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統治的「重奠基」須知 十三之十二──明石總督特殊的跨時代性與「重奠基」 | 郭譽孚

1916年,藩閥寺內正式組閣時,已在「噍吧哖事件」之後;如何對該事件「善後」並將被衝擊的殖民體制「重行奠基」,其工作沉重,卻倍受帝國議會議員的攻擊,被指為台灣統治上的大缺陷[1];但他在噍吧哖事件之後不久,就提出了官設埤圳的「桃園大圳的建設案」,其深入民間與提供水利建設的計畫,兼有「重奠基」與「新善後」的意義,應該相當明顯;然而,欲完工則遙遙無期。1918年,安東稱病請辭;東京眼中動盪不安的殖民地,應該如何走下去?明石總督是在此情況下,接受大命的。

1915年,「西來庵事件」造成了殖民當局在我島「重奠基」的血腥情況;當時,明石擔任參謀次長;消息傳來,他應該會自然想到當年他跟隨川上操六代表軍部所訂立的那「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的治台方針吧。

與當年不同的,是此時他增加了親身在朝鮮憲兵隊擔任司令官打壓在野力量的經歷;這使得他不僅擁有那在歐洲親近在野勢力成功破壞俄軍軍力的紀錄,此時又增加了如何打壓朝鮮在野力量的政績;在那樣的發展路線上,他應該是頗「胸有成竹」的。

安東總督請辭時,在東京看來,處理台灣局面最好的人選當然就是明石中將了;因為曾兼任駐朝陸軍參謀長的明石憲兵隊長是在朝鮮殖民地統治上極受上級欣賞與信賴的;可說是寺內首相在朝鮮政績的核心部分;也因此,儘管此時其資格只是「中將」,還不具有台灣總督所需具備的「大將」身分;他就破格地獲任為台灣總督,該年六月獲得大命;七月,就正式晉階大將;然後,就風光來台赴任;充分顯示東京對其之倚重。

不過,很真實的是,僅不及兩個月後,寺內內閣就在大戰後新時代的「米騷動」中倒台,而依恃寺內賞識出台的明石那原本似乎「雄才大略」的歲月,在這新時代中,自然就很難有施展的時間了[2]。也因此,日本學者往往對於明石總督在我島的政策作為,想給予「劃時代」的評價,也就很難理由充沛了。

以下的事蹟,是「雄才大略」的他在我們島上所留下的重要足跡──由於,此時,當辛亥革命與一次大戰之後,是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他的政績有承襲後藤「無方針」的部分,也有開啟未來「制度化」的部分,還有安東總督時代由於「噍吧哖事件」需要「善後」而延誤了開發資源的部分;以下,讓我們分別考察。

其一、承襲後藤號稱「無方針」的部分

所謂「無方針」,就是避免使用白紙黑字的直接宣示,自然避開受各方批判的機會。其實,多年來沿用相同他所謂「生物政治學」的作為,怎會真的「無方針」呢!當然,壓制殖民地是他們「生物政治學」統治的基礎,就由此看起。

一、強化壓制手段

1918年7月,明石總督來台上任;其主要聲名來自情治憲警界,是個「不少朝中大老對他多加提防,連山縣有朋都曾經說過明石是個可怕的傢伙」[3];對於不久以前剛發生過「南部大陰謀事件」的我島而言,他有一番自身的觀點,不難想像;所以,他在抵台的三日後,就展開了六天對西部台灣的各重要員警據點的巡視,對於出身情治界,而今獲得躋身政界的他,由此入手,這自然也很合理。

其後不久,8月,他就針對所謂的「為刷新地方行政與振興學事行政」,而提出了「修正總督府組織規程」;其內容除了增加員警本署的人力,提高員警本署地位為警務局,且提高員警待遇[4],顯然是根據其情治背景而加強對我先民之威壓,這是我們應該認知的脈絡。

而更重要的是該政策所謂「振興學事」部分,竟是把原本分開,各自較專業化的地方行政與學事合併為新設的內務局,這等於是今天取消「教育部」,把其業務歸併於「內政部」;由這看來,明石總督所說的「刷新地方行政與振興學事行政」,其實不只是輕忽了各自的專業地位,並且相對於這警務局地位的提升,對於我們先民在「台灣同化會」以及「南部大陰謀」中所不約而同關心的「教育問題」,如此顯然是落入了更被宰制的地位──這樣如何能夠「振興學事」?──這豈非就是一類於「無方針」的任意說詞。

此外,讓我們考察其「刷新地方行政」部分,1918與1919年兩度修正地方機關組織規程,「事務由15人為24人,警視由14人為17人,委任屬員由1,410人為1,453人,稅務吏由159人為162人。」[5],明顯地,確是更加強了對我島嶼的宰制。

