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來的一些改革有共通性 | Friedrich Wang

早上抓住時間看看明清史上的一些改革,對比中共的改革開放。

明代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是具備跨時代意義的大事。這代表明後期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人口資源的解放,以及政府稅收結構開始大幅度轉變。過去左派史學家稱之為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期。一條鞭,簡單說就是承認過去戶口與田土登記的虛化,不把人綁在土地上,可以自由進入市鎮從事工商經營或者進入工坊。政府開始加強對商業與手工業經營者課稅,而慢慢降低對田賦的依賴。

一條鞭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過去的戶籍與土地登記已經失靈,地方政府沒有賴以徵稅的依據,或者甚至根本抽不到稅。朝廷也一樣,國庫因此而走向空虛,這對已經危機四伏的明朝來說可謂生死交關。

一條鞭改革是從張居正主持朝堂後才開始的嗎?完全不是。事實上,在嘉靖、隆慶時期的嘉興、松江、寧波等地方政府已經默默實行,甚至是冒著被朝廷降罪的風險開始試辦。各種不一樣的名稱,如鞭法、一串鈴法等等,而且慢慢收到效果,農村、城鎮、地方政府、朝廷可說四贏。江南地區的水稻農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與勞力成本投入,所以佃戶特多,這種稅法也代表了朝廷的力量持續由地方基層撤退,讓農村秩序重整,真正形成地主主導經濟的局面。

張居正深知晚明的政治與經濟危機,所以開始大刀闊斧改革,希望有所挽救。他用朝廷的名義正式承認既成事實,將這套稅法頒布天下,全國一致通行。這使得明朝政府的財政一度好轉,帝國開始了數十年的迴光返照。這樣民間冒險先行,朝廷後來跟上的方式,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這固然反映了官僚集團部分的僵化,但是也側面證明了民間活力的充沛以及部分地方官僚願意有所變通。

當年滿清統治台灣的模式,其實與上述也很類似。滿清政府收台灣入版圖後,一開始的確將這裡視若邊陲省分,類似像雲南、新疆的狀態,所以比較消極。但是因為朝廷沒有積極管轄,反而讓閩粵地區的移民在這個島上迸發出甚大的活力。台灣就在這些充滿著粗俗、野性、但是積極進取又時常強搶豪奪的羅漢腳手上逐漸開發完成,到了清代中葉以後竟然成為中國的東南穀倉,一個新移民開墾下的成功案例。

台灣成功的關鍵,反而是朝廷的消極以對。若積極管轄,給予各種限制,那是否有這樣的成果實在是未知數。今天台灣的主流觀點竟然以清朝對台灣長期消極以對為理由,來側面證明大陸無愛於台灣。那可以反問,若朝廷給予種種管轄與限制,今日是不是又要說,朝廷的專制荼毒所以影響了台灣開發?

到了近代,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當年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模式,讓中國大陸民不聊生,民間活力徹底窒息。1978年,本來年年吃不飽的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與村幹部,冒著被鬥死的風險,按下18個血手印,將整村的田地按照各戶的生產力平分,所謂的「包產到戶」、自負盈虧的改革就此到來。這與毛時代的共產主義對著幹,實在需要極大的勇氣。但是一年後,該村的農產量激增5倍,全村吃飽外還可以幫忙旁邊的幾個村。消息傳出,其他各村紛紛仿效,並且震撼了全中國大陸。農村在短時間內真正獲得了溫飽,這是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第一聲胎音。

還好鄧小平已經完全地當權,所以拍板定案,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整個社會奄奄一息的狀況立刻扭轉,中國的命運就此發生改變。其實這就是把人民由公社鬆綁,開始可以追求自己的財富與前途。而小平先生,與當年的張居正的角色其實沒有兩樣。這讓中國開啟了幾十年的榮景,中國人的智慧與勞動力得到解放,取得驚人的成果,否則當然就沒有今日的中國。

我們讀歷史要懂得辯證地去看問題。官僚與人民並不一定絕對對立,在一定的條件與狀態下,官僚與人民可以互相照應,歷史進程的推動就是這樣逐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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