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番膏、台北大空襲到二二八死亡人數,對於三段黑歷史的教學建議 | 郭譽孚

最近在網路上,有人傳來吳國譽先生的關於「窄化課綱」與「課本沒教的吃人黑歷史」的兩篇大文;吳先生曾是北市府的市長室主任研究員,現在是中華奧會秘書長;是當年著名的田徑選手吳阿民之子。

看到名人之子的表現不錯,真是為我們的社會感到滿高興的;因為那對於年輕學子應該會是不錯的典範。

不過,我們中華文化中有「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理想,我想談談上面他所注意到的三個問題。

個人出身教育專業,我想教育者的工作,主要的功能是提供學生值得思考的素材。由所提供的素材,例如,上述三事件,讓學生產生好奇而願意探索,從而不僅促進它們的思考能力,進而更能夠讓他們有能力建立自身充分獨立自主的三觀,而更有能力面對未來那可能更為複雜變化的新時代。

為了這樣的目的,個人認為我們的探索可以分為三部分來進行──即,一〉該事件內容的真實性;二〉該事件發生的原因,三〉事件發生後的影響與應對。以下本文將以上述三段黑歷史,來考察──

其一、關於製作「番膏」──相對於「馘首」

這是在過去教科書中絕對不曾提及的一段黑歷史;是指一直到日殖初期,我島漢族還曾維持了這樣把原民煮食的兇殘作為。

它的重要性,應該是起於大家通常只知道當年原住民族群盛行「馘首」,漢族曾深受其害;卻不知道漢族曾經如此對待原住民;讓原住民感覺沒有被平等對待。

但是,這時教師是否應該防止學生因而認定人都具有某種殘忍的天性,而可能竟自然對於兩種殘忍行為給予某種合理化的肯定?

這時就所知,教師似有必要說明,原民的「馘首」,來自他們關於神判性的「出草」的素樸信仰;可能來自某些競爭,例如,勇武或爭鋒;或為了避疫、禳災,為其原因。

而「番膏」的作為則出自漢族的祖先崇拜及其「食肉寢皮」的懷恨與「身首異處」的死者將無法投胎轉世,長期成為「孤魂野鬼」,家族將失其庇佑的信仰,更加上其意欲逃避其對於出草原民的強烈恐懼;此為其原因──此中,「番膏」並非對特定殺人者,似乎不太說得上報復的層次;相對的,當時「前近代」的漢族對於原民所採取似有兩種型式,那是對於受其同化的平埔族,頗能平等處遇,其中甚至有請赴北京獲得當局冊封者;而對於深山出草的難敵者,則以近似對於「萬獸之王」,利用虎皮、吃虎肉、虎鞭、以虎骨熬虎膠……,那「吃啥就可補啥」的態度;真可簡化說那只是一種輕視嗎。

然後,就兩種情況教師都應該給以當代性的批判與啟導。

關於該事件的真實性,都屬於過去事件,似乎對於該事件內容,尚無明白的爭議。

關於該事件的影響;其政治面的影響似乎較大;若未經充分比較,漢族的自我認同可能受到衝擊;學生若因而自卑,以此事為族群之恥,有利於當前執政者的「去中國化」政策之推動。

是否為防止有此自卑的現象,教師應該可以由近而遠地提出相關的各國史實提供比較──

一、日本的黑歷史───1930年,霧社事件後,日警曾有吃我原住民肝的情況;1868年,明治維新之初的征伐中,雙方都有吃敵藩心肝的情況;傳說因此而致會津藩與薩摩藩後來長期不通婚。

二、美國的黑歷史──1500年,居住在美國境內的印地安人總人口在3000萬至一億之間;到1890年,美國印第安人的人口只剩下38萬人;因為,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在1779年親自指揮針對印第安人的大屠殺,士兵將被殺死的印第安人剝皮做成長統靴。而《獨立宣言》起草人、提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美國第三屆總統托馬斯·傑斐遜則曾指示美國人必須「滅絕印第安人或者將他們驅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

是否這樣地處理之後,才比較能夠讓好奇的學子們,沉思我們歷史與人性的真相;不會過份地理想化,較能面對複雜的現實?

其二、關於「台北大空襲」──

在過去大家熟悉的二次世界大戰史事中,

我們很少注意到我們的島嶼曾經受到強烈的轟炸,但是那卻是我們先民當年頗長期的一段重要的經驗。我們如果都不知道那些,如何能夠理解當年我們親長們不由自主的悲哀?

