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過去學界簡直沒有人關注的事件；原因應該是日殖當局不希望外界知悉，因而大力封鎖與其相關的消息。
當時還是1910年代初，中國革命尚未成功，但是已經胎動劇烈的時代；或許它正象徵著兩岸當時正還是默默地同步著某種深度的脈動。是否因此，當年才被強烈封殺？或者，只是為了當年殖民當局無法面對自身在教育上的失敗，真是「有失威信」，因而如此作為？
關於本事件，讓我們由史實如何被扭曲與抹殺來看真相吧。
其一、關於被扭曲或抹殺的史實──
本事件中我們可以舉出三大重要史實，
第一件是洪先生在國語學校畢業的時間，也就是他獲得官費保送赴日的時間是1902年，當時的情況是──
「1902年，總督府趁重新發布『總督府直轄學校留學生支給規則』及『國語學校留學生支給規則』時，規定義務年限應該加算留學生的年月數。是年5月，於宜蘭廳下奉職之兩名畢業生林維、高進義，以及國語學校在學生洪禮修、王振蘭等四人連袂以公費留學東京農科大學。除王氏因行為不檢終止給費外，其餘三人在1905年順利畢業。」
然而，我們今天所見，1926 年印行的「台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祝賀會」編的《台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竟然將洪先生列為1905年才在該校國語部畢業？何以竟有如此的錯誤？
第二件的史實，是關於洪先生由東京帝大學成返台後的行止──
根據當年的史料其史實是──
「此後，林、高兩氏因係宜蘭廳以學租財產支給留學費用，故分別擔任該廳之殖產事務囑託及農產試驗場雇員。洪氏係由校方支給，返台後先入母校實業部農業科之教務工作，後入艋舺公學校任教，兩年後，清國新設農學堂時，以年薪1200圓之條件修書來聘。」
這是根據1905年與1908年出版的訊息──該內容分別刊於當年的〈國語學校近況〉，《臺灣教育會雜誌》第 43 號，1905.10.25，《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 （臺灣之部 6）》第 35 卷，頁 92。〈教員渡清〉《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版），第 2983 號，1908.4.14， 5 版。當時的艋舺公學校是由國語學校屬下的第一附屬學校轉來 ；此1908年的紀錄，在該事件未發之前，當年應該沒有虛報其行止的理由。
而另查旁證，也就在該年，1902年，我們可看到國語學校出刊的「校友會雜誌」上看到，會員洪禮修以「春」為題所投稿的散文 ；可見洪確實應是該年畢業的在校生。
第三件重大的史實，在他處從無人提及，這是關於洪先生離開我島教職的重大原因，這是他的四男洪在明接受中研院近史所訪談時談到的──本研究中已曾提及的──
「父親畢業後回台北任國語學校教師。後來因為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他的教學方法為前三十分鐘講故事給學生聽，後三十分鐘教課本，學生可自由質問，再由老師講解，因此和校長發生爭執，校長指責父親沒有依照學校辦法教學，咄咄逼人說：『你要不要麵包？『你要不要麵包？』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父親一聽之下，隨即提出辭職書，不教書了。」
這是一位台籍師範生歷經公學校與師範教育的層層考核，甚至獲得官方公費留學歸台，但是返台後卻拒絕成為違背其教育專業良知的官方爪牙；簡直達到了中華傳統儒學中那可讓「頑夫廉，懦夫立志」，激勵人心水準的故事──而這樣的主體性，確實不是殖民當局所能忍受的。在這段史實中，所說到的「校長」，實際上是教務主任，當時校長公出，該教務主任名為大石和太郎。
應該是以此，無論是後來官方表功性的「台灣治績誌」，或是教育專業性的官定史書「台灣教育沿革誌」，甚至連號稱高度同情我先民處境 的日本「自由主義學者」的矢內原教授的大作「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都看不到關於這一重要事件的紀錄。
其二、關於此事件的重要性──何以此事件會被高度重視？
洪禮修應該是真正日殖時期培養出來的我島人才；洪禮修，1884年生，死於1937年；淡水人，後遷至萬華；日本據台時他剛滿十歲；何時開始接受日人教育似乎已不可考，但已知，1902年，他由國語學校畢業，獲得校方公費而入學東京帝大農業科就讀，1905年畢業；返台任教於國語學校。
不過，那個時代的特色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仍深，官方還有意利用儒家思想來宣揚殖民者所希望建立的君臣倫理，並沒有採取禁絕的方式；同時由於社會生活上，日語不可能立刻普及，民間到處仍都使用漢語，所以，國語學校招生上仍有漢語科目 ；在這樣的情況下，傳統漢語四書五經的課程自然還是存在的，那就是漢書房的教育。
凡能夠進入國語學校，當年是要通過漢文考試的 。當然他的中華文化水準是有相當高度的。他擁有某種硬實力，我們應該可以想像；而他進入國語學校後，是根據國語學校規則第十六條規定的「要本於教育原理，自我建立教育之模範，鍛鍊精神，砥礪德行，培養忠君愛國之教員為目標。」 而建立自身的教育理想的；他舊日來自傳統「學、問、思、辨、行」的中國儒學，絕不違背教育原理的理念，如前述，可說是中華文化的硬實力，不可能消失。
另方面，他當時能夠得到官費留學，一定是透過官方重重的篩選與考核，其素行得到品學兼優的評語，才能獲得那樣的機會；同時在當時也必然是長期受到同學與家長們注目的模範學生。如此栽培出來的學生竟然與校方在教學原則上發生了根本的衝突，這對於統治當局絕非小事！
自從1901年前後，殖民當局好不容易將我島降筆會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打壓下去之後，此時所遭遇到的是中華文化的儒學那關於「學問思辨行」巨大傳統的衝擊；因為當年熟讀過四書的學生大約沒有不熟記「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而自然學得批判偉力的。甚至，我們可以說，由於殖民當局公開宣示應該禁吸鴉片，所以，前述深受官方打壓的那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就是某種「學、問、思、辨、行」，在民間昂然絕對合理的運作。
