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公民教師,藉二二八悲劇研究,思考所謂「公民史學」 | 郭譽孚

──為當前的十八歲的投票權而作

2015年間,我島上有被長輩譏為小屁孩的「公民史學」宣言,其中高揭偉大的所謂「高中是十二年國教的最後階段。學生所接受的史學教育,也是她日後成為自由國度公民的基礎。此公民史學,當有三大特色,一、與公民站在一起( with the citizen ),二、係公民所關切的 ( of the citizen ),三、與公民共同對話所建構的 ( by the citizen )。」;他們高調地批判舊日的史學,「……不足以培養台灣新時代公民。……新時代公民關係的議題,揆諸世界,是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說來,原來是為了培養「新時代」的公民,難怪對於青春叛逆期學子們,真是相當動人的漂亮說詞。〈〈公民史學宣言,反微調課綱〉BY 台中一中歷史科教師 許全義〉

但是,他們最後所能強調的,竟然只能是「公民史學的,則是維基百科,每個條目都由許許多多在網路上默默無名的公民不斷地編寫、修改與校訂,非一人、一時、一地之功。」;是其所謂的「公民史學與民同在,共有共構台灣主體性。真能辨識我們的,不是某個英雄或熱點,而是彼此盤根錯節、綿延不盡的網絡關係。」的。〈什麼是公民史學?文/黃惠貞 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發言人〉

它們所掀起的社會動盪,不是為了論辯發現問題的真相,只是為了自身透過網路關係所可能發動的「民粹」群眾?!

個人的教育專業是公民教育;對於與當時學運高度掛鉤的這個名詞「公民史學」,在該運動獲得政黨收割過後,就似乎銷聲匿跡,報端很少聽到其消息的當前,頗有不能忘情的感覺。

本文的寫作,是最近在自己探討我島二二八事件悲劇之際,突然產生強烈的關於「公民史學」的思考與感受,巧逢當前立法院將降低投票權的情勢,此願以一得之愚,就教於我的朋友們。

關懷與研究我島當年二二八事件的人很多,但是在官方開放資料,提供給大家共同關懷之後,各方研究確有相當進展,但關於該事件死亡人數,卻仍長期處於朝野雙方各持己見,懸而未決的狀態;作為一個使得社會動盪的大事件,由於該事件的政治色彩濃厚,因而,雙方的認知與解讀,很難沒有偏頗;個人作為一個公民教師,以教育專業者的自我要求,深入審視當前的主流論述,願意提供個人的兩個重要的觀點,給大家參考。

其一、公民史學需要開闊心胸

公民史學,個人所知,在西方起於十八世紀晚期法國大革命期間;當年很著名的故事是當年作為法國貴族階級的一員,著名的革命議會之要角康道賽,對於當時革命論述中主張打破封建階級制度的「公民」一詞,感到高度的鼓舞;他公開表示自身以能夠身為一個社會的「公民」,為了人類共同的理想社會而奮鬥,深以為榮。

以公民身分為榮的康道賽,是那個時代唯一省思的貴族嗎?我們不知道。

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康道賽先生的堅持,讓他最後被羅伯斯皮爾處死於革命議會之中。

公民史學如果存在,應該是一種戒慎恐懼的,但也是知所堅持的開放觀點;公民教師應該讓學子們感受到自身成為康道賽或是羅伯斯皮爾的可能性,與面對那些可能的走向之前,理想主義者都應該及早省思──如何能夠讓自身比康道賽或是羅伯斯皮爾走得更遠,更為接近時代共同的理想。

如果「公民」兩字,所強調的是世界性,消除國界的;如果也是不自私的,強調公共性的。這種開放性應屬必要。

其二、公民史學是人性的

公民史學,如前述,並非出現於二十世紀中期所謂的「公民社會」之後;相對於封建社會所重視的家族與血緣關係,今是公民史學無須等到公民社會出現之後,早就出現在自我啟蒙之理想主義者的認知中;作為受到思想指引的理想主義者,他們會接受一套嶄新的觀點,包含著日公民社會的構思中,確實更強調相信人類彼此間應該有著更為平等的地位。但批判與自我批判。

