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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