就個人言,我也聽說過當時我先民在轟炸中所經歷過的可怕經驗;例如,身邊親愛的人,剎那之後就死亡了;剛才還挺立的電線桿已經折斷了,或者有的電線上竟然掛著人的血肉;甚至,一起躬身躲入防空洞的人,在轟炸的震動與煙霧過後,竟然就沒有能再站起身了──那是多麼可怕的經驗?曾有那樣經歷的人們,與沒有那樣經歷的人們,他們的人生底色是否會有多大的不同?

因此,我們知道了這段黑歷史的真實性,同時我們可感受到思考與探究的必要。一旦開始探究,我島遭受悲慘轟炸的原因,應是我們首要面對的。

一、被裹脅者、被犧牲的不幸身分

日本侵略者在近五十年前取得了我島宗主國的身分,我島就等於被裹脅的人質,被綁上了賊船;來到賊船之上,除倍受掠奪者的苛虐之外,更有不得不「有難同當」之苦;侵略者公開宣示種種大言,例如,武運長久、八紘一宇、解放東亞殖民地、最終決戰,將獲得世界和平之類;但我先民由其自身受裹脅的經歷,應知其為虛言,自身之受轟炸,實在並無偉大的理想,乃是受到裹脅的、那被犧牲者的身分。

二、與對岸中國所受的「重慶大轟炸」相比

台北大轟炸,發生於1945年5月3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同盟國軍對身處侵略方的日殖台灣所發動的轟炸行動,為臺北市歷史上所遭受最大規模的空襲攻擊行動。根據當時美軍第五航空隊記載,美軍總共在台北投彈310噸,依臺灣總督府統計1944年10月12日至1945年8月10日,全台灣空襲死亡5,582人、失蹤419人、重傷3.667人、輕傷5,093人,罹災277,383人,而台北死亡1,678人,失蹤170人,重傷891人,輕傷1,316人,共計死傷4,055人。

「重慶大轟炸」是指身處被侵略方的中國,由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對重慶進行了長達6年半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1938~1943年5年間日軍對重慶實施218次戰略轟炸,其間空襲重慶及附近地區200餘次,投放包括細菌彈在內的各類炸彈2.16萬枚,炸死1.19萬人,炸傷1.41萬人。據稱,其中最慘烈者是1941年6月5日晚上9點左右,日軍展開重慶大轟炸,市民倉惶湧進附近防空洞,僅能容納四五千人的防空洞裡擠進了一萬餘人。日軍飛機輪番轟炸下,空襲長達3個小時,期間隧道頂起火,而洞口憲兵阻止人們在轟炸結束前離開防空洞,由於擁擠和缺氧,造成了窒息及推擠踐踏的慘事,據稱其死亡者達三千人,是為重慶隧道慘案。

依照時代先後來看,1945年發生的「台北大轟炸」,確實可以視為盟軍對於日軍對華「重慶大轟炸」的回報;應也可視為對其整個侵略行動的反擊。

三、關於該事件的省思──

戰爭實在是任何人類社會不必要的經驗;然而,似乎總是有人懷抱著對於戰爭勇武的憧憬,不知戰爭中,任何珍貴的生命真是如草芥般,失去其價值!甚至有人,至今還像當年日本軍人一樣懷抱著「戰爭是文化之母」之類的觀點;真是讓人遺憾。

戰爭,其實是人類文明的毀滅;製造各種麻煩都不要緊,麻煩可能使人聰明,增加耐性,但是請勿製造戰爭、挑釁戰爭;應該如何制止戰爭?尤其看到某些將戰爭製造為遊戲的圖利者,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警覺心似的!

這使我想起該「黑歷史」若能與古人那哀號著「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的「弔古戰場文」相呼應,應可加倍提醒我們社會對於戰爭應有的警惕心。

其三、關於二二八悲劇的死亡人數──

吳先生的兩篇大文,在標題中僅提及了「番膏」與「大空襲」;但在該文末,卻提到了另一關於二二八悲劇的「黑歷史」,個人覺得十分重要,願藉此一述。

吳文中是在「轉型時刻,用科學方法帶出歷史正義」的小標題下,提及了這段「黑歷史」──「最新研究,……台大社會所博士生林邑軒、碩士吳俊盛所發表……以不同於以往的科學方法,人口學方式重估事件中的死亡人數為1304至1512人之間。」──這個強調科學的研究報告與過去我們在許多資料上讀到的,有多大的差別?那是怎樣的「黑歷史」?

