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大廣告傳銷、大動員下的大片，但是其中有多少欺騙？
過去，那位魏先生導演的「賽德克巴萊」，我與您們談過； 他居然認為日本海軍比陸軍文明開化； 這兩個軍種本來不同，如何比較？
都在日本自認為『神裔』的「國體論」之下，飛揚跋扈，真能有多少差別？
那幾天，看到報上刊出「『KANO』台詞9成日語」 讓我又忍不住了──怎能如此信口胡說？
因為我想到，這是一種詭謀， 如此將讓幼稚無知的年輕哈日族觀眾，憑著自身的浪漫想像編織自身最能接受的故事，這是混淆我們真實認知的惡劣方式。
對此，讓我先舉一個例子吧；當年嘉農隊中的名將蘇正生，在他受訪的口述歷史中，就曾經直白地說──
「我們在球隊的溝通都是用日語。但各民族的球員在一起的時候，還是會講自己的母語。」〈謝仕淵博士論文之附錄-18~19〉
況且，根據當年統計，1930年的台籍生的就學率不過三成一而已，而六年得以畢業者不過五成，加上畢業生無使用環境，自然忘記，也就是社會中懂日語者絕不超過一成五吧。。。
換句話說，在如此的社會大環境下，只有在球隊中溝通，彼此才使用日語，該影片怎麼能九成都是日語呢？曾被殘忍屠殺的我們島民，那麼容易忘記自身的慘史？
然後，我在此把我所知道的、史實的「嘉農棒球隊」的故事提供給您們──
該影片是為嘉農棒球隊的日籍教練近藤立碑，當然要有些引人的故事；但是應該怎樣理解，才能保持同學們自身的智慧與長進自身的思考呢？
以下分為「嘉農棒球隊之創立」、「近藤教練的意義」與「嘉農為何不能更上層樓」──三部分，請參考。
壹、嘉農棒球隊之創立
一、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
一〉原始計畫──他們的目的起初是計畫移民三、五百萬日人來台，所以要進行惡毒的「殺戮攘逐」的政策。
二〉計畫結束──由於該政策干擾了國際貿易，引起國際輿論干涉，他們不能不放棄進行已有一年多的殘酷手段，但我先民已經被消失了近百萬人。
三〉新局面的處置──
停止殺戮攘逐之後，改採奴役政策；奴役分為兩方面，一是鴉片毒計，一是教育陰謀──在此擱下鴉片毒計部分，已另文報告……
一》教育陰謀──分為「智育」與「體育」兩部分
智育部分
1. 伊澤部長軟言哄騙、威脅利誘──宣布依據日本小學校而「降低其程度」；但降低多少呢？據稱，伊澤所屬的國家教育社在1894年時，對於朝鮮學政的設計，是朝鮮的大學的水準，僅等於日本高中程度；朝鮮的高中水準，只等於日本初中程度。大約當年我先民的處境也差不多──初等教育六年只等於日本的四年吧。
2.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說，『不可超過其身分』；
3. 國語學校教頭說，『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不可鼓勵討論』；
4. 台北第二師範校長志保田的做法──課程不可詳細講授，不提倡讀課外書，提倡藝能活動，把同情與啟發我台籍學生的教師「整理」掉。
5. 1929年七月，在我島的新聞紙上曾出現過一篇名為「南支台灣留學生的真相解剖的解剖──答昭和新報」的長文，其中為駁斥該御用報紙「誣衊留華台灣學生」的事而直稱──
「南支各地的台灣留學生全部是在台灣或日本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劣貨嗎？……誰不知道他們都是優秀的份子？……他們大部分是台北師範、淡水女學、台中中學、台南一中、台南商專、長老教中學、新樓女學等的優秀學生轉學過去的；並且由日本學校轉去的也不乏人，這都是真憑實據，人物尚在，毫不能假造的。……是的，其中也有在台灣的學校不得入學的學生，因為它們大都是無產階級的子弟，為了經濟的○○，當然不夠資格受資本化的○○教育。……方幸有教育平民化的中國，使一般走投無路的學子有所歸宿……中國的教育破產了？記者先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別的估置不論，現在單就記者先生所著眼的廈門來說：廈門的集美學校，是個規模宏大的中等學校，……負笈南支的台灣留學生，大都就學於此，終日孜孜不倦，唯學是求……因為該校的程度比台灣各中等學校為高，所以由台灣中等學校轉學過去的學生，每因程度不夠，吃虧一年半載的也不在少數，其中也有台北師範的畢業生來該校插入水產部二年級的。如記者先生所說的，不但沒有嘉義農林的卒業生來做過教員，並且有該校的畢業生來應入學試驗，不幸名落榜後的。該校的教職員都是國內著名的國立大學的學士，其學歷足以教中等學校而有餘！」