然而,這真是個特殊的時代,只上任不到半年,就發生了國際矚目的「朝鮮三一萬歲運動」;日本的藩閥政治正好在政黨政治浪潮中瓦解;他上任之後一年多,藩閥軍方背景、出身情治身分的他正面臨了台灣總督解除「武官專任」的時刻;這一大衝擊發生後,僅兩個多月,他就被宣告因流行性感冒而去世。

但是「警察萬能」,那能使我先民能夠「盜水井」的桎梏,在明石上任之後,是更加強了──顯然這是過去他在朝鮮得意的政績經驗之延續;不過,他可能帶來怎樣的效果?「三一萬歲運動」,應該是國際現實賞給他的一記結實的耳光。

二、關於「同化政策」的宣示與實際

明石總督就任後,直言其政策將是「同化政策」,這是與其前任重大的不同;也就是過去的執政者對於聖旨的「一視同仁」,不敢應對,現在這位能讓藩閥害怕的新總督在「南部大陰謀」的一番動亂後,竟要直接地面對我先民過去的平等要求,那是怎樣的一個政策呢──

一〉關於所謂「感化」的同化政策

這是指明石總督高標著「感化」與「必得施行同樣教育」的「同化政策」;他那著名的,為了他已預見「日本將陷於孤立地位」與「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而強調──

「關於台民之待遇接觸問題,切需予以感化,必得施行同樣教育。日本在今日將陷於孤立地位,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以鄙視心情對付殊非善策。」

「徒急於功而陷於輕忽,當所深戒。日台人士應互相協和,共興台灣文物,使台民與我同心,是為主要統治目的。由於風俗言語之相異,所生之障礙,須予打破,以期達到融合結合之順境。」[6] 

說得真很漂亮,好像很有些見地,但在「噍吧哖事件」已是日本第一大刑事事件的當年,那樣的「同樣的教育」與「同心」,真是可以實現的嗎,或應如何解說其概念?

明石是當年曾以情報工作助日俄戰爭取勝的名人,他如何竟能在歐洲社會找到可以積極合作的重要盟友?所謂的「感化」,我們由他在上述情報工作後,竟能夠繳回大筆的資金,可想像他當年的作為,應不只是靠金錢的「收買」──不過,既然是請來了頗為巨大的經費,顯然有許多情況還是花錢,不是單純的「感化」的。

如此,我們來考察其所謂「感化」的究竟。

二〉1919年的「感化」實例──對於十二年前的事件

就在明石去世的那年,我們今天確知,當局對於1907年發生的「北埔革命事件」,在北埔公學校發展出了一套「感化」的制式作為;那是我們先民所描述的「安部透過百年樹人的教育機能,在課堂裡貶損北埔事件,藉此襯托日本忠誠與節義精神的底蘊,同時也不忘為自己傳頌美名。……讓這群接受教育的『土民』學子,進而嚮往日本文化,成為『忠君愛國』的順民。」──這是在日本投降的多年之後,該校畢業生聚會分別回憶往事時,才知道這至少是由1919年起,往後該校每一屆學生都要面對的「感化」的過程[7]──這是一個可說沒有花錢的「感化」過程。

原來,每年對於畢業生,安部校長都會強調「北埔事件」中,「清國奴」的低劣可見於蔡清琳曾經為義軍立下了殺敵賞額,對比於日人赤穗四十七義士之全無獎賞支持,彰顯日人節義之偉大──以一腔節義與有賞額相對比,似乎高下立判。

其實,由當年殖民者在我們島上的制度看,當局除了在地方的「聯莊保甲」設有獎賞制度外,內務省還曾以「敕令」制定「警察獎賞規則」[8],顯示東京當局絕無輕視獎賞的意義;此外,我北埔先民之革命是「民不聊生,為民請命」所致,哪裡是日本浪人只是為主君「復仇」而已!該校長所言,不過欺我台公學校六年級畢業學生當年實際只有小學校四年級程度,因而,不僅必然較孤陋無知,而平日教育活動中禁止發問,只知記誦而已,自然很容易被欺騙。

不過,我們也應該指出,在北埔事件的「感化」上,應該與前述安東總督時代定案的桃園大圳工程合看,安部校長的精神講話和當局在該事件不遠處的水利工程,會是很好的搭配;「低智育」且不可能懂得德川政權的宰制手法,確實可能使得該「感化」獲得一些效果。

以上,應該就是上任之初,明石所苦心強調的由「感化」而「同化」的典型;然而,這類的設計其實際效果如何?設使其由於唱作俱佳,真的騙過了那些畢業生,然而,就所知,當年的就學率,1919年為20.69%。但是實際畢業人數,通常只達半數,也就是該年度只有10%的學生,受到其這類「感化」;更不要說,難保當局所欲「感化」者,家中早有家族的定見傳承,將使該「感化」完全失敗者,則該政策效果之普及,更難發展。

