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王何必曰利」（見下面的附錄）雖然在儒家的傳統思維上有了一些突破（它提醒君王不要只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還要遵從某些普世的價值），但對於政治領導人不會有太多的吸引力。
比較有吸引力的應該是互利的想法。也就是說，如果君王提供服務來幫助人民增加所得，那麼他的政府將獲取更多的稅收。這種互惠的作為其實在戰國時代已經實現了。李冰父子在秦國的四川領土上建設灌溉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子，無怪乎秦國終於一統天下。另一個互利的作法則是，君王鼓勵人民從事商業行為，並且排除了在其管轄區內通商的障礙，因而可以從商人那裡收取額外的賦稅，可能遠比從農人所得到的多。
這些作法是儒家根本沒有看到也沒有想過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任何君王的重視。然而，為什麼儒家在後來的中國反而成為最受推崇的思想呢？
上面所說的「興利以強國」的思想在多國角逐權力的局面下比較有意義，然而中國重新成為統一國家以後，它的價值就不再那麼重大。相反的，秦國雖然使用了這個政策而一統江山，但它不知有所節制的作法反而為自己的快速滅亡鋪路。因此，到了漢朝以後，人們的直覺是不要繼續遵循秦朝的路線，應該走回周朝的老路，而這正是儒家所主張的。
儒家其實並沒有太完整的治國方案，也沒有太深刻的政治學理念。它只是一種直覺的想法，那就是，和平遠比紛亂可貴；而要做到長期的和平，人們必須懂得珍惜國家統一的局面，而維持這樣的局面就必須對執政者（天子）的權威有某種敬意，而且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關係也要有敬意。於是，儒家的想法將政治理念與倫理理念結合在一起。
這種相當靜態的哲學思想十分能夠配合漢朝以後的局面：中國已經大一統，唯一的敵人在北方的邊境之外，這可以使用比較優勢的武力將他們阻擋於外（而不一定要加以滅絕），國防對於國家財力的要求就不一定那麼巨大（不像宋朝所面臨的處境那麼艱困）。因此，靜態的儒家思想配合了靜態的中國政治形態，成為一個相當可行的思想模式。
後言：讀了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後，我才對於現代國家如何發生有了概念。用這些概念去重新反省中國傳統的思維似乎更能夠明白它的意義以及侷限。
附錄：《孟子》〈梁惠王上〉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