以下,我們將由該研究所接近的真相談起。

一、關於該研究接近了真相

兩位年輕學者的研究,何以能夠突破過去研究的窠臼,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個人以為,過去的學者對於此一深具政治性、且在戒嚴體制下缺乏研究空間的議題,往往懷有某種負疚感與補償感;年輕的學者比較沒有這類的內在壓力,使得它們比較敢於自由探索各種可能性。

當然,也可能只是巧合,年輕朋友一上手就選擇了可能最少受政治干擾的理想研究途徑──以「性別死亡比例」來考察這個眾所注目卻莫衷一是的悲劇。

它根據人類社會中不同文化下,男性與女性自然死亡人數通常有穩定的比例,以及該政治性的悲劇事件中,通常會以積極行動涉入者確實絕大多數為男性;因而,該研究乃能以「1947年,3至5月,超過原本自然死亡男性比例的數量,則推估為228事件死亡數。」而推估得到「死亡人數為1304至1512人之間」。這樣極為簡單明瞭的答案,頗貼近於我島上二二八事件補償基金會數年來實際受補償的受難者人數。

相對於過去對於此問題的各種研究,這是最貼近於該基金會所公布的受難人數不及千人的最新數據。它的出現,極可能是真歷史;因為個人的台灣史研究,雖然曾經採用類似名作家李喬的觀點,向不同於兩位年輕學人的研究方向出發,但是個人的探究卻達到與兩位年輕學人類似的答案。

兩位年輕學者的研究,可說揭開了另一頁黑歷史。

二、關於該段黑歷史的由來

那一頁黑歷史的主要內容可說是由過去坊間的各種傳言,由兩萬到二十萬的死亡人數,以及當年的名作家李喬與官方委派的人口學家陳寬政完成的。

李作家的研究,是在發現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我島的各年人口死亡率有從該1947年突然下降的情形,就由於該一變化,符合其心中原來的預期,因而就認定該年劇減的人數應該主要就是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

但是他的研究被當年官方委託的人口學家陳寬政批判為粗率,但是陳教授較嚴謹的研究所得的結果卻與李作家的答案相距不遠,李作家的答案是「一萬九千人上下」,陳教授對於自身的研究並不滿意,拒絕公開,但其一度所得之數據──「也許是在一萬八千與兩萬八千之間」──卻已不脛而走的流傳於外。因而,就有了那一頁當前關於「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兩萬人上下」的黑歷史。

要到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完成了對於受難者的補償之後,由於在「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常理下,出現的受難者竟然只有不及千人之數,才開始有了不一樣的歷史真相的聲音出現。

何以竟會發生如此的現象?

應該真是政治上的立場問題,可能如何地左右了歷史的真相;難怪德國批判哲學的大家康德要說「政治是高明的騙術」!原來當年美國在二二八悲劇上的報導,真的並不客觀中立,所以,由它長期提倡的科學研究,可以證明它們的報導並不可信;而也證明了我們中國古代洞察到的人類社會那「不知其苗之碩、不知其子之惡」現象的批判,真是偉大的真理。

該悲劇事件通常有「官逼民反」或「民逼官反」之說,那是對立雙方根據各自認知與經驗而形成的論點,很難真有充分普遍性的價值;更何況,就任何社會言,衝突只要不上升到革命的水準,「反」在理想的進程中,不見得就是壞事;而「逼」,雖是令人不愉快的壓力,但也要到讓人「反」的程度;其關鍵問題又可能落在每個人承受壓力的韌性之高低不同。因此可能此類事件的真相,實在不容易定論而容易被其對立者黑掉。是否這就是此一頁黑歷史重要的由來?

三、檢討過去的台灣史研究──學術的主體性問題

如前述,關於二二八悲劇死亡人數的研究,是一個深涉入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問題,原來就很不容易釐清;更何況相關的數據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影響。如何能夠脫離相互間的隱隱合縱連橫的形勢,絕非易事。

很可慶幸的,我們島上的年輕學人發現了上述可能逼近真相的途徑;而恰巧個人的教育研究正好也逼近了這個數據。

作為一個民間的教育專業者,我自身的經驗讓我想檢討這學術主體性的問題;我們的學術研究很缺乏台灣的主體性,論文題目往往只是努力地想證明我們島嶼上的現象符合西方的理論,同時更有誤認依循西方說法才是進步的觀點。

