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看美國導演的「二二八悲劇」與兩岸及藍綠關係 | 郭譽孚

自從李登輝時代強調本土化以來,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前後,我們的社會就會掀起一陣撕裂;尤其是自從「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正式出爐之後。

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又來到了;自然不能免俗地,社會上又出現了不平的聲音;只是綠營全面執政之後,其宰制社會政治與經濟的手段絕無客氣,使得曾經長期執政的野黨藍營簡直欲振乏力。

如今處境可說是氣急敗壞的藍營,實在值得同情,然而,回顧當年其長期執政的偏失,實在此不幸的處境,可說也有其社會發展的自然辯證之理。外人實在很難涉足此歷史的大辯證中。

不過,身處於大社會中,知識界眼看當前處境所造成的社會內耗嚴重,不僅社會意識上萬般阻滯,實在不是我們社會無辜大眾所應受;而其透過兩岸關係所涉及的島內經濟問題,更是日益深重,希望大社會能及早脫離此種情況的我島知識界,是否有掙脫這個近二十年來的長期趨勢之可能?

個人長期要求自己客觀研究台灣史,對於二二八悲劇的探究,也曾相當投入;看到今天的綠營迷信「轉型正義」、元凶、屠殺,而藍營努力反對之;個人覺得就正反對立言,真是十分無解;不過,我們的時代中似乎仍有某種正反辯證的理想發展之可能,個人願意在此向我們知識界的仁人志士,提出此一得之愚。

一、歷史上,美國的企圖心

當前我島這個惡劣局面的形成,各方研究者各有偏重,然而,稍微仔細的研究者,應該不難發現,對於當年美國在東亞的角色,竟有藍綠同時給予忽略的現象;然而,舉例言之,今日美國勢衰,但是少有人相信哪一個美國的盟邦敢於輕忽美國對於自身的影響力;然而,當年大戰後,美國勢盛,國府百廢待舉,如何研究中國問題能夠忽略美國的影響力?更何況,美國之關切我島,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已經開始,維新後就有牡丹社事件、馬關條約,二戰中更曾經表示其戰後的企圖心;只是當時國府沒有同意而已。二戰後,他那企圖心,怎能被忽視?

二、由「被出賣的台灣」考察美國之角色

要理解美國當年對於我島的企圖心,最佳的說明應該就是當年其駐台北總領事、中情局幹員柯喬治的大作「被出賣的台灣」,在這本描述戰後我島慘史的名著中,他強調了戰爭末期盟軍本有登陸我島,也就是把我島由美軍佔領的計劃,也強調了戰後我島民視美國為神國,企盼美國干預我島情勢的心理。

甚至,該作者也為我們坦白描述了該書名,關於「出賣」一詞的由來,稱「美國的宣傳煽起怒火  然而較無經驗的年輕人,他們因美國新聞處在島上所散布的不適當宣傳開始想要採取直接的行動。此刻台灣島上的情勢──悲劇即將來襲──預示著後日波蘭及匈牙利的暴動,在那兒,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輕易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承諾,及美國要『解救』他們的宣傳。」

三、新時代,大家應該研究該書

這樣一本重要的著作,我島研究二二八悲劇的知識界何以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何以沒有人深入研究,其中有多少是真實的?有多少重要問題被隱瞞?

而多少留學生出國之後,第一本政治啟蒙書就是此書?出身自無菌室的我們青年,綠營的,因他而憤懣、壯大,藍營的可能因他而惴慄不安,只想早日鞠躬道歉、拿香跟拜?在那個所有學界人士似乎都以為美國就是客觀、中立,是人類社會理想的年代──每個國家只要丟掉傳統,學習西方就都能夠現代化,達到偉大的人類大眾消費時代。

然而,今天,由歐巴馬、希拉蕊,經過川普、蓬佩奧,到拜登,由打壓華為、黑人也是人,到新冠疫情所揭露出來的西方社會真相;是否應該不只是讓我島所謂的「統派」增加信心,是否也應該可以撼動當年那些出自無菌室的綠營與藍營?──如果由當年到今天,其實西方國家的作為原來可能就是一貫的欺瞞與哄騙與暴力,大家真的應該在有生之年,做最後的一次反省。

