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是從貧窮落後的農業社會，逐漸發展工商業、服務業，由低價值產業，持續往高價值產業演進發展的過程。現代化必定伴隨著都市化，即農村人口逐漸被吸引集中到都市，因為都市更適合工商業、服務業，而有較高的所得。都市化對農村也有好處，使農村人口減少，每個農民分攤到的耕地增加，於是適合農耕機械化，可以增加農民的生產力和所得。
都市化對於較小的國家幾乎不成問題。以台灣為例，台灣人口少於上海市的2780萬，多於北京市的2090萬，換言之，即使台灣的人口全集中在台北、新北、桃園(當然只是假設)，而形成一個大都市，其擁擠程度就跟上海或北京差不多，還算可行。這表示小國少有都市過分擁擠的問題。
然而中國大陸這樣的大國，都市化就不容易，有不少難處。上海、北京已經是人口超多的大城市，而其他的重慶、天津、廣州、深圳等等人口都超過千萬。都市化要讓人口集中到都市，但是人口太多可能超過都市的負荷，而拖垮一個都市。人口應該如何分布在各個都市、農村，是大國都市化的難處。
事實上，工業先進國家很少有人口超多的大城市，而發展中大國常因為都市化不成功，而形成擁擠雜亂的超大城市 (參見《2020全球城市規模排行榜公布！》)。一些中等收入大國，如墨西哥、巴西，就因為都市化不成功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致長期無法晉升為已開發國家。
發展中大國的都市化時常不成功，因為大都市的生活機能較佳，工作機會較多，而勞工工資亦相對較高，自然會吸引大量農村居民加速移入，於是容易在大都市裡形成許多低所得、環境髒亂、治安不佳的貧民窟，造成都市社會的不穩定、不安全，最後拖垮原本生產力高的大都市。
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什麼機制能影響農村居民的加速移入大都市，中國大陸卻有戶籍制度能夠調節農民工的移居都市，農民工是已在都市工作的原農村居民。中國自古就有戶籍制度，戶籍記錄一個人的長期居住地。大陸一向根據每個人的戶籍，由當地政府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和福利，如醫療保險、公立學校就學等等。
大陸的戶籍區別農民和都市居民，近年都市已開放接受農民工的入籍轉為都市居民。愈擁擠的都市，如一線都市，對入籍農民工的要求愈高，而愈不擁擠的都市，如二、三線都市，對入籍農民工的要求愈低。這樣政府就能適度調節農民工的入籍都市，讓已經很擁擠的都市不會超過其負荷能力，而較不擁擠的都市獲得人口的補充。可以想見，這樣的政策大致能保證優良的都市化，及促進地區均衡發展，比任由農民工大量移居少數大都市為佳。這是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大國發展得好，並可望晉升為已開發國家的原因之一。
歐美一般沒有戶籍制度，一些學者專家於是傾向把中國的戶籍制度污名化([1])，農民戶籍被視為歧視，而農民工被視為受剝削的犧牲品([1] [2])。本文駁斥了對於戶籍制度的污名化。筆者已在另文指出，農民工不是受剝削的犧牲品，請參見《評《尋租中國》－看清大陸的發展之路》。
[1] Dexter Roberts，《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2020)。
[2] 吳介民，《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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