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讓我驚訝的文章；他的文題『都是名字惹的禍』，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再看下去，整篇文章原來是介紹著名的教師柯旗化遭受白色恐怖的人生故事。原作者為左化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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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的遭遇頗慘，是頗值得同情；但是我研究日殖時期台灣社會與教育史，讀過他的回憶錄，也稍微深入過他的各種論述，並不認為他的一生真的『都是名字惹的禍』；因而當我看完這整篇故事，作者又以『天下父母，為兒女取名，能不慎乎。』，強化其文題；我想我應該談談我對於作者該文與對於柯旗化先生感到極為不解的部分。。。
一、關於所謂的『他們應該做夢都沒想到，這麼別出新裁的名字，卻為他們寶貝的兒子，帶來了苦難的一生。』
根據柯的回憶錄，他第一次被捕的原因是──
「市區鼓岩國校畢業姓周的外省人少年，因為身上帶著中共歌集而被逮捕…。少年在大陸時曾加入共產黨少年團受過訓練。他信口開河說學校的老師都加入了共產黨……特務」……逮捕鼓岩國校全部的男老師，還一併逮捕少年以前就讀的鼓山國校曾經教過他的三位老師，文波是其中一個……特務問：『你堅持無辜，有能證明你無辜的朋友嗎？』文波舉出曾為同學的我……」〈台灣監獄島，頁99~100〉
然後，在他的家中，特務們發現了關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書籍，但是儘管他一再誠實表示自己對於政治沒有興趣；卻引來那個領導人特務的問說──
「你看世界大思想全集，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這類的書，對政治和社會科學應該有相當的興趣才是，可是你卻一再否認，宣稱對於政治全然沒有興趣，……」〈台灣監獄島，頁105〉
由他上述的回憶看，雖然，個人也高度同情他的遭遇，但是這怎麼能說是『都是名字惹的禍』？
二、關於所謂的「台灣光復那年，他又名列前茅，考上了台灣師範學院( 國立師大) 英語專修科，畢業後 ，這個有為的青年， 回到故鄉高雄市女中任教。英姿勃發，站上了講台，他滿口時髦的洋文，加上英俊的儀表， 擄獲多少情竇初開的少女芳心，成了風靡市女中的英文名師。」
在他的回憶錄中我讀到的卻是──「畢業後，1949年八月，他先是被省教育廳派往高雄縣中學，奉命往鳳山中學報到；但鳳山校長以英語科無缺，拒絕接受；正好有旗山中學校長來詢問有無英語教師；他就被派到旗山任課；教學成績優良。升學率高。10月，因昔日曾經辯論的英語系同學加入共產黨而震驚，為他們的死而悲嘆。1950年，請託高雄市議會議長，昔日恩師幫助調職市一中。 校長為外省人，任教一學期；1951年3月，再調轉入本省人當校長的市女中。但該女中校長竟稱英語教員沒有缺，希望他教數學，不得已就教二年級的代數與幾何。。。7月下旬準備入伍，就因友人文波的關係而被捕。。。」〈以上縮寫自該書頁93~100〉
我們完全沒有看到關於該文所謂「畢業後，回到故鄉高雄市女中任教。英姿勃發，站上了講台，他滿口時髦的洋文，加上英俊的儀表，擄獲多少情竇初開的少女芳心，成了風靡市女中的英文名師。」的史實；作者真有必要如此浪漫地處理嗎？
三、關於究竟是什麼『為他們寶貝的兒子，帶來了苦難的一生。』
剛好個人也曾頗深入地關切過這個問題；我想應該負責的提供我探討後的認知，給大家參考。
柯氏那一代年輕人，所面對的是一個罕見的大時代，動盪巨大而情勢詭譎；東方威武赫赫的日本帝國，在囂張近五十年後，垮了下來；古老的中國仍然在無邊的內戰中掙扎奮鬥著；有著中國血脈的島人長期被封閉在島上，當然很難想像自身不幸的命運悲劇。
根據個人的探討，造成我們島民苦難命運的悲劇始源，除了當年的國府本身確實有不少的缺失，可能造成那戰後時代的悲劇，值得考察的至少有三方面；一為內戰的悲劇；二為兩岸文化的差異；三為日本成功的殖民教育。以下，略述之。
一、關於內戰的悲劇
中國人的內戰悲劇可能應該說起於太平天國之亂，其除了有種族的背景外，更有西方宗教的背景；當年其軍隊所過之處，地方犧牲很大；而最後南京城破之時，不少青年男女投河而死；而後來成為豬仔的華工，其中據稱也頗有此類背景。
不過，民國時代的內戰，則應該起自1927年的清黨殺戮，這應該也是西方各國所需要的──那是英國買辦陳濂伯的商團軍在1924年後堅持反對廣東的孫政府，被支持孫文的北伐軍回師擊敗後，清黨是一重要的轉折，從此，內戰廣泛展開。
在十九世紀初著名的軍事學大家約米尼在其名著「戰爭的藝術」中，就曾意味深長地指出，在人類所有的戰爭經驗裡，內戰是一種最最悲慘的戰爭；宗教戰爭之慘烈可以為例，因其信仰可如瘟疫傳播，且信仰者以上帝之名，雖父母親子彼此不能兩立。如美國與北約今日在烏克蘭之製造事端，不知將何所止。
二戰後，內戰陰影進入我島，著名的慘劇是老蔣的文膽陳布雷，據稱三個子女都是共黨，一女被捕，陳只能自殺。