四、該書裡面有多少重要問題值得揭露

先看該書的幾篇名人序言,其第一篇是引文,引自著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1947年8月,美國魏德邁將軍報告書裡的段落,其中強調虛偽的所謂「日本人早已把電氣化施行到偏遠地區,……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有閱讀、書寫能力。中國大陸之情形卻正好與其相反。」之類,因而得出所謂「日治下的台灣情況反而比較良善」。

當年的史實卻是到大戰的末期,日本在我島推行的「十年國語普及計畫」,號稱「懂得日語」的我島民,只達到過半而已;所謂「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有閱讀、書寫能力」,真是隨便說說;當然,該書絕未指出魏德邁將軍就是那位在1945年底,向國府提出「美蘇中共管中國東北」被國府拒絕的美國人;他的話語真是客觀中立的嗎?

另有一「前言」,由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史卡拉皮諾撰寫,作為全書的導言;其中作者推薦該書,稱「忽略柯先生的提案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曾收集了太好的證據。他的基本論點,與我深有同感,台灣人民的自決,正與我們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不謀而合。」;這在當年,美國漂亮地以「世界警察」的說詞,稱霸於自由陣營之際,真是極為強大的表態,也是對於過去「出賣」的後悔。只是今天由於敘利亞、利比亞、伊拉克、埃及等曾被其「警察」的各國之慘狀,與前述今日的美國真相,已深深顯示了這種霸權國家的真實居心,但是當年卻並沒有充分被察覺其虛偽。

其內文的問題很多,應該從哪裡開始呈現其主要問題──就由他如何醜化當年的台灣執政者陳儀開始──

陳儀的一個爪牙也來向美國領事求救,一定要把陳儀的日本姘婦〈台灣的『第一夫人』〉弄出台灣,她也有要事飛去上海不可──」

事實上,陳儀只有一個妻子,是他在日本留學時,表現不錯,其教官把女兒付託給陳儀的;日本姘婦之名,對於所有女性讀者言,應該都是個頗易有效的惡毒醜化。

政策的扭曲與醜化──

「二月一日,……在台灣,傳統的中國地主制度是眾目昭彰不受歡迎的,很清楚地,比較有效率的日本地主三井、岩崎及皇家經紀人等不久將被孔、宋、蔣三家取而代之。因此民眾向行政長官請願,要求改變拍賣計畫讓台灣佃戶優先購買……陳儀似是而非地辯稱,時代的潮流需要大機械來耕作大田地,台灣人與中國人應該經營集體農場。當民眾繼續反對時,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長官指責台灣人之批評土地政策是『無道德』的,他忿然地拒絕任何爭論。」〈被出賣的台灣,頁245〉

當時的史實,真的是「在台灣,傳統的中國地主制度是眾目昭彰不受歡迎的,很清楚地,」嗎?真的不久將「被孔、宋、蔣三家取而代之」嗎?真的是「民眾繼續反對」嗎?

作者原來不知道,日殖五十年,對於我島舊制改變不少,但對於傳統地主制度簡直沒有變動,可說是利用舊日地主制來奴役統治的!

他是沒有當年的史料嗎?還是故意隱匿?我們今天可以找到當年的政策資料是──

「日本佔領時代,政府及各會社〈如墾殖會社、糖業會社等〉各移民村,各私人佔有的土地,特別是耕地與將來可耕的土地,須依據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分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但除小塊土地外,以輔導農民用合作社方式,組織合作農場,由農民自己共同經營為原則。政府經營的農場,需限於『試驗』『示範』兩者,不要多佔土地。為輔導農民經營合作農場,關於機器、技術、資本、運銷等,政府須予幫助,必要時可特設指導農場的機關,訓練招集,確能刻苦耐勞、曾受農業與合作教育的青年,到農場去為農民服務,總之,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改善人民生活,而改善農民生活,首先須改善土地分配……」「合作農場須知」,1947年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印行

