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台灣大部分的外省二代同儕不太一樣，家父母是遠從東北哈爾濱攜不滿三歲女兒，一路南下，逃亡到台灣的。跟軍隊、學校，或政黨單位，一夥人「轉進」或小資產家攜家帶眷及大筆財物來台的，大不相同。
初中時，曾因聯考壓力，憧憬著對岸「文革」時，同齡紅衛兵不用上學，高舉小紅書上街遊行，喊口號，打倒一切牛鬼神蛇，而想偷渡成為其中一員。十五歲時叛逆，父母曾將我叫到面前，平靜而嚴肅的跟我說，要登報跟我脫離關係，我回：「沒這麼容易，這要等到反攻大陸，在山東老家祠堂上，由家族長輩決定的事，我是長子，而媽，妳只是張家媳婦。」母親驚恐的跟父親面面相覷說：「這…這…不是共產黨嗎？」
大學畢業赴美留學前，曾參加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舉辦的兩天留美講習，並受邀由當時情報局局長張式琦主持的芝山岩午餐便當宴。印象中那個便當很對味而豐盛，而幾幀會議室旁高掛的大幅文革黑白照片，吸引了我，令我震驚而疑惑，因為照片中男女青年集體彎腰勞動，我在他們臉上看到溢滿著燦爛陽光的笑容。
赴美後還沒等時差轉過來，我就忙不迭飢渴地到圖書館翻閱跟大陸相關的書籍、照片。曾跟著學長看電視紀錄片，中蘇珍寶島衝突。當整排東北農民拿著耙、鋤頭、鐮刀，還有婦女胸前抱著嬰兒與整排上刺刀的蘇聯兵對峙時，那一幕令我和另外幾個觀看的台灣學生都熱淚盈眶，有位在旁的美國學生還好奇的問，你不是從台灣來的嗎？
另一件事就是開著1976年的雪佛蘭銀啪啦，開車八小時，遠征芝加哥的中國城，只為了鄉愁。買了湖南辣椒醬和「黃河大合唱」卡帶。當我在餐廳見到同是外省掛而心儀的台灣女同學時，我興奮的帶著整罐辣椒醬前去，她聽我強調這是湖南辣椒醬時，面無表情地說：「這是匪貨」，然後搖頭，將我的熱臉潑了盆冰水。
在我的寢室，我邀了幾位同是台灣來的外省掛的留學生，當我的收錄音機卡帶播出悠揚的管弦樂後，跟著雄偉的男性聲音〜「啊！朋友！黃河以她英勇的氣魄…」我抬頭看了他們一眼，兩位同學已是滿臉淚花。其中一位還是台南眷村某少將的兒子。
大陸同胞承載著滿清末年的腐敗，軍閥割據，列強勢力的長年侵凌，超過八年的日軍鐵蹄跟無差別殺戮、轟炸，緊跟著四年國共殊死戰的內戰，早已是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的神州，大筆資金及小資產階級逃往海外，故宮千年珍寶，幾十萬箱被帶走了。
我們逃到海外的同胞，過了比大陸同胞較好，較沒負擔的日子，不是不屑於當中國人，就是對他們說三道四批判他們，蔑視而瞧不起他們。在台灣、在海外，幾十年的不斷醜化、妖魔化他們，而毫無讓他們辯解的機會。1988年我經香港到大陸省親，香港地陪（導遊）指著前面一家廣東來的遊客，一臉訕笑，那表情，比起「人種歧視」不惶多讓。
三十幾歲時，跟內人訪美。在紐澤西往紐約公車巴士上，中年白男胖碩司機，以下巴指著前面路上兩手提袋疾步狼狽趕車的老年亞洲婦女，看了我一眼，嘴巴蹦出一個Chinese（中國人）。該婦女上車時，坐在前座的內人跟我，不約而同起立讓座，並幫她將物品放妥。此時我斜看了司機一眼，他肥胖的脖子和耳根整個都紅了。
在美國時喜歡的一首詩：
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
唯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
這雖只是一絲情懷，但仍藉此機會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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