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中國旅美歷史文化學者余英時 | 盛嘉麟

【我的瞭解,余英時是Anglo Saxon 的優秀子民】

我對余英時的瞭解是他有雙重性格,披掛著權威學者,史學文化大師的外袍,仍然掩蓋不住內心對Anglo Saxon 的崇拜,與法輪功、大紀元、太陽花及美國之音沆瀣一氣,發洩對中國的仇恨,對共產主義的不齒,所以這樣的人只能在港台地區找到華人粉絲。我的瞭解,余英時是Anglo Saxon 的優秀子民,但不是中華民族的子民。

王錦南先生說,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是反共。
譚台明先生說,余英時是反中國的學究。
張輝先生說,余英時是不認母親的史學泰斗。

【王錦南的瞭解,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是反共】

余英時的「中國情懷」核心是反共
王錦南

美國學者余英時今年6月對《聯合報》專訪說中共很快會垮台,就像上世紀末以來某些西方學者說過無數次的中國崩潰或歷史終結那樣,同一款論調,卻叫人一次次地空等待。彷彿中共不垮台,全球華人的「中國情懷」就只能是飄零異域的遺物;怪的是,難道整個中國歷史就只許孫中山一個人容共?

按世銀等國際組織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方式,今年中國的GDP總量已成世界第一。這事發生在當代中國;歷史上的中國也發生過,但已是200年以前的事。

200年以前的中國先進性,除了經濟規模之外,還體現在悠久的制度、工藝、人文、藝術、倫理、…等方面。而天下主義的中國文化啟蒙了歐洲,歐美西方國家則以向外擴張與掠奪的方式來肥大自己;近世200年的全球化運動和話語因而掌握在西方國家手裡。

近代文化中國的衰落,中國人在近代全球文明標尺上的落後,是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等主權失敗的結果。換言之,沒有當代中國主權的復興,就沒有當代中國文化的復興可言。所謂「中國情懷」,將文化與政治一廂情願地分裂甚而對立看待,只是中國衰敗歷史的遺留。

傅建中在報上刊文奚落習近平的「中國夢」,同時為余英時的「中國情懷」辯護說:「中國情懷和中國統不統一完全是兩碼事。拿美國著名的中國學人余英時先生說吧,他是反對中共政權最力的人,甚至不惜支持台灣太陽花學運幕後主導人黃國昌,以致招來諸多物議,你能說余英時是統派嗎?」

傅公親美反共,稍具閱報能力的人不難知道;他吹捧的人物也不超過這種意識形態,包括對香港佔中事件頤指氣使的美國駐港代表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前年傅公也在報上為余英時辯護說:「余英時先生支持台灣學生抗議媒體併購案,可說是完全出於對『中共謀台之心不死』的隱憂,其出發點是好的,……,他所關注的是台灣民主的前途和台灣將來不淪於中共統治之下。」

但本文質疑的是,台灣人在美國的遙控之下,會過得比較滋潤嗎?滋潤了誰呢?傅公和余記「中國情懷」下的民主,其實是美式民主的移情作用,他們意識裡的美國話語比起「中國情懷」濃厚得多。而美式民主既容不得共產主義,也容不得社會主義,更容不得天下主義的「中國情懷」。為了反共,傅、余等人莫說支持台港非法學運,即使「去中國化」他們也在所不惜。

4年前,傅建中就曾發文說:「從以上海外華人認同的紛然雜陳來看,一個統一的中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恐怕一百年內也難以實現,……真正的希望是在美國生長的華裔,他們的根本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兩代以後將遠離父兄或祖輩的政治恩怨,他們的認同,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乃至情感,都將是美國。困擾他們祖先的認同問題,將隨時間而消失。」但海外華人的美國認同,那麼值得兩岸中國人瞻仰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很難認同以不到全球6%的人口卻消耗全球35%資源的霸權國度;否則按照民主標準,就該有1.5個地球的資源讓當代中國人享用。具有「中國情懷」的人,很難認同自己不從事生產製造,卻只在戰爭、能源與金融的擴張壟斷中損人以利己的寄生型體制;否則當代中國的武器基地和軍事據點就該按照人口比例而遍布全球。具有「中國情懷」的人,不只有反對台獨和日軍侵略的低階反應與負傷記憶,而更該有反對作為台獨宗主和日軍靠山的帝國主義政治文化的神經活動;否則「中國情懷」,只能是一句反共政治的託詞,一張貼在內戰創傷的狗皮膏藥。

內戰是近代中國之痛,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是過去的陣痛。只是有些人甘願中國歷史長痛下去,而苦苦牽住內戰亡魂來給自己的政治認同助威,這與島上四處搜尋附體的反中病鬼其實是異曲同工,都叫人尷尬地面對當代中國乃至未來中國的歷史。如果中共領導下的中華民族復興崛起不能算數,還有誰能組織動員全球1/5的人口在資源有限的廣袤土地上脫貧共富、安居樂業呢?美國兩黨?島內兩黨?日本自民黨?港台學聯?法輪功?……?

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文化寬大與縱深應能包容政治、改善政治,而非工具化地與政治對立起來。以中國歷史的悠久與恢弘,大可不必被少數人窒息在眼下的意識形態對立而停滯不前。若說「中國情懷只是文化認同,與政治無關」云云,令人費解。中國文化根本不同於近200年來宰制全球政治話語權的西方民主;然而西方民主、市場經濟、馬列主義等,就像歷史上的佛教與上帝教,要想在中國落地生根,只能接受中國化的洗禮。總不好說既要中國的民主入籍現代美國,卻要中國軍事、貨幣、資源、民生等需求停留在大清帝國吧?

