，因為資料、敘事者的闕如與依然高壓的空氣，這一整條故事線都是充滿了類意識流的追憶色調。
但最終給人留下的，就是一種悲愴感。不僅被捕殺的受難者與家庭，又或是倉皇地抓捕人民的統治者，都在這一封閉的島嶼上被時代所窒息，並最終以相互的仇殺，作為它們無端的出口。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