不過,公民史學不能只是理想的,那樣會只是空中樓閣,不可能真實有補益於我們真實的社會生活。而正因此,公民史學應該是充分考慮人性的方方面面,但也是反思的,是不輕易向人性妥協的。

它的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我國古代「禮運大同篇」中為我們展示的理想世界,那就是一種人性之善良與理性的呈現;關於傳統哲學中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古人素樸的方法論;關於後來宋儒自我期許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充分展示了當年我國人雖然處於農業社會的大環境中,整個社會沒有充分的工業條件,生產力難以克服每次太平盛世期間,中國人口增加就出現了人口學家所指出的,人口有達到飽和的問題,以致於只能不斷面對「天下合久必分」的打擊。

雖然千餘年來,我們的公民史學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頗受打擊;然而,他們以「止於至善」的關懷,「任重道遠」的態度,堅持自身的理念。直到今天時間已來到科技文明下,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時代;我們的公民史學應該善於利用這個時代的嶄新的經濟與社會條件,努力實現我們社會千餘年來,那深刻而偉大的理想。

其三、公民史學是批判與自我批判的

正由於公民史學基於人性,人性無論善惡如何,人類不是神祗、上帝之類無限性的存有,是有限的,永遠是會犯錯的存有;因而,「批判」與「自我批判」,乃為必要;心境平和地思考人類共同的處境,以及個人所面對的特殊困境乃能自然面對。

歷史研究之可貴,乃在於由發現而探究,人類聰慧、崇高的靈魂何以恍惚、迷失而墮落?人類的靈魂如何能由低卑的困境中超升,成就得竟宛如我們私心仰望的崇高聖像?其中那些轉折與掙扎、失落與奮鬥,公民史學不會輕易地做出斷言,但是指出人性在現實社會複雜的環境中的種種可能性;要上升或者下行的抉擇權,奉上交給學子們自身的主體性。

公民史學不可只是口號,只在運動的現場表演為動人的舉止,成為操縱我們學子主體自覺的竅門,然後就像某些用完即丟的材料,從此被棄如敝屣;在每一次批判之前,是否真能永遠的先考量自身,在深入的自我批判之後,再批判自身的批判對象吧。

公民史學,由公民教師把真實的人類珍貴的主體性,努力兼顧傳承與開創地交付給他們所應該尊重與期盼的學子們──不僅是手段,更應該是目的的。

其四、「公民史學」,最主要應該是本土的

作為公民教師,個人相當歡迎「公民史學」的說法,已如前述;時代不斷的變遷、發展,或說「進步」,我們社會中的公民確實怎能沒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步呢?在這發展進步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種「公民史學」來幫助社會中的公民能夠及早面對並掌握社會的種種問題。

我們以為,公民史學應該儘量以關於真正本土的歷史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

其原因不是不關心中一中那位教師所提及的「新時代的議題」,而是我們應該正視所有歷史研究的本質,在於旁徵博引的,蒐集各方面的資料來凸顯問題的各方面,各細節,然後對於問題作出最周全深刻的判斷;個人沒有留學經驗,但據稱何以文史方面的留洋學生,獲得學位所需的時間可說總是超過數理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其原因就是文史科的史料,非在留學國的語文上達到精熟,也就是不僅能通曉俗語,還要能夠深入其古文化的程度;那絕對不是只要能夠運用該國語文之讀寫,與會話的程度,就能夠成就的。

想想看,「公民史學」若是真的要成為能夠培養學子深入思辨與調查研究的素養;若在我們自己的島上,要談論他國或是國際問題,我們哪裡能夠如在本國一樣,輕易地就真正深入,而掌握了他國的歷史文化經驗?

如果勉強論述外國或國際問題,怕只能使用一般類似外電報導之類的二、三手資料,哪裡能夠真正激發「公民史學」所欲培養的探索與思辯的研究興趣?

以下,我們就以當前可稱顯學的「二二八事件問題」為例,來考察我們的「公民史學」之理想性,即,可能性。

一、公民史學的起點──「新舊並呈」與「存在即合理」的認知

當時台中一中的那位教師意氣風發地所謂「新時代公民關係的議題,揆諸世界,是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當然沒錯,但是,歷史永遠是一個推陳出新的歷程;過往與未來透過現在而新舊相聯繫,當高瞻遠矚者提出新時代的重要議題時,就像大江的流水的水質問題,過去若是混濁,不可能自行立即清澈,真實的現象必然有一個濁度逐漸降低的過程;換言之,環境史、經貿史與人權史,固然重要,但是對於我們關愛的學子言,應該不是以新的議題取代舊的議題,而是在舊的議題上加上新的議題;並根據現實的需要,調整這些議題間的比重而已?