三〉    關於「三審三級制」的恢復

這是指日本內地早已實施三審三級制,過去我島也曾實施該制;此時,明石宣稱恢復舊觀,是當年同化政策的一部分。

在日本1945年的官書「台灣小史」中,是這樣描述這段史實的;

「日本據台初期……採用三審制度,然不為當時的社會狀況所接受,因此在1898年7月改為二審制度。其後……島上的文化有顯著進步……。另一方面,朝鮮已採用三審制度,本島人在華南地區也有所在地領事的裁判、長期控訴院、大審院的三審機會,唯有台灣島民是二審制度,實為不合理的現象。於是在1919年8月廢除覆審法院,另設高等法院,並分設覆審部及上告部。上告部是五名法官合議制。」[9]

關於此一變動,如所及,1898年以前,我島上確實曾有三審制,但是當時改為二審制並非由於「不為當時的社會狀況所接受」,而是前及的高野法官堅決打擊官僚貪瀆問題,總督無法接受,終致高野被總督府免官,從此不但僅以二審作結,並且法官皆由總督任命;也成為我島往後十多年間,司法上極不合理的現象──該現象持續至1919年8月。

對其恢復,該官書只漫稱「其後……島上的文化有顯著進步」;真正的史實是,噍吧哖案中,我先民1,900多人被送法院,結果866人被判有罪;該案甚至被稱為日本史無前例的最大刑事案件,也是自誇治台功績的日本竟創下如此新紀錄,真是他們長期自吹自擂,而難以自解的情況。

情治出身的明石總督,也注意到該案審理與執行死刑之粗糙過程,應不奇怪;據稱當時的情況是:

「自判決至結案的時間往往未超過一星期,過程短促粗簡,被告根本無法申訴。例如賴成被付執行死刑之報告中紀錄;其於1915年9月3日宣判死刑,同日即呈請命令執行死刑,但『至於訴訟紀錄,因尚在整理中,致無法呈附……』,雖『當經審慎核查其訴訟紀錄』……9月6日……執行完訖。」[10]

該案之速審速決,與當時總督對法官有停職命令權[11],極受詬病[12];明石知此大缺失,乃在諱言該審理本質問題下,只以自行「發現」該制不合理,而宣布修改。

由上述的史實看來,三審制只是形式,審理案件時,審判的品質若未能維持相當客觀的水準,二審改三審有何意義?就是改為四級制、五級制,除了浪費時間、金錢和人力外,又有何保障人權的意義?至於法官獨立審判問題,往後沒有遇到相近規模的大案,是否總督真能夠堅持不干涉法官之獨立審判,沒有考驗,無法論斷。

上面司法制度上的改進,增加了一些人力,形式上好看些,但實在沒有什麼真實的法治意義,因而,此一推出的新作為,我們乃將之置於舊時代「無方針」之列。

個人看來,其中關於感化的同化政策部分,應該是當時最為深刻的作為,確實有其重要性;可惜惡質的統治者的感化,往往如上例,是不能接受探究與說破的,所以,只能是隱晦的;因而,其在統治上的積極意義應該極為有限。故前述所謂「劃時代」之類,可能只能及於低智而從順,缺乏社會經驗,自甘居於殖民社會底層的年輕人,在那就學率不高,輟學率過半的時代,在我島社會中應該劃不出怎樣光明的遠景。

其二、真實「開啟新制度」的部分

前面,官方之大力破壞「台灣同化會」,然後,大張旗鼓地處置「噍吧哖事件」,我們是否應該認知此時明石總督之上台與前述的事件之間有著怎樣一脈相傳的意義?

同時,對於「噍吧哖事件」的因由,不應該只是讓「迷信」兩字掩蓋?那「迷信」的罪名,應該是總督府當局又一次不肯面對與省思他們近20年來所進行的苛毒國策而引發的總爆發──由安東總督兩次發表「檢肅官箴」的訓令上看,該總督或因其無責任,所以能相當地正視了當局過去的錯誤。

不過,在此,我們還是要指出,安東總督使我農民難得地因官方自我檢肅而獲得暫時的喘息,而我同胞慘烈犧牲後的1917年,才可能成為日據下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的第二高齡──26.8歲──的一年,那真應該是一種「成就」──不過,次年,我先民就又因上述強烈疫情與總督府與地方官制擴增所加強的宰制,使得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就下降到接近1914年的水準,僅為25.0歲;由此看來,那又是怎樣的一種「成就」啊。