孺慕美國致聲援非法佔領公署或街道者,其實已是其自身的心理問題,不是什麼「中國情懷」使然。毛澤東離世已30多年,卻仍是反共義士們面對30多年來中國脫貧復興的現實時,捨不得的「政治正確」。例如傅建中說:「余英時則是以史學家的眼光看毛澤東,認為毛是集古今大成的頭號暴君,不恤民命,殘害忠良,誅戮功臣,無所不用其極,殘暴的程度遠超過明太祖朱元璋。」

可毛的思想特質恰恰是不夠馬克思,流亡海外的托派王凡西就曾指出毛的思想基礎是孔子與水滸傳,是儒者與遊俠式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革命與建設,自上世紀20年代毛提出農民運動開始,就已不是馬克思的教條路線。文革之所以能強化反共義士們的「政治正確」,正因為毛的最後10年激進路線是中國的「歷史浩劫」。那麼,中共領導下的當代中國崛起,傳布全球將近500家孔子學院,豈能不弱化那種「政治正確」?

於是,余記「中國情懷」者只好緊抱毛的「暴君」頭銜,以綁架驚恐的善男信女認同他們對異域體制和價值的認同。也許要等到中國出現類似為華爾街資本家服務的戰爭機器如美國總統那樣的領導人,他們才能真正釋懷。但中國歷史會走到那一步嗎?

坦白說,復興的中國可以大方接受移民進出,而實在不需要遺民思維來扯淡了。

【譚台明的瞭解,余英時是反中國的學究】

余英時是學究,不是儒者
譚台明

余英時自己說︰「我的專業是思想史,儒家在歷史上的流變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引起一種誤會,頗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實,我的主要興趣根本在於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選專業的領域中取得一些真實的成績,對於同行們產生積極影響。」

他又說︰「我一直欣賞西方學術界流行的一句老話:一個研究工作者的最大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註」中,Footnote,而不是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Headline。我自問生平志業即在追求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新知識,絕無興趣作『公共知識人』,因此從未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社會活動。我雖然在治學之餘,偶然發表一些有關世事的評論,那也不過是稍盡現代公民的言責,」

由此看來,他的志向在於作一個西方式的做學問的人,而非有傳道責任的儒者。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既然如此,他對於「本職」以外的言論,如他對政治的評論,這其實已超出他的學問範圍,所以其言論就與一般的市井之見無異,還有特別的價值嗎?然而,現在所有的反中者,都舉著余氏這塊大招牌,用來引證他們反中的合理性。這其實是十分荒謬的。

余英時論時事,總以「這樣下去」之類的假設開始,然後當作事實,大發議論,大罵中共。比如,大陸搞了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他就大罵是與希特勒一樣搞歷史神話,要延長中國歷史,是妄自尊大等等。罵了一堆,結果呢,斷代工程的結果,周朝成立年代(比起《世本》的記載)是後退了,而非提前。更何況,這個「工程」初步結果提出來後,因為碳12的測定法受到一些質疑,所以最後並沒有提出正式的報告。這一切,都表明余英時的攻擊是子虛烏有的。

他的所有的「政論」,都是類似的風格,以「推想」代替事實,胡說一通,把中共罵得狗血淋頭,但沒有一項是應驗了的。一切反中派,都大捧余英時。但老共對他還是比較客氣,他的書照樣在大陸賣,大陸學者捧他的也非常多,只是不提他的荒謬的反共言論罷了。

我個人看法,你要反共是你的自由,你不分青紅皂白而把歷史的與現在的混為一談,則是老糊塗。要反現在的中共,也不是不可以,但總要講理。以學術權威之尊,發表不合事實、取樣片面的反共言論,個人成見根深柢固,意識形態先行,卻以學術大師的頭銜來包裝,根本是在作踐自己的學術身分,混淆大眾的視聽。

余英時的學生們,在編全集的時候,請千萬別漏了余英時在大紀元、美國之音上的一堆訪談與時評短文,一定要全部收錄,讓大家看看「大師」的「高超」遠見,到底料中了多少。

再說一遍,請余英時的弟子們注意,在為你們老師編全集的時候,他晚年的反共言論,時政短文,請一篇都不要放過,千萬不可以任何理由而不收錄,讓後人看清楚大師的高超見解,一窺大師的內心世界,看看他的學問到底為他的「知人論世」產生了什麼作用,也好為後世的學者立個「榜樣」!

【張輝的瞭解,余英時是不認母親的史學泰斗】

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我同情余英時
張輝

余英時好大的口氣,不愧為中國史學泰斗,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率。但「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卻是個大膽卻真實的話術。是每個中國人在海外都可以說出口,而令周遭的外國人接受的現象。

余大師反共,連帶反現代中國,對他及許多海外類似的中國人而言,是極為正常的,這也是人性,看看他所批判的中國政府和社會現象即知,他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兩蔣時代國民黨人及美國共和黨右派如出一轍,甚至跟我們的李前總統及達賴都能相濡以沫,思想交流,結為莫逆。這種人在美國待久了,在西方靠著中國的學問,由一批學者、名流、政客捧著,批判中國而博得盛名,也是好事一樁。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他不平叫屈,非常的同情他,他汙衊了孕育他給他滋養奶水的母親,而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無法回頭,更談不上有勇氣後悔。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中國大陸翻天覆地改革開放至今的那一段三十多年光陰,余英時錯過了,或故意忽視了,也許太執著於自己的判斷,也許他無法回頭檢討自己。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包括我)成為近代海外中國人以西方/美國價值,批判母國而獲美國青睞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他傷了母親的心,或許,他早已不認這個母親了。他和西藏達賴的歷史評價應該在同一個層次,是褒是貶?吾不予評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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