換言之,我們人類的社會,就像過去由農業社會進步到工業社會,儘管我們同意那樣的變遷確實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變遷只是工業體制主宰了往後的社會發展,農業本身的地位似乎成為次要的而已,其問題依然會相當程度的影響了工業社會的發展。工業社會要獲得充分的發展,必須給予農業可以存活的空間。也就是在嶄新的時代,舊時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與歷史文化那千絲萬縷的脈絡,既使是一場流血革命也不是可以立即斷裂的。

因而,「公民史學」的內容,乃應該既是新舊先後相沿、並陳且對話的;雖有優劣對立之勢,但也仍是「存在即合理」的。其以「二二八事件」為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的,例如──在該事件中,是否「官逼民反」與「民逼官反」都可說各有至理在。

當年的情勢,是否有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客觀言之,除了我島上官民有相當對立、戰後糧價一路上漲與社會治安不佳外,美、日也各有算計;公民史學若不能在此時充分理解時局之複雜性與其所衍生的危機,由其中深刻獲取我先民的血淚教訓;今天當局所謂的「轉型正義」作為,真能阻止來自人性黑暗面的悲劇之繼續發生嗎?

二、公民史學,要有深入細節的能力與態度

當然,所謂「存在即合理」,只是認知上的接受,並非對其行為的肯認;仍以二二八事件為例,悲劇中兩位著名而重要的悲劇腳色,林茂生與陳炘,兩位都深受我們同情;他們都有當年罕見的留美的背景。而當年美國對於我島的態度,根據著名的柯喬治的說法,其政策是鼓動我島民學習美國民主經驗的;林、陳兩人,一在學界,是第一位高等官文學士,留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一在企業界,是先在日本慶應塾大學畢業,然後赴美就讀,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都是當年我島社會的要角。

他們與其它更多菁英的消失,可能正導致了今天論述者所描述的,把二二八悲劇合理懷疑地視為陳儀當局「有計畫」地「屠殺我島菁英」的說法。這是否集可能就是西諺所提示於我們的,那關於「魔鬼躲在細節裡」的一大奧秘。

當然,就研究問題言,為求其周全,任何合理的懷疑都是必要的;有計畫的屠殺說的懷疑,固然不能免,同時,相對的,據稱林茂生不僅早在1920年天皇生日時,發表過鼓吹我島日本化的「國民性涵養論」,據稱其自身也曾因而回憶稱「我之人格,為生存起見,不得不分裂」;以及戰後,留美背景的他出任著名的「民報」社的負責人;該報對於陳儀當局的攻擊猛烈,甚至曾在1946年7月六日該報社論「台胞幸福了麼?」中,不只是公開肯定日殖生活,其後並大呼「五十年前為割地求和的犧牲者,五十年後的今日,依然脫不出茫茫苦海,台胞呀,往哪裡去?要知道要享受幸福,非靠自己力量去努力是不可以的。」。

或許也是與林教授不幸事件可能密切相關的重要細節。這可能是西諺所云「魔鬼躲在細節裡」的另一值得探究的奧秘?

此外,今日非主流的青壯學者張若彤有一篇名為「誰殺了林茂生」的論文,則由另一個角度更深入了前述的細節;他藉由指出主流學者陳翠蓮之誤引了關鍵史料,來為當年陳儀在皇民化問題上寬待本島仕紳的態度背書;雖然當年我島知名的仕紳們似乎多對陳儀不滿,他明確地指出了──

1946年下半年,……陳儀發布〈臺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明令將『曾任日本統治時代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經查明屬實者』登記為停止公權人。……大幅縮小了皇民奉公會的參與者禁止擔任公職的範圍,而且「重要不重要」也留了空間,畢竟他不能公然反抗中央考試院的訓令……」