最後的這一資料，是1929年，也就是嘉農棒球隊成軍期間，社會上的相關報導：這些就是當年我們島內的教育情況。
體育部分
1. 台灣總督府公文「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會報告書」中，指出──『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2. 嘉義棒球隊之成立 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如上述的要求而成立的；所有教師、教練都必須以此為依歸。
貳、近藤教練的意義
請冷靜不要動氣地比較上述台灣人在體育上的目標與日本人的目標，那所謂的──
『對內地人而言是以培養沉著、剛毅及勇氣為主，台灣人則以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
這也就是在電影中近藤應該常常採用毆打的方式擔任教練的背景，似乎我們台人只能用這樣的方式教育似的！原來官方早有這所謂的「訓練規律、靜肅、從順為主。」的教育目標，就難怪我台灣孩子捱打而不能反抗，不能吭氣了。
不過，這應該確實是史實，因為我們所知道，其實不只是在體育上我先民受到這樣的殘酷的對待 並且可說隨時可能受到這樣無情的打擊；因而我們台灣文學大家吳濁流才會在其寫實主義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讓主角曾這樣在心底哀號：
『這使值日老師暴跳如雷……索性兩手俱出輪鐵扇似的連著打了好幾個響耳光。太明看著感覺到好像自己被打罵似的心痛。……太明開始對教育有了懷疑了。最少是對教育方法有所懷疑。……比如小學校（日本兒童就讀的）不用體罰，也能提高教育的效果，為什麼公學校不能那樣？』
另一項很可能存在的重大背景，當時是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結束之際，日本本土受到大正民主的影響，比較自由開放，高校生各方面都頗受尊重，在日本全國中學校棒球大賽中，近藤的作風取勝，代表著日本傳統國體論的重振，是一次大戰後裁軍風潮下不振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回溫…… 由此看來，近藤教練實在不是個真正理想的時代人物──也因此，他的努力最多只能讓嘉農亞軍，不能開發嘉農更多的潛力！
叁、嘉農棒球隊何以不能更上層樓
一、嘉農棒球隊爭勝的基礎是什麼？
個人認為他是農林學校，他的入學考試中有體能測驗，也有智能測驗；前者是一般中學校所沒有的；而智能測驗在我們島上當年，少數人才能讀公學校，少數中的少數才能考入該校，據稱某班台籍生全部都是公學校的第一名畢業生；智能與體能都是上上之選，應該不是一般中學校所可比擬的。換言之，原本他們的智商與體能都較一般中學校高強。
不過，由上述的教育目標來看對我台生「規律、從順、靜肅」的抑制性來比較日本學生的「沉著、堅毅、勇氣」的鼓舞性來看，我台生雖素質佳，但實在沒有多少勝算？！
然而，據稱，「該球隊成立後的第一戰，就遭遇了早一年成軍的「嘉義中學隊」，當時沒有近藤教練，裝備拼湊而來的雜牌軍的他們，就把日籍生組成、裝備齊全的嘉中打敗了；但是輸球的嘉中不服，竟然拿球棒在路上埋伏攻擊勝投的一年級生陳耕元〈原委會主委陳建年的父親〉；陳躲避竄回宿舍，同學動員反擊，封鎖道路，只要是日籍生就抓來打；事情鬧得很大；警察來校抓人，島內校長拒絕警察進入；最後由兩校校長協調，經嘉中道歉，該事件才消弭」──嘉農雜牌軍的棒球生涯是這樣的開始。
該電影中竟然沒有演出這樣的重要史實──
當時的史實，據其隊員回憶，是在這樣的處境下──
「從此以後，嘉農苦練四年」。」〈嘉農口述歷史〈二〉，中華嘉大校友會印行，頁18〉
正是因此，到了1931年，他們才突破了那不鼓勵「沉著、堅毅、勇氣」的教育；他們才拿到了甲子園大賽的亞軍。
二、球隊爭勝的真正基礎
對他們而言，近藤真有那麼重要麼──還是自身『決心苦練』更為重要？
雖然確實有人肯定近藤教練對於嘉農的重要性，但是也曾經有一位曾經受到近藤訓練的球員如此回憶著── 他雖承認「嘉農棒球隊是在近藤教練來之後才強起來的。」，但是他也指出了──