而且他還隱匿了我們今天還可以查到當年我島記者對於該問題的紀錄,原來當時民間的反應是這樣的──

「俗話說,『耕者有其田』,據說陳長官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發表:『應該像一般省民開放日人時代的台拓所有地及其他國有土地,或者依照某些規定,公布給予各種耕作機會的處理辦法。』,這一辦法果真實施的話,一定會救濟許多失業者,其家庭也會隨之得到好處。假如農業發達起來的話,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也會隨之發達。老百姓過去沒有拿過鐵鍬,就未必不會幹農活。重要的是,要從事一份與自身體格、智能程度相合的工作……這是新台灣,不,應該說是新國家產業建設的很好榜樣。」〈原文收入「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下部,「談談台灣的現狀」,頁20〉

看看那是怎樣重要的政策,民間對它曾經抱著怎樣的期許?!這個作者為何如此地加以扭曲與醜化?何以我們可敬而崇高的藍綠學界,都能夠掠過這個問題──直到今天的時代,我們仍然願意迷失在當年那西方文明必然是「客觀中立」的迷霧裡嗎?

最後,該書第四章「穿著制服的美國人」中,有一小標題美國:『神之國』;其中這樣描述著美國人在我島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時候美國被台灣人稱為『神之國』。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美國的地位更高……」──當時甚至我島上的傳統廟宇也自動出現了「神佑美國」的儀式。

不過,該一現象卻使我想起了另一種可能性,當年非基督教的傳統廟宇中都出現了那樣的現象,那麼在基督教會中可能更是怎樣的狂喜的神性?如何看待前述的關於「聽信美國人對他們所做的承諾,及美國要『解救』他們的宣傳。」?是否由於一切由於「神性」,而皆可為?

那是否就是我們所聽說的「台南二二八悲劇」的核心之所在──基督教名人侯全成竟被我島名記者楊熾昌如此指責──「我個人覺得湯的死亡和侯全成有絕大的關係,侯是一個奸詐的人,在二二八初起時他利用湯德章的人權保障委員會藍色白字的旗子綁在卡車邊,而他則人站在卡車演講,車的位置在議會前面的十字路,內容極具煽動性。……他的言論大半是說今天外省人如何如何,全說的是壞話。哪知道軍隊來戒嚴後,他的態度卻做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全向軍隊靠攏了。他舉發湯德章是日本人坂井德章……」[1];個人實在難以想像,一位平實有著真誠信仰的基督徒怎會做出那樣傷天害理的事情?

但是,在那個時代中,如果我島人真誠地相信了前述當時的動亂乃是「神之國」透過它們宗教信仰的人類救贖,「救贖台灣」的一部分,就像日本侵華,有石原莞爾將它名之為世界上的「最終戰爭」,乃是「世界和平」的開端一樣,前述「侯氏」的作為就可以解釋了──這也難怪,據稱當年「二二八悲劇」中,基督教長老會人氏死亡的人數不少了。

五、結語

以上的,關於二二八悲劇的觀點,是在我們的新時代中產生的;過去由於我們都誤以為美國在現實複雜交錯的世界中,長期都代表了理性、客觀與中立,因此我們兩岸與自身的歷史都偏失了若干主體性;感謝新時代的到來,我們才能充分地看清楚美國在國際社會的真正角色,希望我們島內從此減少內耗,兩岸也自然交往,以我們自身應有的理性與感性。

個人以為,複雜的過去一旦揭開這層美國的簾幕,是否可能比較清晰?我們島內與兩岸,過去頗有人喜歡引用詩人的名句說「渡盡劫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泯恩仇」;個人以為,對於我們島內的與兩岸的悲劇,我想小人物的我,可能會想把那豪氣的「一笑」兩字,改為卑屈的「泣血」兩字,以誠實顯示自身的哀傷,不知道是否有人會嘲笑我的軟弱與痛苦……


[1]「楊熾昌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3,二二八事件專號,1992/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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