因而,這使得我們發現本島仕紳當年對於周遭事態的認知,並不透徹;因而他們當年的紀錄或是事後的回憶,我們確實有合理懷疑的空間;也因此儘管張老師該精彩的論文的研究所得可能不一定就是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但是他的深入該細節,對於關心陳儀歷史地位的研究者言,應該絕對是相當重要的。

三、應該建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知識態度

對此,我們仍然藉由二二八悲劇事件的研究經驗來考察「公民史學」應有的特色;前面我們提及林茂生與陳炘兩位不幸的人物,現在我們依據前述重視細節的態度,來探究關於陳炘的二二八悲劇。

陳炘是日殖時期出身於國語學校師範部,且擁有留美碩士的著名企業家;在我島主流學者李筱峰的筆下,他被強調不僅在當年留美期間參加「中國同學會」,並且漢語寫作能力頗強,雖沒有如林茂生發表疑似媚日的文字,卻是由於1930年代,曾經與日籍以開明著稱的眼科醫生宮原合組倡導內台融洽的東亞共榮協會;以及在1941年四月,皇民奉公會成立後的經歷──「陳炘也和其他的社會菁英如林茂生、林獻堂等人一樣被強拉參加皇民奉公會。他被指派出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的委員及同本部局附,並擔任皇民奉公會台中州支部的生活部長」──認定他們是由於有這些經歷,而受到陳儀的排擠。

以合理的懷疑言,陳儀對他們的懷疑應該有其合理性;同樣的,他們對於陳儀的懷疑,也有其合理性──儘管陳儀的態度已如前述,似乎並不如它們所疑懼的,娶日女為妻的陳反而是減少了對於皇民化仕紳的壓制。

李教授在他的專書中強調了陳炘早年大力與林獻堂先生開辦大東信託會社,與晚年主持的大公企業公司都是代表我島民族資本家對抗外來資本力量的重要表現;其對大東信託美稱為「努力爭取台灣人在經濟上的利益」,指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經濟自衛行動」;對大公企業則描述為「在日治時代即首創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大東信託』的陳炘,到了戰後,在迎接新政權、審視新時局之下,他毅然決然創辦集結台灣本土資本的『大公企業』」。營造出一種我們台灣人簡直不可質疑其作為的氛圍。

我們「公民史學」對此應該指出,我傳統文化裡的「中道」應該受到重視,所謂「不偏不倚」之謂中,所謂「執兩用中」,都應該儘量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態度來處理。因為我們前述提過「人性絕非完滿的」,人非神佛,不可能沒有缺點;真要幫助或者充分發揮事物的潛力,我們就應該充分理解事物的方方面面;「大東信託」與「大公企業」真的沒有缺失嗎?那麼我們怎能整全的獲得它們那深刻的血淚教訓?

前者,我們的探索可以在我島「開台第一進士」的家族故事中看到「大東」與「陳炘」之名;那是主持新竹明志書院院長三十年的鄭用鑑之嫡孫,在1930年代初期,竟然有因某大東信託之玩弄而破產的悲劇;在兒孫輩某名醫的回憶錄中仍有怒稱「青埔子的事件的『禍首』肯定是對方『新大東』的陳炘……這兩個叔叔被陳炘愚弄,陷入陳炘的圈套……我對玩弄卑鄙的奸策達到得標目的的新大東信託的陳炘還是感覺無限的憤恨。……120萬坪的土地……[1],甚至多年後仍然憤懣地批判著「同樣是台灣人嘛的想法太天真」、「民族資本家新大東信託公司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對於該往事表示了極大的憤恨。

我們當然也應該可以合理懷疑,雖然當年報紙上曾經刊出其父破產之新聞,但仍可懷疑多年之後的該回憶之可能為錯或假,或者只是剛好同名同姓。

至於,發生在1946年的後者,陳炘的大公企業,據稱是林獻堂、陳炘、陳逸松、蘇維樑等我島要角,奉命赴京返台時,回程中,陳炘倡議本地民族資本家結合而成的企業;不過,該企業的組織,據前述的美國人柯喬治說,他們限定出資者必須使用日銀發行的千元券參加購股,而那千元券是戰後總督府才由日本運來,造成我島物價上漲的元凶,讓當局頭痛的啊;不久,又先後發生「民報」上大篇幅刊登的關於陳煌與其弟陳炘的金融事件與前述來自新竹要角蘇維樑要求大公陳炘退職事件──當年民報的要角,林茂生之外,還有新竹人陳旺成。當然這些事態,究竟如何,都要接受合理的懷疑。

