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論芝山岩事件的歷史真相 | 郭譽孚

壹、關於芝山岩學堂的起始


台灣總督府始政之次日,1895年6月18日在臺北大稻埕開辦學務部事務;同月26日,設學務部於芝山岩;代理部長伊澤修二擬出「學務部設施意見書」呈於民政局長水野遵,其中提及「應招集本島各地之學士、進士等明示我政府之旨意,聽聞彼等之意見,以利戰後治民之大計」 ;7月,在軟言與利誘下──全免學費,另有津貼情況──招徠學生十幾名,開始設置「芝山岩學堂」,教授日語; 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但是據該年9月水野局長所提關於台灣統治三方案「將當地人悉數放逐出島」「對當地人強制……實行完全之日本化」「聽任當地人……政府不加干涉」 的呈文,樺山總督遲遲沒有裁決三案上看來,水野局長與該代理部長極可能都不知道樺山總督已經陰謀採行了殺戮攘逐我先民的政策──雖然已設立了學堂,但在各地的殺戮也已經展開。


貳、關於「芝山巖事件」之史實──此分為日據與國府兩部分──


其一、日據官方版之一

那是1896年元旦,臺北附近抗日義軍起事,造成了著名的芝山巖事件;事件中,開設於學務部建物中的芝山巖學堂有楫取道明等六個教師在校外死亡;當時伊澤正好赴東京洽公;對於該六人之死,事後伊澤曾經仔細調查其原因與當時的實況;曾經在1898年作出如下的真實表白,除了土匪之名外,並未惡質處理:

「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剛才提到的六士先生,剛好臨時碰到戰亂……六士先生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被殺死的。是離開學校後,才戰死的。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


與當時偕六人留守的僱員吧連德的紀錄,除了「匪徒」之稱呼外,事態皆還符於史實,是──

「吧連德因欲報有土匪來襲之虞而前來學務部,部員六名聚頭商議……議論不一而足,在此之際,查知右側村落有匪徒聚集而欲將驅之,六人遂奔赴該村落各自戰鬥……於距該村落不遠之田間遭匪徒斬殺」


對於該事件,伊澤坦承我義民從未攻擊過學校,而事後乃木總督更是除了對於整個台灣統治有明確反省認錯──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對於該一事件,更曾在其私函中,如是表達出其認知:

「前些時候,臺北土匪蜂起時,楫取道明君不幸罹難,……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


由上述關於「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的資料,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認知當年該事件的史實脈絡。可說正是乃木總督當年感到焦頭爛額,面對那種種的現實,稍後想把台灣賣掉,那就是官方自行認錯的表示。似乎那也是許多學者,如黃昭堂者,跟著日本學者何以總說乃木「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真實重要背景。


日據官方版之二

1896年6月,總理伊藤博文率新任總督桂太郎與內務省衛生局長、總督府衛生顧問後藤新平來台視察;總督府將於7月1日舉行發生於該年元旦的芝山巖事件之立碑儀式;伊藤留下了這樣隱匿起義史實而汙衊我先民為土匪的碑文──據稱原本官方建議使用「殉難」一詞,伊藤沒有接受,改為「遭難」兩字──

「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台灣全島歸我版圖 革故鼎新聲教為先 正五位楫取道明等六人 帶學務派八芝蘭士林街專從其事 會土匪蜂起 道明等死之 時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也 內閣總理大臣大勳位侯爵伊藤博文書」


然後,1903年,台灣總督府於六氏先生墓附近,再設「台灣亡教育者招魂碑」與「故教育者姓名碑」,上面刻著所有在台亡故的教育者;更後,1929年,則更把其地當作聖地,在其附近設芝山岩神社,以往後每年的二月一日為總督府主持的重要祭日;從此當年乃木總督的自我批判──「台灣施政上,實在有不少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人民的叛亂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如同一個人給乞丐一匹馬,乞丐既無法養他,也不會騎,結果因被咬、被踢而生氣,徒成為世人笑柄,實在害臊之至……」的現實,竟幻化轉而成為全台灣日本在台教師的精神中心。