「近藤教練很嚴格，球是一顆接一顆的投給你，常把人累到用爬的。像林煥洲，合作金庫的選手，唸三年級的時候教練要他加入嘉農的棒球隊，結果才進來一個禮拜就因為受不了嚴格的操練而退出。但是，其實我們五年級的時候，就真的是差林煥洲，要不然我們應該會得到冠軍。」〈「帝國的體育運動與殖民地的現代性：日治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研究」，謝仕淵著，溫振華指導，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以及兩個實例
「我五年級的時候……近藤叫三年級的松本守三壘，松本……接強勁的滾地球會怕球，身體就本能的會閃球，近藤要松本穿上捕手的護具接球，然後一個球、一個球不斷地打，而且是很用力地打，一直練到他不怕球。我當捕手，站在近藤的旁邊，看松本被這樣操，覺得他很可憐。」
「嘉農的教練很嚴厲，有次嘉農來台南跟台南一中比賽，我也去棒球場看比賽……我就看到近藤打學生，很嚴厲。」〈同前師大博士論文中1916年出生的李昌盛先生回憶〉
我們有理由懷疑，由該「林煥洲事件」上看，練球時很兇，常打人的近藤教練真的一直都有那麼重要──難道我台學生若沒有時常被打，就無法進步麼？就像文學家吳濁流當年看到我台籍生受到體罰時所慨然的──「為何對於日籍生就不用體罰？！」
三、獲得亞軍後的得失之間
這是我們考察史實發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嘉農獲得甲子園亞軍之後，他們得到什麼，失掉了什麼？
他們在甲子園獲得亞軍後就被大做文章，說成是「三民族融合」成功」，就可以「打天下」的例子──
個人認為對於嘉農隊的台籍選手而言，這是可悲的，在強烈歧視者的要求下，做得很好，所獲得的肯定，真的就是一種成功的「融合」麼？
我們這些智能與體能本來都是一流的選手們，他們已經被日人教育得失去了原本應有的「自覺」麼？
確實，對於宣揚「同化」的統治者言，這應該確實是它們想得到的、可供宣傳的成績；然而，球員自身頂著這樣的光環時，對他們是否會是一種負擔？有一種永遠在心底的嘆息與漏氣，配合上近藤那高壓的教練方式，它們真的只能、只有那樣「認命」了──
他們雖然有光環，有好的職業，但是自身的親戚學友都被強烈的歧視著啊？
更糟的，是那種認命可能將使得他們無法再積極主動地發揮生命深處的力量，那如前述的嘉農雜牌軍的棒球生涯是在陳耕元被嘉中的日籍生埋伏攻擊，以及如他們描述的時常在路上就被日籍的嘉中學生歧視──因而才生出那「從此以後，嘉農苦練四年」的那股族群集體生命的潛力的啊。
細察嘉農棒球隊的生涯，最後我要指出的，是那位島內校長的重要性，似乎不應該被忽略，而近藤教練則絕對沒那麼重要。
因為島內不只在前述那棒球隊成軍的當時，在嘉農與嘉中的衝突中維持了基本的公正；並且，據學生回憶他也是個不可多得的校長，作為校長有威嚴，作為老師有耐心，在家中是一好長者；但是他也無法充分公正地維持校內日益增長的強烈歧視問題。
終於由於甲子園之役後，校內慕名而來的日籍生日益增多，至1936年，因棒球隊中的日籍生超過半數，使得日籍生的強烈歧視，終於引發了四個台籍生痛毆日籍隊長的問題。
但是這時，可敬的島內校長個人也無力遏制這種那整個社會、民族性的歧視習氣；最後竟然導致島內校長下台，在這多數棒球隊員都是日籍學生的學校內出現一條特權的不成文校規──
「任何學生都不准打棒球隊的隊員，打了棒球隊，一律退學！」
以上就是，嘉農棒球隊真正關心者應該追究的史實。在這樣畸形的發展下，如何能夠更上層樓啊。那位賽德克巴萊的大導演，升級成為囂張的製片，不知在該片中是如何詮釋這段史實的？──或者根本躲避，不敢提起了？
此外，關於該片中胡扯到的八田與一部份，由於本人的研究中討論已多，您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的論述，我就不在此贅述了。
不過，在嘉農的史實中，我讀到過這樣的一段──嘉南大圳當局曾經也舉辦棒球賽，參賽的隊伍有五、六隊，嘉南大圳的基層員工都是我台人──其中、上層全是日人；所以比賽的球員大多是我台人，但是，據稱該棒球賽只熱鬧了一段日子就停辦了；其原因是那些基層員工也表現了能與日本人平等打球，且痛宰統治者很爽的投入感，讓當局很不爽，才停辦的──我嘉農球員黃丙丁在其口述歷史的回憶中，所稱：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地位就是不一樣。……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人，我們就打得很認真，打贏了很爽。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客氣』的。運動場是實力的世界，贏就是贏。』