以上,就是在噍吧哖事件後的新情勢下,殖民者對於我們台灣先民的統治作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明石以他過去在殖民地朝鮮的經驗為基礎,先後推出了過去從未推出過的重要制度化作為──即,「台灣教育令」與「文官總督制」──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當局放棄了長期以來的「無方針」,以教育令指示了當局對於民眾的未來之長遠的「期許」。

一、初頒「台灣教育令

〈一〉「台灣教育令」的由來

1910年的「大石教頭事件」之後,學務部長辭職下台,國語學校學生鬧起了「大石排斥事件」;但其結局是國語學校的大石教頭高升了,成為監督全台教師的總督府視學官。而當局派來的新任國語學校校長兼視學官與學務課長的是朝鮮總督府學務課的隈本繁吉[13]

隈本是一位很懂得溝通的官僚,只是他的溝通原則與前及當年明石所謂的「如人權者,應儘所能加以吝惜,俟其必要方施之與之」的觀點相同,他曾留下所謂的「當局……沒必要特別宣明任何的教育方針,……是在表面上重視教育,但是實際不積極獎勵;只有在不得已時,才漸進的施行之。」[14]的說法〈想想,與前述大石教頭的說法也相通〉。

1911年,隈本發現「教育敕語」的內容,竟然可能成為台籍教師與我先民不安分的反抗理由,於是他動員專家試著另擬專屬於殖民地台灣的「教育敕諭」;但因東京當局蔑視台灣的特殊性,拒絕其有可能衝撞尊貴天皇詔敕的設計,該設計乃未能為當局接受。

不過,他們認清了我島嶼的特殊性,也知曉了東京當局的理想,在「噍吧哖事件」後,總結出了東京當局應該可以接受的,且依據他們所自以為成功的「朝鮮經驗」,而推出了「台灣教育令」。

回看「台灣同化會」與「噍吧哖革命事件」,這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時代活動中,對於我島嶼的教育問題,卻有著共同的批判,只是在前者中表示為「怨訴」,在後者中呈現為「革命」;殖民當局蔑視我台人的生命體驗,以其高壓似乎「成功」的「朝鮮經驗」為根據,即以在朝鮮實行有年,絕不「一視同仁」的「朝鮮教育令」為範本,參酌台灣不同的現況而修改、推出,即是「台灣教育令」。

〈二〉「台灣教育令」的理想

此1919年1月出台的「台灣教育令」的總則四條與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的前三條,內容可說完全相同,只有第四條稍有差異;但是其歷史意義應該指出:「朝鮮教育令」頒布前,1910年時,朝鮮總共已有2,397所學校;其中日人官立與公立學校僅有146所;其他都是近代化的私立學校與教會學校〈不含地方的書房〉。其中教會學校近八百所[15]。當然,這些非官公立的學校都是日人所欲壓制的;「朝鮮教育令」是以壓制此「朝鮮教育」為目標的。

換言之,該「台灣教育令」的設計,也絕非對於被統治者開放的,是壓制窒息被統治者的。簡言之,我們可以概要地如此觀之。

1.絕不「一視同仁」,仍以「教育敕語」為基礎

該法令的提出,其總則的第一條就明示了「在台灣對台灣人的教育是依據本令。」,只約束島嶼台灣的我島先民,不及於日人。因此,充分顯示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的明顯分別、不平等;絕不是與日人「一視同仁」的;而是把當年明石任職參謀本部時所撰寫的「台灣意見書」中那「吝惜人權,不輕施予」的觀點,正式法制化。

「教育敕語」的地位,在該令的第二條中,稱「教育的本義是依據有關教育的敕語之旨趣為基礎,以培養忠良的國民。」,為了顏面與威信,殖民當局對於那自1913年以來,不再附上漢文譯本的「教育敕語」,仍然權威高懸;只是除去了該敕語的漢譯文,使得當局只要努力在獨斷闡釋其旨趣上掌握,確實更能排除我先民可能據理力爭的空間。

然而,當局努力掌握就真的可以獨斷而讓人心服嗎?

當然,不!

例如,帝國在殖民地的教育目標是提倡所謂「實業教育」,當時即「農業勞動」;並不鼓勵學生有努力深造的雄心,但是在「教育敕語」中是鼓勵臣民上進的;更不要說,「教育敕語」是強調「君民同祖」與「一視同仁」的,與殖民地的人民的處境完全不同;這類問題如何能夠讓我台人心服?