我們公民史學必須耐心地探索史實,遵循「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認知態度,無論對於哪一個政黨或者省籍,甚至國籍都一樣,只是親疏遠近與每個問題的急迫性不同,我們必須區分先後,但要同樣地對待。

四、「公民史學」需要「自惕的主體性

在前述2015年那「公民史學宣言」中,宣言者就曾經高調著所謂的「共有共構台灣主體性」的口號, 而我在20多年前的1998年,就曾經根據主體性的觀點,為自己的台灣史研究著作命名為「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本研究最後想談談關於我們公民史學中關於「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也分享過去拙作何以定名為「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的理由。

作為一個當代以教育專業為職志的知識份子,一個理想主義的公民教師,我所認知的近代教育的特色,固然有人強調當前為科技進步、知識爆發的時代,或者如前述宣言者強調當前是重視環保、經貿、人權的新時代,個人卻認為由教育者的角度看來,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彰顯人類的主體性的時代,尤其在教育上,為了充分啟發學子積極與奮發的精神,給與自信與鼓舞絕對是必要的而這正是強調主體性的理由。只有如此學子們才能有能力,有氣魄面對他們所將面對的大時代。

同時,作為有相當現實社會經驗的教育工作者,我們對於所謂「主體性」之可能產生「自大」,一如「民主」的體制下,若是不區分問題的性質,以為投票是所有問題的解答,就可能出現「民粹」的嚴重錯誤,因而,我們乃不能不事先提示,以免原本積極的「主體性」竟然造成「民粹式」的錯誤。這就是本研究強調「公民史學」需要「自惕的主體性」的強烈理由──類似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謂的「自由應以自制為前提」的主張。

關於,這個主張,我也願意以研究二二八事件時,我很深刻感觸的問題提供給讀者參考。那是在探討該事件的死亡人數時,我所深刻感受到的。

關於該事件的死亡人數問題,坊間與主流學界強調其數達到兩萬人上下,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多年來舉辦賠償工作,在最高可得六百萬賠償金的情況下,該會審理通過的二二八事件「受難案總計2,792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5件、「失蹤」類案件180件」。申請該賠償者雖然近兩千八百餘人,但死亡與失蹤的人口數,卻總共只有865人;巨大的差距使得原本希望這個歷史問題可以即時落幕的各方面,不僅難以收手,並且該八百餘人的死亡數,與其它學者研究所得,接近八百餘人的數據,還引來該事件的受難家屬們強烈的不滿。

以「公民史學」言,關於死亡人數的問題,事過多年之後,確實客觀查考不易;而當年情勢複雜,如美、日都不是真正客觀的第三者,而人之常情上,受難者又難免誇大;個人的研究是由我台人的主體性出發,不應該過度懷疑戰後的我島的總人口數據──我島人過去缺乏主體性,誤認日殖時期的數據都是真實的,其實仔細考察我先民的日記或回憶錄,我們就能發現其造假的資料;例如,當年葉榮鐘曾批判官方關於「農民生計費」資料,稱「統治者騙人的魔術,目的在於替製糖會社辯護甘蔗收購之價格偏低。」,就是一例。

因而,對於作家李喬根據國府戰後統計數據,所仔細推敲出來的數據──「發生二二八事件的1947這一年,死亡人數比1948年憑空多出了18,852人,或介於18,285~19,418人之間。這些人數應該就是二二八事件、三月清鄉、及當年之內被屠殺的人數總合。」──應該給予尊重。

但是,在這種主體性之後,我們應該謹慎地考察所有相關的歷史資料,我們將發現,過去學界研究該數據,竟都沒有注意到二戰中盟軍使用的、被譽為「救命仙丹」的抗生素,要到1946年前後,才大量地來到東亞;但我島過去主流學界完全沒有注意到有該史實;因而,關於前述那1948年比1947年憑空「減少」的1萬8千人上下的死亡數據,那就是應該扣掉的被該「救命仙丹」救活的數據。