肆、尾 語 〈關於年齡限制與三民族融合〉
一、關於嘉農隊的年齡問題
最後，要談一項可能不太名譽的，很少人知道，是近藤教練為了取勝，竟然專程找來幾位超齡的原住民球員，嘉農隊中投手上松耕一27歲，神捕東和一25歲，平野保郎24歲，真山卯一21歲。超過一般高中的年齡限度──據稱當時的主要辯解是比賽的章程中沒有標示年齡的限制；甚至還有人以日本學生也有超齡的說法辯護。
不過，由於此一關於年齡限制的問題，據稱，在1929年，「第一回台灣全島少年野球大會」上已經轟動地發生過一次，所以該說法實在缺乏合理性。
其史實是這樣的──發生在獲得全台冠軍的高雄第一公學校棒球隊上，據稱該隊投手16歲──
「……第一回的全島少棒賽，參賽的球隊……只有我們一公是台灣人。比賽的時候，我是游擊手，我們的投手許炎很強。……在台北比賽，……在台北的台灣人也會替我們加油，不會為台北的日本人加油，……場外的台灣人與日本人甚至發生衝突，主要是因為台灣人對判決不滿，台灣人就大聲抗議……但是我們的實力比較強，所以贏得……全台灣的冠軍。比賽之後，擔任投手的許炎因為比較晚入學，所以年紀多了我兩、三歲，當時日本人抗議許炎超齡，所以第二屆比賽時就有年齡的限制了。……」
這是當年的「高雄一公」的隊員的回憶。
據稱當時現場的日本觀眾與島上最大且每天報導比賽戰況的「台灣日日新報」，揶揄，甚至諷刺地把場場先發、人高馬大的王牌投手許炎取了個「巨人許」的綽號。
相較於日人的憤憤不平，今人說是站在台灣人角度的《台灣民報》則大力讚揚，認為「台灣人日後必能在運動項目上出人頭地」。實際上，當時比賽規則上沒有年齡限制，是真的；但是以「超齡就讀小學校及公學校的學生相當多，其他學校也有超齡者」作為辯解，就可能大錯了，我們「高雄一公」的小隊員們應該真的不知道該史實，但是理解日殖時期教育實況的成人與新聞記者們，應該知道當時的重要史實──所有關心我島人前途的知識份子們都應該注意過──
「1929年，我台人就學率只有學齡兒童的三成一，因而入學年齡常放寬，但是該年日本小學校的就學率已經達到了學齡兒童的九成八，所以自然極少超齡的可能。」
這也就是何以次年第二回全島少年野球大賽時，當局立即就設立了年齡限制的理由。
換言之，在1931年8月中旬，我們嘉農棒球隊，不久前，島上體壇有1929年「高雄一公」的超齡風波在前，赴日在甲子園大賽中所取得這個超齡亞軍，實在不能不說是個很有瑕疵，不應該太自我炫耀的紀錄。
二、關於「三民族融合」的說法
如前述，其時我台的「台灣新民報」有所謂「三民族融合」的說法，正當台灣民眾黨怯懦的右翼由該黨分裂出來，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8.17〉，與台灣民眾黨不僅被禁，且遭強制解散〈1931.2.18〉，而其黨領導人蔣渭水醫師竟傳聞被日人毒殺〈1931.8.5〉之後；該盟掌握下的「台灣新民報」當時提出之「三民族融合說」，相較於其前身，在上述公學校與小學校的第二回全島少年野球大賽時所得意的「認為台灣人日後必能在運動項目上出人頭地」，由「出人頭地」轉為「三民族融合」，顯然應該純是當時政局下的產物──我們今天考察時，似乎實在不應該僅看該言論的表面，應該深入考量當局的可怕毒手運作下，那是否應該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的意義──哪裡真是「融合」啊。
〈上述「毒殺」之說，可見於『台灣先民奮鬥史』，下冊，鍾孝上編著，自立報系，頁493；該文稱「當時的抗日鬥士陳崑崙先生對筆者說，蔣渭水的症狀只是腸炎，很可能是被毒殺，只要有那樣恐嚇的傳言，報社可能感受到多大的壓力。〉
此外，當時，是我台灣日據五十年來，平均死亡年齡最低的一年，1931年，平均只能活到21.5歲！──平均死亡年齡最高在1908年，27.2歲；最低的平均死亡年齡當然也是最惡質的生活，在最惡質的生活壓力與前述的畸型的教育，與「被毒殺」的可怕陰影下，那若真是「融合」，是怎樣的「惡質的融合」？該報發出那樣的新聞，是多麼不得已啊……
不過，這些已是在我們年輕朋友流行氛圍注意之外，似乎不應該在此論述了。。。〈如果您有興趣，歡迎討論〉
以上給關心史實的您們參考。真是需要更多人關心我們島嶼共同的真實歷史啊。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