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員外放，不得任職家鄉，是以所有地方官都是外來政權。地方或京官，只有退休才能告老還鄉。這是中國歷朝歷代累積的政治經驗，所以治平防亂也。蓋各地方自比英雄豪傑的菁英，每每胸懷「大丈夫當如是」之志，憑藉鄉土勢力據地造反。其事不禁，天下鼎沸，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由是等到滿清倒店、體制崩解，中國立馬進入軍閥割據時代。我們如今回首，更能看得一清二楚，東北王張作霖、西北王馮玉祥，東南王孫傳芳、西南王唐繼堯、山東王張宗昌、山西王閻錫山、四川王劉湘，雲南王龍雲，無非在地人據地稱王的本土政權。即便孫中山先生也是在廣州軍政府下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袁世凱號稱中央，令不出京畿，要到袁氏覆滅後12年，中國才經北伐復歸一統。
時序推移，到了國共內戰，老蔣浙江人，老毛湖南人，他兩逐鹿中原時，打到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外來政權。死人相較於228要多千百倍，只有國共之分，沒有誰是外來、誰是本土之別。許多地方的鄉里辦公室，牆上掛的像框，一面老蔣，一面老毛，今天看誰打進來，像框就轉那個面。
中國幅員遼闊，早期交通不便，方言各殊，加上安土重遷的習性，才有了狹隘的地域觀念，具有強烈排外性，小則漳泉械鬥，百年不休；大則割據一方，裂土稱王，孫中山先生為此痛心疾首，曾斥為一盤散沙，是中國積弱百年，不能團結對外的原因。後來日寇侵華帶來滅絕之禍，國人才漸次覺醒，也因戰禍造成百姓流離失所，才會漸次帶動各地域的交流。
中國改革開放首要的兩大重點：興建各地綿密鐵公路網、強制推行普通話，正是對症下藥，打破地域觀念，消除隔閡，大有助於經濟交流與繁榮。同一時間，李登輝反其道而行，在台強化地域觀念，建構外來政權說，使他擁有本土優勢以穩固權位，但本土、外來之分卻割裂了台灣。他後來更藉國外勢力與內在分離主義餘孽深化地域觀念，從外來政權推向兩國論，讓中國、台灣之分再割裂了兩岸。
政權的良窳才是悲情與否的關鍵。外來、本土之分只是地方割據的藉口。李登輝灌輸錯誤的觀念，企圖實現分離主義的目標，除了在兩岸製造仇恨螺旋外，也在不知不覺中替台灣埋下崩解的種子。當年台南人阿扁來選台北市長，台北人不會說他外來政權，還給過他75%的民調支持。現在台灣的地方選舉都要標榜在地子女或是本土媳婿，否則就有外來空降之譏，面臨舖天蓋地的排擠。分離主義者在大圈圈裡畫分小圈圈，不知道小圈圈裡永遠還有小圈圈。仇恨螺旋將不限於兩岸，也會在島內盤旋。這都是狹隘的地域觀念作祟的結果。
魁北克在1995年獨立公投差點過關後，加拿大於1998年經過最高法院裁示：魁北克沒有權利單方面獨立；2000年更通過清晰法案：下議院有權決定公投議題是否足夠清晰，如果違反了任何清晰法案的原則，下議院有權推翻公投決定。任何一省的獨立協商，必須所有各省與原住民一致參與。當時的總理說，清晰法案是他政治生涯最驕傲的成就。獨派說清晰法案沒有意義，應被忽略。
在法理上有這樣兩句話，「民族自決權的行使不得被解釋為鼓勵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主權和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或國家統一(national unity)」。「國際法沒有立場保護魁北克領土完整而不保護加拿大領土完整，也不能接受加拿大可被分割而魁北克不可被分割的矛盾」。最後，公理在大炮射程內，美國總統柯林頓跳出來說話：「是否少數的權力也尊重了多數的權力？」魁北克即使全民公投獨立，在加拿大也是少數，自此魁獨煙消雲散。魁北克是法裔法語區，柯林頓不願見到西方最不甩美國的戴高樂主義在北美有塊立足之地。
富裕的加泰隆尼亞不願稅收分享貧窮地區，因而鬧起獨立公投，獲得九成以上的民意通過，西班牙說加泰的九成在西班牙仍是少數，不但不同意加泰獨立，還審判了獨派分子11到13年徒刑(後均提早假釋)。全世界都沒有人支持加泰。民主是單純計算數目的制度，跟是非善惡對錯的價值無關。民主不管道德，它被西方強權思想提升到普世價值的地位，「多數」本身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加泰獨立已有九成人頭實力，那些標榜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何以沒半個支持？
小圈圈的凝聚力本來就強於大圈圈，但小圈圈的多數畢竟只是大圈圈的少數。如果允許小圈圈的民意否定大圈圈的民意，天下粉碎矣。魁北克是法裔法語區，不但與整個北美盎薩不同民族，而且單獨採行大陸法系，不同於英、美的海洋法系，這樣特殊情況都無法脫離加拿大獨立，台獨只是企圖割據的小圈圈，連「民族自決權的行使」都談不上，如何能夠否定中國大圈圈的民意而擁有獨立之正當性？
何況小圈圈裡還有小圈圈，若說「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台灣人民的意志」，將來也會有「台北的前途，必須遵循台北人民的意志」，「萬華的前途，必須遵循萬華人民的意志」，地域觀念為害之烈，台灣可以獨立成一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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