對於那個時代中的犧牲者言，似乎應該可說是當年的內戰，帶來了他們苦難的一生。
二、關於兩岸的文化差異
光復後，我島重回祖國，然而，歷經五十年殖民教育，兩岸的文化差異已經逐漸形成；我們在柯氏的回憶中可以讀到，他對於當時自身與國府特務人員對話後，曾經如此省思──
「我不記得日記裡是否寫過那樣的事，『蔣氏』即『蔣先生』，稱下野的蔣介石為蔣氏並沒有不敬的意思。不曉得是不是在日治時代養成漠然受辱的習慣，我不太去辯解。我不曉得審問時要儘量為自己辯解，不然會吃虧的。」〈台灣監獄島，頁105〉
這是日本文化，不，日本殖民教育在我島，對於種種德目，只特別重視一項「從順」的結果──辯解就更會受體罰；據稱日本教育下，有一種告誡要殖民地人民不要辯解，因為我島上的日本警察有讓竊賊承認自己偷取「古井」的罪名之能耐。此時，何以竟產生了忽視問題輕重的「漠然」。那雖是一種可能涉及生死的問題，但是日本文化，尤其武士文化是要人輕賤生命，甚至可以接受「犬死」與「狂死」的文化。
無論何時何地，我們處事之際，對於任何問題的輕重，應該要有正確的反應，「漠然」實在不是理想的人生態度；以柯氏言，他曾經描述當二二八事件期間，他的住家距離壽山要塞不遠，日夜都可聽到要塞上射出的槍彈射向田野的聲音，他當時沒有感到危險，卻嘲笑要塞的守軍，只是因恐懼而盲目射擊；事實上，就所知，軍方在市街的據點大多是在民軍揚言將火攻之後，國軍才放棄據點、退入要塞的；要塞的軍方如何能防止民軍接近，不肯投降的話，恐沒有更好的防禦方式。
柯氏在殖民教育下，應該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但他所習得的、如此的日本文化，確實使他們可能容易吃虧，是否這也是他們這場苦難的一大源頭。
三、日殖成功的衊華教育
我島的衊華教育，是日本割台之後，由日本人帶來的；但是日本人本身雖然有比較否棄中國文化的宗派，例如，其傳統所謂的「國學家」就是；但是整體言，並不那樣衊華；隨著時局，自從成立滿洲國之後，對於中國文化的衊視，就日益加重，來到日本全面侵華之後，更是自大；到1941年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提出，可說達於頂峰。
然而，僅以「自大」為自身的條件，對於鄰國輕視，實在是很難持久的，就所知，除了在教科書上強調帝國的「萬世一系」「武運長久」，得天獨厚而衊視他國，確實可以自得其樂外，其最為高明而陰毒的教育設計，大約就是公開向學生宣稱，說大家是為了去對岸拯救與領導可憐的「支那人」而努力不懈。就所知，當年李登輝就讀的淡江中學校裡，就是這樣的──
「那位綽號『桶子』的校長，經常利用聚會的時間，告訴我們時局、戰局發展，並強調皇軍的戰果，以及『膺懲暴支』建立新秩序的成效……還有就是『……想想就知道，能當一名皇軍，報效皇恩，那是多麼了不起的榮耀。…做一個堂堂的日本男兒，爭取早日實施志願兵制度。那時候，你們就可以到支那大陸去發展，做一個落伍的支那人的指導者，使日支親善，共同建設富強的東亞。……』」〈「鍾肇政回憶錄〈一〉」，頁46。〉
在這樣的衊華教育下，學生們應該如何面對日本投降後的局面？
根據柯氏的回憶，當時「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已經沒有隔閡了」「我們一向相信日本一定會戰至最後一兵一卒，絕對不會投降」，只是眼看日本飛機的殘骸時，「日本太太拿手帕擦眼淚，圍觀的台灣人則面無表情。」「大家本來就知道戰爭已趨劣勢，只是不願承認事實而已。」……。
原本兩岸中國人之間，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確實有不少方面不同了，彼此需要磨合；然而，他們絕不知道總督府官僚在戰後由東京運來大批鈔券，造成金融波動，只感覺到支那人無力掌控社會局面，物價天天上漲，他們怎能忘記桶子校長過去那些講話，那些對「支那人」明白而強烈的衊視？
另一方面，可以印證的，是柯氏所景仰的余仁德學長的悲慘故事竟然與此深深相關，那是一段真實的獄中回憶──來自與余曾經同處一間牢房，且同時先後接受同一軍法官審訊的另一位知識青年的回憶──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陳淇澤先生訪談紀錄」，收入「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2007.12，頁106。〉
在上述的第一手資料中，我們看到當年我島民所謂的「日本精神」，原來竟是如此的樣貌；然而，那似乎無法分辨場合莽撞發言的態度，純由個人教育專業的觀點看來，雖是實力驚人的「秀才」竟也簡直不太有冷靜思考現實的能力，這是怎樣不幸而「成功的殖民低智教育」，同時也是如何地讓人遺憾而「失敗的近代人本教育」啊？
以上，就是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對於柯氏的人生故事的真相，
以及透過個人長期研究日殖時期社會與教育史而來的一些認知與探討。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