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人孰重？ | 譚台明

不論中西，近世以來，都有過於迷信制度的傾向。如果是迷信制度，則人的品質可以放開，交給「自由」。蓋制度是主要的，是如來佛，人再自由也跳不出「制度」的手掌心，故可放心地去任性自由。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近代西方就盡可能地強調制度。譬如，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在其政治學經典名著 [1] 裡就提問：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在此制度被區別為兩類：廣納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的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郭譽申教授在 [2] 裡對 [1] 提出總結︰這本書「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如果依照「結果現象」來看，這書的分析是有效的。但問題是，符合「廣納性」的現象，就一定出自該書所認定的廣納性的制度嗎？而該書所否定的非廣納性的制度，就一定產生不了具有廣納性結果的現象嗎？這個「制度」及其結果之間的關係，顯然郭教授認為這書的作者沒有搞清楚，而一廂情願理所當然地採取了一種未詳細分析的武斷的看法。郭教授此一見解，十分精闢！

人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是第一因。只有人來運作制度，而沒有任何一個制度可以規範住人。因此，貌似具有「廣納性」的制度，也有失效的時候；因為人可以「玩法」，玩到你從「法」的角度挑不出它的毛病。（也就是實質犯法了，但形式上就是不犯法。）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反過來說，貌似非廣納性的制度，也可能產生具有廣納性的結果，因為制度只是工具，而真正的決定者在於有權力運作此一制度的人。（不定是一個人、一些人、或一大群人。）

反過來說，如以「人是第一的」為主，則必然重視人的品質，則人就不可以亂來，所以就有了道德。然講道德，誰說了算？人們習於舊章，就必定出現冒充「有道之士」的「假道學」，嘴上說的頭頭是道，但實際上全不是那麼回事。中國道德學發展了六百年（由宋至明；若加上之前可視為道德學預備隊的隋唐佛學，則已上千年），也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假道學氾濫，真道德不彰，人們厭倦了，所以道德失效了，於是人們轉而寄望於制度。如果制度又失效了，鐘擺只好擺回來，再度回歸道德。只是，依歷史的辨證，這次再講道德，就必須有一個更新、更周到的講法；必須比之前要進步一些。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

[1] Daron Acemoglu、James A. Robinson《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2012)。

[2] 郭譽申《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