此時,最明顯的問題應該是一股或兩股人馬反抗統治者,對於安於統治者,稱其為「土匪」,或尚可說;但是當年那次是各地人馬同時針對其攘逐殺戮政策而起義,當年乃木總督曾對於當年惡劣的時局,自解稱──

「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其時官方自己如此自解而告誡其屬僚,而對此時我先民的大批反抗,我們後人竟仍稱這些先民為「土匪」,則實在荒唐。


其二、日據民間版之一──

前面曾提及該學堂的「教育」下,「10月17日,有六名畢業生。」,這六名在地畢業生將被如何告知?此外,伊藤賜題該碑文之後,官方應該如何主導未來的論述?更重要的,是六位教師如果不死,聽從了當地的頭人潘光松的勸告,住在潘家,整起悲劇的事件,或就不會完全不會發生──原來該六氏先生事件,對於官方言,只是強調六個日本人,但對於我島人言,當地賴姓農民與士林街總理潘光松之受追究致死的悲劇,或都可以免除。


前述所及,往後日本學界批判乃木為「對於政治一竅不通的軍人」,應該是官方主導之一;因而其含糊籠統地描述為「那時台灣各地游擊隊活動猖獗。」 ,完全不及於猖獗的理由,那使我先民悲慘的時代背景;應該是主導之二。

從此,論述該事件者絕對拒絕考量乃木所曾深刻提示的該時代背景。不敢碰觸真實時代大背景的結果,自然只能由某些個人的說詞,好像是真實的經驗來進行符合「土匪」一詞的論述。

據稱,當年士林的何姓大地主處,傳出這樣的說法──

「……土匪們在發生事件的數天前,看見了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哪談得上義士呢?連抗日也配不上。……事件發生前一天,何先生的祖母聽到村裡的年輕人講:『明天會有一筆意外之財』。隔天的深夜,聽到自己的房子外面有人在呻吟,……就看到昨天的年輕人蹲坐著,左邊的耳朵被砍掉,而且肩膀也受了重傷。他嚇了一跳,……連頭都蓋在棉被裡。…那年輕人翌日就死掉。……』

這真是個相當高明的故事,完全可以把我們前述的時代大背景,隱匿過去;故事中,藉著那年代無須有姓名、怕事的老年女性的口述,就真是把蹩腳的「土匪」,絕無正義與理性的形象,躍然紙上。應該已經足以讓我們當年受日本低智教育,學校教師不鼓勵發問,不准深入講解課文,大家憑著背誦課文就能獲得高分的年輕人,相當充分地感受官方所欲傳達的訊息了。

更何況,當年我島先民不可能如我們今天能看到前引乃木總督的自白,也不可能看到前述當年伊澤部長對於該事件的描述──「學校並未受到攻擊,當我們回去時,學校情況依舊,也沒有被焚燒。」;伊澤部長有必要欺騙,為「土匪」們隱瞞嗎?如果伊澤所言為真,那麼前面那個活靈活現的故事中,何家老年女性聽到的「從台北運來笨重的木箱搬進了學堂,以為裡面有金錢,想要搶奪,……」,怎會如伊澤部長所說的該學校反而沒有受到攻擊呢?


日據民間版之二──

前面提及,該事件發生之前,伊澤部長所主持的芝山岩學堂,已經有六名畢業生;這六人是日人根據馬關條約據台之後,總督府所教育出來的第一批台籍教師。關於芝山岩六氏先生事件的另一種說法,似乎是利用了我們傳統尊師重道的觀念,強調學生不應該殺自己的老師似的──然而,對於當年那六個學生言,那六位教師確實是它們的老師,但是對於大多數的起義民眾言,他們並沒有教師身分。因而由它們最後是在校園外,並且是在各自攜帶刀械之下被殺害;對社會言,實在缺乏教師的印象。也就是全島民眾中大概只有他們六位學生與它們少數的家長們,知道他們具有那樣的身分。