此時官方還沒有禁止漢書房,漢書房在講解四書的儒學大義時,只要提到了傳統「學問思辨」問題,自然就會與公學校教育禁止發問的要求,產生衝突;這些哪裡是殖民者所謂「同化政策」的教育法令所能消弭或掩蓋的[16]

2.對師範教育更深入的控制

台灣教育令在其總則第四條中,把「教育分為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及師範教育」;而在朝鮮教育令中,則稱「朝鮮的教育大約可分成三種,即是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及專門教育。」,差別在於我島上明列出「師範教育」一項,這是在朝鮮所無的;也就是如前及,殖民當局對於朝鮮的師範教育,由於朝鮮社會中,日殖前,新式教育下的私立學校與外國教會學校頗有,上級學校到下級學校擔任教師者頗多,因而難給予簡明的宰制,但是在我島,當局則掌握了所有師資的來源,設計了一套完整「低智的」師範教育。

前述大石教頭事件中,國語學校教師受到校方嚴重打壓的情況,由於該事件發生在該校的師範部,所以,那個事件所呈現的就是當時殖民當局普遍宰制師範教育的形勢。

然後,關於「低智教育」的意義為何?我們教育專業者在此,除了課程的深度,如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之分外,我們應該稍作如下的說明;

讀者可請回憶在國小〈早年稱國民學校〉一年級時,是否記得當年各學科的成就測驗,往往會出現是非題,但是二年級以後就很少還有是非題,而有選擇題與填充題、造句題等陸續出現;教師如此命題的理由,並非任意的,是由於人類的認知能力是由二分法的思維模式開始的,是非題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

相對的,二年級以後,隨著我們心智能力的成長,不應該停留在二分法的思維情境,應該要培養學生面對更複雜情境的能力。所謂「低智教育」,就是不重視我們認知能力應該有的發展,例如,在殖民教育下,我先民每每受到各種體罰的催逼,失去了儒學傳統那透過「學問思辨」的成長,就是重要的一例。

以上是在公學校中,所反映的「低智育現象」。

1919年,在師範學校中的「低智現象」,當時在國語學校師範部就讀的吳濁流先生曾如此描述該校的師資與學校使用的教科書──

「當時的國語學校在台灣是最高學府,教員和大學一樣,有教授、助教授名義。薪俸自然也和大學相同。因此招來了優秀的教員,但是教科書的內容則程度很低,比日本內地中學的還要差些。優秀進步的教授,把我們當大學生看待,把教科書以外的事,向我們講授了很多……我班上的國語老師是比較保守的,教科書以外的都不曾講授。」[17]

但是在「台灣教育令」公布之後,師範學校就被我先民如此強烈地批判著──

「……原來師範學校是養成為師範的人物。應重在人格,充實內容,才是合適。那麼師範學校反輕視人格,偏重形式,這是第一件的錯誤。為教師應吸收多方面的智識,才能為啟發指導之職;不使多讀課外之書籍,是對學生智識的閉鎖,這是第二件的錯誤。輕視有實力、有誠意的教師使其辭職,採用無誠意無實力的小公學校訓導,低下教授的程度,自校長著任後還不及三年,而教師更迭已達50人之多,使學生不能安其學業,這是第三件的錯誤。教師和生徒如同仇敵,哪能陶冶生徒的品性呢?僅知威嚴怒眼叱咤,而不以愛情啟導,這是第四件的錯誤。同是國民應不可差別,在教育上更要公平無私,而對內、台生凡事都以差別感之區別,這是第五件的錯誤。其他,在校內好像封建專制,私設種種的規則,將使寄宿生活為機械化,如父兄有要事寄書留到校,說是違校則,一定返戾,不為代收……教師多是官僚式,過於刑務所的束縛……」[18]

3、壓低台人中等教育的程度

此時,我島上唯有一所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主要是我台籍生就讀的中等學校;然而,該校是我台人士紳集資所設立,目的是讓我台人在公學校畢業後能夠繼續向中、上學校深造。然而,這一自然的深造的念頭並不受到當局的肯認;相對於島上日籍學生之能就讀中學校,例如,總督府台北中學校,總督府台南中學校,就是;前述我台籍學生在1915年所設立的台中公立中學校,到此時,並不被認可為「中學校」,僅被認為是「高等普通學校」。

在台灣教育令的第六條與第十條、第十一條中,分別如此描述:

「普通教育施行的學校分為三種,就是公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高等普通學校是施與男學生高等普通教育、傳授生活中有用的知識與技能的所在。」

「高等普通學校的修業年限為四年。」

換言之,我先民原本對於台中公立中學校的前途還頗有期望,看到該法令正式公布,其中法定的名目中,我島上只允許設立四年制、那偏重在農業勞動的「高等普通學校」,完全不同於日籍學生五年制中學校的設計;始知當局對於我島人的歧視,簡直已經無以復加。

