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個後知後覺的宣傳家 | 謝芷生

孫中山先生在對革命實踐的論述中,把人分成三類,即先知先覺革命家,後知後覺宣傳家,以及不知不覺實行家。國民黨中稱得上是先知先覺者,大概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當之無愧了。其餘的追隨者不論多偉大,都只能算是後知後覺的宣傳家。例如臺灣人十分敬佩的林覺民烈士,以及原屬光復會,後加入同盟會的秋瑾烈士等,都屬於此一分類。

而當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轉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後,此階段稱得上是先知先覺者,應首推最早把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的李大釗、陳獨秀了。但中共對二者的評價是有區別的。原因是,後者1927年後由於理念不同,尤其是在對國民黨態度上看法差異,而與黨漸行漸遠,甚至1929年還被開除了黨籍。

國民黨先烈中,秋瑾是令筆者印象最深刻,最敬佩的人。她是生於福建的浙江紹興人。大約三年前,筆者去紹興遊玩時,還曾經過她壯烈犧牲的牌樓。大陸對秋瑾十分崇敬,除了在紹興其犧牲處立有碑文外,杭州西湖邊還有她的大理石雕像。她是中國提倡女權的第一人,生在那個時代,能有此思想實在太了不起,太偉大了。婦女若無法取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中國只解放了一半。

誰都希望自己能做個先知先覺者,但就革命而言,我們出生的年代只能做個後知後覺的宣傳家了。而且既不是民主革命,也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家,而是中國和平統一的宣傳家。凡是1970年後陸續參加到保釣運動,以及後續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中來的人,不論加入的先後秩序,時間的長短,都不愧擁有此一稱謂。

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需要代代星火相傳,持續努力,才不至使前人的犧牲奮鬥付諸流水。因此今日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與孫中山先生創導的民主革命,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一脈相承的,並無價值上的差異。一個真正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信仰者、實踐者,就不可能反對後續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今日的中國和平統一運動了。

中國和平統一的能否實現,關係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能否實現,是當代全體中國人必須共同努力奮鬥的目標。遺憾的是,1945年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共間即爆發了內戰。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後,由於手中仍掌握了制海、制空權,集結福建前沿的解放軍,在1949年10月登陸金門(古寧頭戰役)失敗後,就未再試圖渡海。1950年6月朝鮮戰爭(韓戰)爆發,美國遂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兩岸統一終未實現。兩岸對峙的格局成了中國的軟肋,國際反華勢力動輒藉此進行敲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成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為著維持法理上的一個中國,我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做個後知後覺的宣傳家,我們此時正應發揮宣傳的功能。讓大家知道,兩岸的統一關係到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成敗榮辱。上對祖宗、下對子孫,我們都義不容辭地需為此拼搏,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台獨也好,獨台也好,支撐他們反統立場的並非什麼理念,而只是為著維護一點個人的既得利益罷了。他們鼠目寸光,看不到兩岸統一後,將為臺灣帶來的巨大利益 。這個利益不只是屬於少數特權階級,而是屬於廣大臺灣人民,甚至是整個中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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