也因此,往後流傳的其他的訪問資料中,他們的身分乃只能是偏於學生個人的印象的;例如,那批受其教育的台籍教師裡,當年被日人殺害的士林街總理潘光松的堂弟,1908年,曾經獲得鴉片膏專賣特許權 的潘光楷口中,在1965年出現了這樣的論述──

「事件碑記裡有謬誤與誇張,這裡稱為義民的,不過是當年流氓的同夥而已。這麼說對於六氏先生之靈才算持平,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

他不但接受了前及的「土匪」之說,更引出了「無限上綱」的所謂「殺害老師,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對的。」,忽略了倫理判斷中老師的身分,只有在學校內與師生的關係上才可能具有某種優先被尊重的地位;否則老師極可能只是一個平常的受害人或加害人。

誠如前述,中國傳統社會有尊重知識的傳統,不僅有「尊師重道」,甚或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但是社會中並沒有關於不可殺害具有教師身分者的律令存在;換言之,那應該是一種相對的倫理,並非所有教師都應受尊崇;因此我傳統中乃有教師可能落入地獄第十九層的批判。

試看當時的史實,據稱是「芝山岩學堂……首先來的學生只有六人,其中四人是光松親戚的子弟,發生事件的前一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自己家裡舉行送年會招待六位老師,那個時候當地治安愈來愈惡劣,他勸他們晚上不要回芝山岩而住在自宅,但六位老師還是回去,竟發生那慘劇。事件後,日軍抓不到主謀,而去抓潘光松定為煽動者。每天遭到拷打但絕不認供,……」 ,當時該街的總理潘光松勸六先生住下,並提示他們治安不靖;顯然應該是一片好意。並且最後六位先生陳屍的地點並非學校內;而據伊澤部長其前所言「事實上,土匪雖然兇暴,會攻擊辨務署或警察局,但從未攻擊過學校」,故學校在事件中並未受到破壞,也就是他們六人若安守在校內,原來應可不死的。如果六位教師不死,是否潘光松等也可不死?


其三、國府版之一,錯誤的1958年「芝山岩事件碑記」

關於國府來台之後,1958年冬,針對芝山岩事件,沒有經過詳實的研究與調查,僅僅根據前述曾獲得鴉片專賣權的耆老潘光楷等之說詞,竟推出所謂「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的說詞──其內容稱──

「……我台胞出自河南,來自閩粵,懍於春秋之義,不甘同化;翌年元旦士林義民不謀而奮起,殲其教職員工楫取道明等七人,凡所設施悉予毀棄,旋復迎擊來援日軍十七人,逸其一。義民則僅賴乾負創,因是日軍遷怒當地農民賴昌興仕紳潘光松等六人,逼供無獲,先後殺害。嗣日總督府即於芝山岩上樹立碑石,興建神社,並定每年二月一日為祭祀日。總督以下,迄文教中人必相率膜拜,其後之歿於教育工作者附祀於側,目為聖地。……耳惟是我台胞之揭櫫。義旂終日治五十年間,彼仆此起凡二十五次,民族氣節並見踔厲,復不旋踵而台灣卒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斯云………余自光復後之四年,違難來台,寄籍士林,有居民潘光楷吳文明兩先生為當年日語傳習所學生,年皆耋耄,指陳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緬懷忠蹟,景仰尤深……用彰不朽」


該碑記內容完全不及於1896年元旦之起事真相,絕非我們士林地方一區之民眾奮起而已;當時是台北附近各地的民眾,難以忍耐日軍攘逐殺戮的暴行,因而約定該日以觀音山上的煙火為共同的號令,並非僅反對其時之教育。至於就事件本身言,芝山岩學堂並沒有被義民攻擊,竟有荒唐的所謂「凡所設施悉予毀棄」之說;視此國府推出的碑記,竟似完全耳食於日據初期當年就順受日語傳習所教育的台人,未能真正自行調查與研究,而任其人鬼話,真是可嘆。