該數據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同時的死亡率縮減幅度而得──1947至1948年間日本沒有發生二二八式的悲劇,但其死亡率仍減少了千分之2.7。我們可以設想同期間,我島的死亡率降幅中也有千分之2.7是我島使用抗生素所造成的。

於是可得,當年全台的6,495,099人乘以千分之2.7,等於17,536人。前述作家李喬的探索中,沒有考察到此一史實;我們的「公民史學」認為,他的數據應該扣除此數,才能逼近於真實的二二八事件之死亡人數。即,18,852減去17,536,所得的1,316人就是我們所探索,更逼近史實且接近二二八紀念基金會那因高賠償額下,所獲得的數據。

當然這仍然是一個允許合理懷疑的數據;只要有充分的理性證據的話,我們應該共同深自惕勵,追求彼此理性的共識。

下面,本研究願仍以個人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悲劇為例,繼續探討關於「反對權威問題」。

個人曾經很高興地看到中研院的吳乃德教授發表了「給加害者說話的機會,才能擺脫仇恨史觀」,因我認為那是很正確的理性的態度;他在論述中,對於該事件的死亡人數主張為一千多人,很接近我提出的數據;我所提出的那1,316人,若再扣除那段期間我島民可能不經海關而避往對岸或日本、南洋的人數,應該很接近其所提的數據。

不過,個人對於吳教授論述的根據,竟然不是來自各種客觀的資料,竟然僅是由於我島當年著名領導者林獻堂在其日記中,關於在陳儀被槍決後,林所提及的那句「陳炘……等1000多個台灣人,現在終於可以瞑目了。」;個人感到頗為遺憾。

林的日記資料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然而,他個人的日記真能有學術上的權威性嗎?我們都很尊重林老與整個霧峰林家在當年的可敬地位,然而,人不可能完美,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例如,前述1930年前後,大東信託逼使新竹明志書院的鄭家族人破產,以至於1946年前後,新竹人蘇維梁要求陳炘放棄大公企業;對於浸淫過近代台灣史事的研究者言,甚至也會聯想到當年連橫在櫟社在獻堂先生主張下被除名,不僅該社中不乏反對之聲音;並且前清期間,連橫的岳父,竟然與霧峰林朝棟在樟腦業上曾有競爭的關係;「公民史學」尊重人事的不完美,以及人性有先天的局限性。

結語

在歷史研究的面前,我們以為「公民史學」是值得提倡的;因為,它是反權威、重視批判,也重視自我批判;它自然反對沒有經過調查與研究、未曾充分廣泛地考察與深思熟慮的種種資料,那只能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抒發私人的情緒的載體;對於教育專業者言,那些實在只是缺乏營養而可能夾帶毒素的危險食物。

據稱最近立法院中,將授予十八歲以投票權;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應該很快就會通過了;上述我們關心的「公民史學」,正是2015年一群參加社會運動的中學教師所提出的。

然而,他們所提出的理想,竟然只是「維基百科,每個條目都由許許多多在網路上默默無名的公民不斷地編寫、修改與校訂,非一人、一時、一地之功。」與「真能辨識我們的,不是某個英雄或熱點,而是彼此盤根錯節、綿延不盡的網絡關係。」;個人雖已自公民教師退休已久,但是耕耘台灣史多年;看到這個情況,深有不能不高度關切的感受。

中學生的就學年齡大約也正好是十八歲上下的年紀,在心理學界稱為發展心理學上,那是青春反叛的狂風暴雨期間;在那個年紀的區間,學校教育不是應該努力啟導青年心理,讓它更能克服青春期盲目的動盪而求得心智順利的成長,進而可以讓他們人生的前途能承擔各種挑戰而有更高遠的展望麼?如果我們的歷史教育竟然只是如「維基百科」般那樣粗礪地鼓舞他們的自我期許,我們的社會將怎樣面對我們今天在西方言論自由裡,所見到的那必然的失明與失序?甚至,那是否將只成為醞釀另一場大悲劇的緣起?

以上所思,因而,乃在此二二八悲劇紀念日前,我有此文之作。


[1]其詳情可見於「歷劫歸來話半生」,鄭翼宗著,前衛,頁14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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