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當初都做對,這場災難就可以避免。」真的嗎? | 譚台明

有些人認為,這場疫病最初在武漢爆發時,官員應對的並不好。遭他們詬病的至少有三點︰一、未及早告知可能會人傳人,反而說可防可控。二、打壓了包括李文亮在內的八名醫生「吹哨人」。三、在湖北兩會期間,疫情的新增人數巧合的停止了,被認為是政治操作。那麼,如果這三個缺失都沒有發生,在疫病初期當局即高度重視,則這場災難是否就可以在源頭處消滅?

就像一場火災,如果在起火點時被發現,全力撲滅,就不會釀成大禍。 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

問題是,如果這場火災不是一般的家庭失火,而是森林大火呢?森林大火也有發源的星星之火,但你如何發現它?一定要等到它成了燎原之勢,你才能發現的了。如果森林大火也能在星星之火的階段就撲滅了,那美國加州如何會年年有燎原的山火?可見以科技最為先進、資金最為充沛的美國,也一樣不可能從源頭處去防堵一場森林大火啊!

那麼,這次的疫病,它的性質,到底是住家失火,還是一場森林大火?我們不妨就事論事,以現在所掌握的知識,回到最初的現場,推演一下,看看當初如果都做對了,是否能防止這場災難?

假設在疾病之初(即一月初),官方即高度重視,視作是類似SARS重臨,立刻作了適當的動員,並且不考慮可能的經濟損失,立即警告大眾,那麼,會怎麼樣呢?

  • 民眾的恐慌增加,於是很多感冒或稍有呼吸道症狀者,都要湧向大醫院求診。但試劑等無論如何是不可能那麼快量產的,所以確診時間還是不及時,病患越聚越多,最終還是走向爆發。整體發展的事態,與現在的情況差不了太多。
  • 由於高度重視,醫療人力、設備等調度得宜,此病被控制住了,沒有大爆發。由於沒有恐怖的大爆發,於是,人們漸漸放鬆了警戒。(有誰還記得幾個月前的北京鼠疫病例?)但我們現在知道,此病的傳染力極強,而初期症狀如感冒一般,並不一定發燒。因此,就在我們以為此病被壓住之時,它其實已經默默的傳佈,在一段時間之後,重症病患累積增加,還是會爆發。也就是說,爆發會被延後,但仍然不可避免。
  • 由於高度重視,調度得宜,長期警戒不放鬆,這病的確有可能不爆發。但以我們今天的認識,此病之A型病毒是早已形成的。所以,此病可能不在武漢爆發,但難保不在其他地方爆發,最終還是會導致世界性的大流行。
  • 由於高度重視,調度得宜,長期警戒不放鬆,此病的「星星之火」確實就在武漢被撲滅,無聲無息在世上消失了。於是,人們根本就不會知道我們躲過了一場驚天大災難,而以為就是一場普通的新型流感。反過來看,就會覺得官員小題大作,大驚小怪,各種過度的警戒防衛干擾了正常的生活,更妨礙了經濟與過節的歡樂。於是,自古以來,曲突徙薪無恩澤,這些採取嚴厲防控措施的官員,不但沒有人會覺得他們有功,反而覺得他們有過。而外媒就會說中國故意藉著小病來恐嚇人民,藉機擴大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等。

還有別的可能性嗎?我想沒有了。總的來說,即便官方在最初不犯任何錯誤,但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幾種。以我們今天對病毒的認識?您認為那一種最有可能?

鍾南山院士曾經說,如果武漢提早五天封城,那病例數可以減少三分之一。鍾院士是站在醫療的角度上說的,自然有他的判斷依據。但作為一個行政官員,他要面對的、考慮的,就不是只有公衛,還有經濟、民眾反應、國際看法等等,於公於私,他要顧慮的面太廣,所以在這個疫病形成燎原之勢之前,自然很難像鐘院士一樣做大膽的決定。環顧全球,官員反應不都是這樣嗎?相對而言,中國官員還算是最能夠相信專家,果斷行動的。