真是「台灣同化會」與「噍吧哖事件」所反對的,那過去說是「無方針」的;如今自稱是「進步」了,但是竟然只是「制度化」地把過去的「低智教育」更僵化成為我們先民將永難脫卻的真實枷鎖──還在1918年在各地方廳特設視學官,以加強對於地方「低智教育」的督導。

這應該真是實現了那所謂的「吝惜人權,不輕給予」的主張──確立了殖民者在我島推動「低智教育」的法制基礎,也才能充分發展出其所謂「感化」的同化教育,而應付那個「日本將陷於孤立地位」與「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的新時代啊。

二、所謂「文官總督制」的確立

1919年發生的「三一萬歲運動」,對於曾經倚仗著朝鮮統治政績而出任台灣總督的明石,當然是一巨大的衝擊;尤其,對於自知在藩閥內外的關係都並不算好,且自幼三歲失怙,就是因其父親在藩內鬥爭落敗自殺;據稱,他返國述職的行止,都會受到當權派的跟蹤;我們應可想見當朝鮮局勢那樣不穩,勢必讓他備受嘲諷的攻擊。

其時,他的青睞者寺內首相已在「米騷動」中下台,新任內閣號稱是日本第一個真正的「純政黨內閣」,內閣除了陸、海、外三相外,都由政黨人士出任,連政務次官也多由政黨人物出任[19];該新任首相原敬雖然仍頗能與山縣元老契合,但長州藩閥威望可說已要隨風而去;民黨所主持的新閣為了表彰自身的民黨風範,不可能支持藩閥舊時代人物。

「三一萬歲運動」後,朝鮮殖民地統治問題,外有引起世界注目的壓力;內有藩閥內閣瓦解與護憲運動以來,民間長期對於軍方擅權的不滿;東京當局不能不有所表示。

朝鮮總督府,首當其衝,陸軍的長谷川總督,由海軍備役大將齋藤實取代;台灣殖民當局倚賴的藩閥與朝鮮政績背景,自也難以自解;於是原內閣將殖民地台、朝總督資格都改為「親任官」,即天皇指定即可;不再以大、中將武官專任。1919年8月,開始新制。我島許多學者重視此一轉變,但是並不查明其來龍去脈,卻一味肯定。

那是此時局大壓力下,6月閣議時,在山縣與寺內都同意後,由陸相田中義一提出的[20];這對於明石總督應該是不小的打擊。據稱,原本計畫還要把軍部嚴重牽制內閣的「現役大中將海陸相」體制,縮小其牽制,改為「退職之大中將,得充海陸軍大臣」,並計畫撤銷「參謀本部」[21];可惜,因原敬早死,故對軍部擅權體制的改正,只及於殖民地統治部分。

在明石任上,我島上的武官總督體制,因「親任」的新條件而開始可能產生文官總督;他是新制下的武官總督,兼任台灣軍司令官;他的後任田總督就是文官總督。

「文官總督制」,在名義上當然不同於「武官總督制」,但是實際上有多少差異?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武官總督時期,雖是發生了我們所揭露台南廳消失20萬人的「南部大陰謀事件」,但是文官總督時代人口總數增加的大趨勢也沒有增快,是否武官總督統治好像也沒那麼可怕?相對的,文官總督統治之後,我台平均死亡年齡還是繼續盤旋走低,1908年到1919年武官統治下,十一年間共下降2.1歲;而文官統治的1920年到1931年的十一年間,則下降了3.4歲[22];文官總督統治之下,真的政績沒有更差嗎?──轉為文官總督體制,真是值得日人「自吹自擂」的「好制度」嗎?

其實,所謂「文官總督」,不過只是帝國在明治維新後政治內鬥的產物;相對的「武官」的統治一定比「文官」統治,不如嗎?對於殖民地而言,都是努力對我先民進行著壓榨與宰制,應該很難有真實的差別啊。

三、推出「台灣違警例」

如前述,日據初期,在我島上的「犯罪即決例」就是把日本本土的違警例轉來我島的;該法的精神在日本就是僅有「違警罪」可以「即決處分」,並不准擴大及於「罪刑」。然而,來到我島上,「應處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科百元以下之罰金之違反行政諸規則之罪」[23]與賭博之罪,都經該「犯罪即決例」而裁判權交給地方行政長官。

到明石就任,情治出身且具朝鮮憲警統治宰制經驗的他,來到我們這以低智教育為目標的島嶼,根據日本內地的「違警例」,頒布了遠比內地繁複的「台灣違警例」。

此例與前及的日式保甲制度,都是在總督府強調「內地延長主義」以前,就由內地延伸來我島的重要制度。在我島的體制上,我先民曾指它們為宰制我先民的兩大工具[24]

