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台灣與韓國的不同 | 徐百川

韓國人反日,台灣人親日,源於日本對韓國與台灣的殖民史是不同的,因為當時韓國與台灣兩者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

韓國被日本統治時韓國的統治階層與社會精英基本上是保留了下來,如果日本想要完全除滅的話,是會激起韓國全民抗日的。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尊重韓國的體制結構和文化,以綏撫韓國人對日本的歸順之心,因而韓國的民族精神與文化傳統的支柱並未倒下。

而台灣就不同了,割讓之後上層統治階級與社會精英全都逃往大陸走避一空,下層民眾都屬於渡海討生活的農工階級,起而抗日的民間精英人士原本就稀缺,力量也單薄,又被屠戮殆盡。割讓後不到十年整個台灣頓失民族精神的依持,文化根基又脆弱,一般人只能聽天由命為生存而生存,易於滋生順民心態。

所以精明能幹的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極為奏效,就很容易壓制了台灣人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反彈心理。後來還洋洋得意自我表功,說他看出台灣人「貪財、怕死、愛作官」的性格,顯然他忘了他屠殺的至少11950抗日台灣人。後藤成功地使得台灣人逐漸成了順民,在這個基礎上,所以日後日本能夠順利推行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徹底醜化中國民族的奴化教育,這是日本在韓國做不到也不敢做的。

日本先進的現代文明也就很容易地成了台灣人新的精神指標,使得台灣人喪失自尊自主、自立自強的氣節,傾向於對日本逆來順受。許多地主仕紳為求自保,甚至投靠日本想要分沾壓榨台灣人的餘瀝,也積極日本化(當然也有一些是不得不順從而出於虛與委蛇),他們形成了台灣新的主流精英階級。此外,還出現了一批崇尚日本、依附日本而出人頭地的「三腳仔」。這些地主仕紳和「三腳仔」對日本人恭順服貼,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以說日本話,吃日本料理,穿和服照相驕其鄰里;能夠幸沐皇恩成為改過姓氏的「國語」之家,視為無上光榮,這在韓國是難以見到的(在韓國改姓氏是強制,在台灣是恩准)。這些精英階級都有資格和財力讓他們的後代受到較高的日本教育,自幼薰陶在日本的文化與民族的觀點下,使得這些子弟完全皇民化,成了台灣人精英之中的精英。

零星存在的私塾到皇民化之後才受禁止,漢文的傳承維繫了一些人的民族血脈;有些人在與日人同校時,一些個性剛烈的學生在受到日本師生歧視和欺凌的羞辱之後,也不乏有人產生自覺的民族意識。是以第二代的台灣人還是有人承續著中華意識和反日情緒,如蔣渭水、賴和、楊逵、張深切…等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在日本人的壓制下,只能遮遮掩掩地在筆會、文集等文人的小圈子裡流露,得不到社會的共鳴。敢對日本政府提出訴求爭取台灣人權益的蔣渭水,在一次演講後還遭到政府當局唆使台灣民眾對他丟擲泥巴,當時的政治氛圍已經完全為日本所主導。

皇民化之後,在崇揚日本、詆毀中國的教育下,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衰亂落後的祖國自然成了鄙棄的對象,許多青少年已經是恨不能生為日本人。日本人全力推行的皇民化運動,當然也就獲得了這些皇民仕紳、三腳仔與台灣青少年的熱烈響應,深慶自己幸何如也!能夠有機會升格成為日本人,『一思及此,感恩之情泉湧不已』,視如皇恩浩蕩的再生之德。

韓國在日本的統治之下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二戰後有位台籍日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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