有人聽了鍾院士的話,就想,提早五天封城能減少三分之一的病例,那提早十天呢?在李文亮他們提出警告時就封城,效果豈不是更好?這種想法,就不免脫離實際了。試想,回到一月13號,若在那時武漢就封城,多數人都不感覺到此病的威脅(只出現一個死亡病例),民眾能接受的了?就算官方高瞻遠矚果斷行動,但民眾還沒見識到這病的可怕,大家就不會配合啊!於是各種抗拒都會出現,封城效果大打折扣不說,還會引起嚴重的官民衝突。我們用「事後諸葛」的心態去議論先前的處置,無形中是誤置了前提,與「倖存者偏差」是類似的邏輯謬誤。

今天,我們討論武漢當初的處置,常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是一種全新的疾病,必須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個事實。而這「認識過程」,非等到真實的大量的病例出現不可,不可能在實驗室中完成的。我們即便很快就破譯了病毒的基因序列,但對於病症的嚴重性、危害性、傳染性、傳染途徑等,非得大量的經驗事實出現後,是不可能知道的。我們現在以後見之明要求當初主事者有超前的眼光,這是不合邏輯的。(反觀歐美等國的官員,在中國所出現的事實已如此清晰的情況下,仍然不作準備,則的確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最後,雖然我認為即使當初武漢的官員沒有過失,此病的大流行還是擋不住的,但並不表示我反對對湖北及武漢失職官員的追責。追責,不是因為他們釀成了此次的大流行,而是追究他們有沒有失職瀆職。換言之,追責,是出於維護官場紀律、整肅官箴之必須,而非追究導致疾病流行的責任。這個差別,我們一定要分辨,才不致於投鼠忌器,亦不致淪為為大災難找替罪羊的獵巫行動。

附記︰文章發表後,有一些不同的反應,所以想再贅數語。

此次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帶給人們的心理反應可分三個階段︰疫疾爆發之初,大家都覺得是武漢官員反應太慢,涉嫌瞞報壞了事。包括環球時報等媒體,都主張事後要調查追責,方方日記就更不必說。後來,雖然大陸政府動員得力,疫情漸漸壓制住了,但大家仍然覺得,如果當初應對得當,就不必有後來的大費周章與經濟損失。

但是,到了第二階段,疫病在歐洲散布開來,大家漸漸發現,「先進」的歐洲國家應變的還不如中國。照理,大陸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應變,反應不佳還情有可原;但歐美是在已經基本了解此病的情況下才爆發疫情的,怎麼政府的反應更糟糕呢?於是,這就會帶給人進一步的思考︰即,此病的傳播能力超乎想像的強,就算你預先知道它,沒做好有針對性的措施,所謂的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根本無濟於事。

到了第三階段,當疫情在美國爆開,發展之迅速,政府應對之乏力,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鏡。(台灣的趙少康多次在節目中說,你別看美國現在表現不好,人家畢竟是世界第一強國,真正動起來,局面會很快改觀。像口頭禪似的一連說了好幾天。但美國疫情至今仍沒有緩和的跡象,他也不再說此話了。)在此一階段,真正凶險的是,西方不甘損失,而挾其強大的國際輿論力量,硬要說是中國的初期的不透明,才給世界帶來災難,要向中國追責索賠。美國主流媒體雖然強烈反川普,但對追責中國這事,卻又出奇的一致,或支持或靜默,無人表態反對。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中國對初期官員是否有疏失的調查,就變得十分尷尬而詭譎,一不小心就等於是給「中國有罪論」授之以柄。

雖然本文分析了此次疫情無論如何是擋不住的,但也認為應有調查追責,不過強調了這並不是要失職官員(假如有)背負疫情爆發之責,而是為了導正官風,嚴肅官箴。但問題是,以目前的情勢,能如此冷靜理性看待問題者能有幾人?更不要說是在西方。群眾在傷痛之時,總是要找出氣筒,總是要獵巫找替罪羊;換言之,現西方主流是不講理、強詞奪理的,我們要「以理服人」,等於雞同鴨講。有些朋友就在這一點上指責我的不對。

對此,我無異議,甚至是同意。本文並不主張什麼,只不過是要講明道理。道理一定要講明白,我們在現實處境下的斟酌權衡才能本末不亂,進退有方。只願本文能對釐清我們面對問題的思路有所幫助,於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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