此行政命令頒行於1918年6月26日,那是明石總督就任後的第二十天──值得注意的是,不知是否由於此例在法律效力的位階較低,所以在後來的官書「台灣治績誌」中未給予應有的注意,或是由於該行政命令實在是惡名在外,因而,官方在編輯該書時,對該重要的政績故意不提,所以,過去它沒有得到我們學界應有的重視。

我先民曾經公開在媒體上哀訴,稱「其所禁止的行為,計共有122項,可說是無微不到,內中也有文句極其模糊的,也有範圍極其廣大的,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在內地現實施行的警察犯處罰則……分做58項,都說是非文明的命令,比較台灣違警例,才有一半的條例而已,不消說是好得多了。」[25];並且指出其第二十條的「不可為粗暴、或不穩之言論行為,而害公安。」與第三十四條的「不可作妨害他人之業務,其他之行為。」[26],批判其文意多麼模糊,範圍多麼廣大,多麼具有任意性。

是這樣綿密而無所不至的法網,配上我先民在經過各地派出所時,所常聽到我台人被刑打時的哀號聲;同時,學校教育中又是以「體罰」常為「德育」的手段的,是在這樣由學校到社會,整體設計的長久威嚇下,警察的權力怎能不成為在地方上可怕到可以「讓孩童止住夜哭」,也被稱為「草地皇帝」的「大人」[27]

我們先民有幾個人能夠熟知那122項條文的究竟,怎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犯了某一條籠統的規定?當然極少有人敢於拒絕警察的裁決,請求法庭的正式裁判。

這是一個直接可以影響到1945年以後國府時期的重大法令;他除了在光復初期日本警察在我島失能之時,自然形成明白的斷裂,招致社會的大動盪外,在歷經1947年著名的二二八悲劇,社會逐漸回復寧靖,由國府類同該法的「違警罰法」充分承接之後,我島社會的治安才能獲得相當的維護。

四、「進步的」「台灣森林令」的公佈

明石總督在其任內公佈了「台灣森林令」,嚴格地保護森林;這似乎當然是一個相當先進的制度,可說也是一個可以與我傳統中「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28]啟發的近代作為;然而,在當時,它的現實與歷史意義為何?

原來,自從「林野調查」之後,許多民間的林野土地,由於缺乏權狀書證,完全都成了官有林地,使得民間頗有放火燒山的憤懣。我們先民在羅福星事件與噍吧哖事件後,曾經留下如此的回憶──

「大正二年時,苗栗革命被查獲了,同志中據說也有台灣人的巡查,……登載羅福星公審的報紙,保正特地送到我家來。鴉片仙在庭院裡,大聲讀給大家聽。尤其是羅福星做的革命詩、他寫給愛人的詩,他都一遍又一遍的朗誦,使聽的人都深深嘆息。……彷彿就在這事件後沒有多久,傳出了民間的山都要收為官有的消息,父親趕快把後山的大樹砍伐下來……這種傳聞並非空穴來風,是因家永廳長把三叉河的民有地擅自售給三井所引起的。以後的三叉河在日本統治時期便成了全台灣山林火災最多的地方。這山林火災是土地被收奪的農民的反擊。我的村子的大採伐,也是無力者的抵抗。」[29]

明石總督是說一不二、嚴刑峻法的;這「台灣森林令」一直有效到日本投降之際;也因此,直到日本投降前後,我台人仍有如此慨歎──似乎也是一種「無力者的抵抗」?直到日據末期,我先民竟還有這類的悲劇──

「光復前的戰爭時期,以及光復初期,一般百姓生活困苦,又缺乏燃料,就常常來盜林,甚至於把林班工作人員綑起來,砍斷手腳,很殘忍。我擔任他們的長官,看了心裡實在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因為這種事,實在很難處理啊。」[30]

其三、資源開發工作的展開

這是佐久間總督理番工作完畢後,東京所安排的要務,安東時期受到我島革命的衝擊而耽擱;明石接任後,自然要努力規劃,全面展開。主要都是規劃的工作,未來還有機會再實際論述,現時分別概要論述:

一、設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規劃日月潭發電

我島最初引來發電設備,是在前清劉銘傳時期;1916年,安東總督時,總督府山形土木局長曾經開始規劃高雄港發展,考察其發展產業所需要附近水源時,派員探勘而規劃,但因建設預算龐大,東京當局以財政無力負擔而否決。明石時代,再以官民合辦國策公共事業的企劃案提出,獲得東京之許可。1919年6月,募股過程極順利;7月底,該會社成立;隨即編列預算,動工。