想想該社會運動後，由於民間主體性高漲，師範學校先後只能關閉，而後藤長官在1903年不能不公開宣稱要二十五年後，官方在我島才能定出明確的政策，我們此時應該可以想像此事件雖然還沒有成為整個社會性的運動，但他應該已經給予殖民者巨大的壓力──因為顯然在教育上，它們沒達成官方原定的關於「低智」與「從順」，那不要台籍生懂得權利與義務關係的教育目標。
其三、關於該事件的影響──大石教師排斥事件
1910年，洪禮修確實辭職了；當時的衝突現場如何，我們不清楚；不過，據稱該年他立刻以台灣籍民的身分轉往海峽對岸的福建擔任農業學堂的教師；想來應該與前述1908年福建省曾經高薪向我島專業教師招手有關；因而事件發生的1910年，洪立刻就轉往福州出任當地農林學校的專業教師了 。
然而，那就是該事件的結局嗎？
就當時的史實言，似乎雖是該教師離台了，但該事件並未結束。
那是據1912年，自北師畢業的陳傳旺所回憶的「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與1924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的劍如 在「台灣民報」上所及的，原來1910年代初期，不只是大石教頭曾與洪衝突，並且──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並且當時還衍生出了──
「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 ，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當年關於國語學校教師洪禮修的辭職，以其素來名列前茅、未來可能青雲直上，自然飽受先民注目的身分言，此一事件應該會受到當時菁英社會的關切；因而，我們雖沒有詳細史料可稽考，但是由我們事後所見的報導所稱──
「大石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
可見當時事件發展，乃不只是洪受影響，而是影響到「諸教師」的去留；因而，前述所稱──「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 」以及「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 ──應該是已經不僅成為校園內的群體陳情事件，更是一次對於校方的反抗事件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1911年，漢文科目由國語學校的入學考試科目中被去除了；是由於什麼緣故？是發現到西方殖民帝國的殖民經驗中，很少感受到的、難以克服的、殖民地傳統文化的硬實力了？？？
其四、結論──「殖民的現代性」與「中華文化的硬實力」
在許多研究殖民地統治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很少看到學者嚴肅地論述殖民地本身原來的發展階段與其傳統文化的問題；簡直可說是根本地輕蔑了殖民地社會與被殖民者的主體地位。他們的觀點都是現代化理論的二分法觀點，一刀切地把面前的殖民社會視為必須被全盤否棄的傳統社會，所有殖民地人民若要存活與發展，必須全力全心地擁抱代表著現代化與進步的殖民者。這就是所謂「殖民的現代性」，或稱「殖民的近代性」之源起。
本研究認為我島的殖民地經驗中，由前述1901年前後，全島自動自發而暗合現代戒毒原則──社會輔導、心理輔導、宗教輔導──的降筆會社會運動，到此次的「洪禮修教師事件」「大石教師排斥事件」，顯示了過去殖民地研究中輕忽被殖民者的主體性，不只是錯誤的，更是惡意的。
尤其，如果他們論述中的這「現代性」，就是「近代性」，就是西方「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後的「人的地位的提升」，人不再受教會的蒙蔽與宰制，人性獲得自由與信心，擺脫權威的挾制。我們在日殖初期攘逐殺戮政策 後的十五年間，先後就見到了這樣的兩次殖民社會傳統文化的自由與信心奮力掙扎的表現。雖然他們在抗爭中都失敗了。
關於「中華文化的硬實力」
是的，在十五年以來的兩次抗爭，中華文化的島民們確實是失敗了──但是，中華傳統古語有云「勝敗兵家常事」，還有名言「任重道遠」，大家應該記得；想想若加上那「學、問、思、辨、行」的發揮，這就是本研究所要強調的「中華文化的硬實力」所在。
不過，殖民者確實已感受到自身的不安全；因為自身作為典範規章的「教育敕語」，其中的日本儒學傳統似乎呼應了我島民的強烈不滿，也強調著世界應該有客觀的相對倫理與偉大的真知，人們應該共同追求真實「道並行而不悖的理想世界」──然「日本神道」下，其衊華的儒學傳統並不如此！因而，殖民當局乃於1911年有「台灣版教育敕語」的提出。試圖將我島上的中華文化的儒學傳統與日本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儒家傳統的面貌盡力區隔開來。
就明治維新強調的「實學」言，確實似應如此，然而，殖民者雖稱「實學」，其實，並不真實地務實，太多面子問題，因而，該耗費時間與精力頗多、頗具某種合理性的重要提案，並未得東京中央當局接受。
於是每天在學校受到師生頂禮的「教育敕語」，大約在統治上只有聾子的耳朵式的象徵作用，若是真實地理解與奉行，可能反而成為會對於台灣統治產生內在的拮抗作用的事物。
因而，或許我們可以因此而預期後來我島上重要的「噍吧哖事件」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出現，都是我中華文化偉大硬實力的不同表現。
最後，如果「船堅炮利」是一種殖民者的現代性，就像一個持刀的竊賊，威脅了知書達禮、卻赤手空拳的您的孩子，我們會鼓勵自己的孩子「心悅誠服」於那個竊賊嗎？有中華文化硬實力的我們，擁有著「學、問、思、辨、行」無堅不摧的基本辯證事理的能力，腳下應該永遠會找到我們自身合理可行的堅實道路。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