我們對於我島上這個悲劇事件的死亡人數的研究就受到這類觀點的影響;在所有的文獻上,該數值由兩萬人到二十萬人,給予研究者強烈的暗示,也形成明顯的預期;於是所有的研究要能夠達到這種預期範圍內,似乎才有研究成果可言。

我們今日所有的台灣史研究,就個人所知,就是以美日先進國家的預期自限的,缺乏真正學術上應該有的主體性;因而在這個悲劇的死亡人數上,不敢面對補償人數遠遠不如主流學界預期的真相。

個人在研究中,知道有這種預期,但是不認為美日兩國當年是客觀中立的腳色,因而,個人雖相當認同李作家的觀點,只是個人的關切沒有那類強烈的預期,所以我對於李作家所指出的1948年一萬九千人的死亡人數的縮減,沒有其所獲得預期滿足的成就感,而就不考慮停止研究。

我卻正注意到當年世界史上的重大發明──被視為「起死回生」[1]的抗生素──是在戰爭期間由西方研發而此時普及了;所以我島在1948年的死亡人數大縮減,很大一部分應該來自當年抗生素的普及,當年我島上死亡率前一、三名的肺炎〈1940年,死亡達2.7萬人〉、破傷風〈1935年死者有5100人〉與肺結核〈6900人〉、傷寒、白喉、敗血症〈1100人〉、猩紅熱、梅毒〈727人〉、淋病等,抗生素正是他們的剋星〈以上資料可見於「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陳紹馨著,聯經,頁64~66〉,因此1948年之死亡人數之大縮減,並非只因沒有二二八事件;要知道,同在1948年,日本的死亡率也有大幅下降的情況,但是日本並沒有發生二二八事件啊。

最後,我想我們應該感謝年輕的兩位學者,提供給所有教育者如此深具主體性而有力的數據。也使得關心時局發展,認為當局「去中國化」可能真的從此就惡化局勢的關懷者,可以感受到年輕人其實還是相當有希望、可以承受我們鄭重期待與付託的。

我們也應該感謝兩位可敬的前輩學者,一位是中研院的劉翠溶教授,沒有它的支持和指導,兩位年輕學者應該不可能提出這樣水準的研究報告。另一位是前及著名的陳寬政教授,她雖然提出了接近於當政者所預期數值的研究報告,但他最後審視時,由於學術的良知,公開對於自身的研究所得,提出批判而拒絕公開,因而其論文沒有收入官方印行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他當時的自我批判語是「如果不考慮資料與假設條件的不準確性,我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也許是在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我們並不確知最後所估算出來的數值中究竟有多大成分是計算誤差、假定誤差、或是基礎資料不正確的結果;以當年六百三十萬人口來說,百分之一的推計誤差就是六萬三千人,而百分之一誤差已經是一般人口推計中可接受為極微小的誤差,我們於此地所提出檢討的卻是比這為小誤差更為為小的數值,其不確定性可想而知……」──個人以為這是學術良知在政治權勢前相當可貴、值得我們肯定的表現,只是可惜的是,對於他這原本拒絕公開的數據,長期以來在坊間仍然相當普遍地流傳著;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出面強調他的自我批判,更不要說是否應該考慮我們在此舉出的戰後抗生素問世對於本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了。

以上,是一個教育專業者對於吳文所及的三項「黑歷史」的考察與教學上的建議。


[1] 例如,盤尼西林可克制的病原菌種甚多,青黴素可以殺死幾種細菌,包括葡萄球菌和鏈球菌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comic/mqomqmp.html;以其中的肺炎鏈球菌為例,該菌一直是造成成人或兒童侵襲性感染的主要病原菌。臨床徵候包括無症狀之鼻咽腔帶菌、肺炎、菌血症、腦膜炎、中耳炎和鼻竇炎等,其他如敗血性關節炎、骨髓炎、心內膜炎、心包膜炎和腹膜炎等。甚至會導致休克、腎衰竭、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散播性血管內凝血、多重器官衰竭和死亡。在青黴素未發明之前,此菌引起之肺炎死亡率高達30~35%,佔人類死亡疾病之首(captain of the men of death)。青徽素用來治療後(1944),死亡率降至5~8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屬網頁──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oAznsrFTsYK-p12_juf0kw青黴素和其它後續的抗生素使人類第一次可以治癒由細菌感染的疾病。人們的平均壽命大幅提高。僅以美國為例,從1938年到1956年,兒童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90%以上,人口平均壽命增加了十年以上。人口學家把這段時期稱為「死亡率轉變的重大拐點」。青黴素和其它抗生素創造了「現代醫學奇跡的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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