其四、國府版之二──2006年6月,馬英九的「六氏先生事件」


相較於1958年國府推出的前述「碑記」,馬政府當時的文化局長廖咸浩應該進行過相當的研究與調查,所記述已非耳食而已;其兩份資料,「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之概要如下──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馬關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為了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在台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896年元旦,第一批來台教授日語的六名教師,在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刻意將六位教師形塑成日本教育者的精神象徵。並請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題字立碑〈即『學務官僚遭難之碑』〉。


展場的說明──「芝山岩事件始末」

「……時台灣北部武裝抗日不斷,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北部義軍於1895年除夕,『全面反攻台北城』。1896年元旦,芝山岩學堂六名日籍教師遭抗日民眾殺死。史稱芝山岩事件。為讓甫推行的日語教育不受影響,殖民政府在芝山岩上樹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碑後文字將殺害日籍教師的抗日民眾以『土匪』稱之。……此後殖民政府不斷擴建相關設施……1930年又建『芝山岩祠』;將六名日籍教師與其他在台死亡的教師合祀其中。以塑造日本人『為台灣教育犧牲奉獻』的形象。……」


比較國府在1958年與2006年,前後兩次處理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上,應該是有相當的進步;尤其看2006年當局把該事件區分為兩部分的描述,即關於六氏先生事件與芝山岩事件始末,應是一進步。但是仍有重要的疏漏,應予提出。

一、關於「台灣成為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這是真的嗎?有必要提及嗎?這是後藤新平為其前日本各統治者失策而提出的託辭──似乎是有「新手上路,請多包涵」之義。而史實中,取得台灣之前,日人有取得北海道與琉球的前例,哪裡是他們的「第一個殖民地」 ?

二、關於「前往台北城參加慶典活動途中,被人殺害」──就史實言,當天早晨他們六人有意去台北參加慶典活動,確實不錯;但是在渡頭獲知台北動亂已生,就折返了;後來是在校外被殺害;如此說是「途中」,顯非事實。

三、關於「日方為避免往後的國語教育受挫」問題這個問題,是前述兩份資料都提及了的重要問題,「國語教育」對於我台人是否重要,應該要分辨清楚。1898年,章太炎避難來台,當時見我島的教育曾專文批判稱「論學校不宜專教語言文字」及「今後學者徒從事於口耳觚牘之間而勿覃思,於是吾憂後生之冥冥」 ,正是後來林獻堂先生對梁啟超控訴的「最可痛的愚民教育」 ;對於當時那樣的「國語教育」,其「受挫」對我先民之意義究竟為何?為那樣的教育「犧牲奉獻」,形成其「精神象徵」,是怎麼回事,竟然未加說明。


叁、餘音

古語有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關於芝山岩事件的問題,其處理需要時日,顯然也應該作如是觀。

不過,由1958年楊卻俗的耳食文字,到近五十年後,馬市府對於該問題的掌握,高標出「『芝山岩事件』反映了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則見證了殖民主義者之統治思維與統治策略;為讓這段歷史能讓後人借鑑,……以期擺脫殖民者史觀,重現台灣人風骨。」 來呈現該事件的時代意義,應該已是一進步。

然而,就研究言,該事件的時代大背景,乃木總督所自述的種種惡質情況,應該也就是曾經使我島人口消失近百萬人的「攘逐殺戮政策」之實際,以及前述關於「日語教育」之愚民真相,為何都沒有人關注?

此外,居然在看來比較有研究的馬市府時代竟然會強調1896年元旦我先民的起義是以所謂的「為讓日人無法歡度在台的第一個陽曆新年」的理由而各地起義──那樣的起義理由,怎會能夠「反映我台灣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的凜然正氣」呢?個人的研究實在無法理解──這一步是否退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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