二、設立官佃溪水利事業

據稱,這最初是上述計畫闢建高雄港時,發現日月潭發電事業,應該足以維持我島未來產業發展;官佃溪水利事業乃其副產品。那是在不斷探勘中,1917年,曾負責設計桃園大圳的八田技師在官佃溪發現了與桃園大圳類似可興建水庫的地點;該年冬,該工程獲得總督府同意;計畫與日月潭發電工程同時進行;但恰遇日月潭發電工程預算受阻,以至此案也受擱置。

此時正是日本糧食不足竟導致全國範圍的「米騷動」之初起,日本米糧缺乏問題日趨嚴重,因而乃引起明石總督之特別重視;最後,八田提出了能夠像桃園大圳一樣發揮日本德川統治精神的設計,官佃溪水利工程案,獲得明石的肯定與支持。這個被日人讚美說是比二戰後日本最大的愛知用水工程還大十倍的工程,當年東亞最大的水利工程就定案了。

據稱,該工程是日據台灣五十年中,總督府所推動的所有工程中裡,投入資金最大的一項工程──不過,除了日本著名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指為「以三千萬元著手官設埤圳的建設外,……上述預算不足支應,乃令設嘉南大圳組合〈公共埤圳組合〉負責推行,而總督府則中途停止上述官設埤圳事業,以其預算餘額一千二百萬元支作補助金。復因大圳的工程費增加,總督府的補助金也增加了一倍,補助總工程費四千八百萬元的半數,即二千四百萬元;此外,總督府還自行給予一千四百四十六萬元的低利放款。…………一舉而著手實行這種大工程,……使人驚嘆計畫的偉大與執行上的大膽。」[31],然而,史實中該所謂「偉大」與「大膽」的工程,在動工期間與完工後,都為我農民引來了種種惡質的問題,使我先民不只是很少獲得什麼實質的好處,更可說是「怨聲載道」了;但自開工到完工之後,官方卻也努力製造了種種漂亮的資料與數據,未來我們將一一揭露,在嘉南平原地區,我農民與地主如何「被咬」,甚至「被吃」,真是當年那悲慘「農村曲」[32]的寫照。

但對於資訊閉塞,只由學校教師口中或是新聞報導的照片中所見,其巨大的規模與所公開的美好數據,應該頗具「感化」無知先民與無知的學術界的效果。

三、縱貫鐵路海岸線的新建

我島的縱貫鐵路興建,最早起於前清劉銘傳時代;興建了由基隆到新竹一段;當年已經有帶動台北城三區發展的作用。至1899年,開始日殖時期的鐵道建設,修建舊日路線外,也開始繼續縱貫鐵路的興建。

1904年,鐵道由新竹向南延伸到三義;由高雄北上,則到斗南;其南北銜接是在1904~05年日俄戰爭期間,為防俄軍登陸,而趕工建築;最後,如前述,該線完工通車於1908年。

至第一次大戰期間,因西方列強衝突嚴重,無力兼顧其海外市場,因此日本藉機大大發展海外貿易,我島也深受此時局影響,但由於該鐵路中部經過山區的坡度過大,限制車速,無法充分疏運物資,因此造成許多車站貨物堆積如山的情況[33]

1918年,總督府鐵道部為解決此問題而提出興建海岸線的計畫案。主張在新竹竹南到台中追分另行闢建鐵路,以利輸運。但因地方人士擔心該案影響地方發展而受到中部地方,如台中與彰化,不分日、台籍的有力人士的強烈反對。

一度甚至台中廳長也北上陳情;明石總督皆不為所動。該案在1918年底,由大藏省通過預算案;1919年1月,反對該案的民間組織期成同盟會自行解散。1922年,正式完工。

但該工程完工後,我們考察前述的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前述的盤旋下降的趨勢並無改變;因而我們仍然很難認定其對於我們先民具有任何積極意義。

以上,是安東總督血洗噍吧哖之後,明石總督開展的重要建設工作──前兩項乃是日殖時期總督府耗費最大的工程;也應該是往日學界不乏把他與兒玉總督相提並論的真實理由;更加上其治下,我島上殖民體制不僅在「無方針」多年統治之後,終於轉出了所謂「同化政策」,又歷經了由武官總督到文官總督的轉變,這也是我們把他的作為稱為「重奠基」的理由。

不過,此一「奠基」,是否真實穩固呢,當年的幾位日本學者,如前及的矢內原曾經以「總督府是如何努力設法消費這一鉅額的收入」「台灣以財政支出來維持的事業,比較台灣的人口及其密度是否過分,仍多疑問。嘉南大圳,即其一例。」,直接地提問;持地六三郎則稱「如果對於目前財政表面上的盛況,寄以樂觀而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則恐今後台灣殖民當局的弱點卻在其財政上發生不測的禍患……」;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則指出「這樣的黃金時代,未始沒有使當局者不知前後輕重而著手各般事業。」[34],這些意見具有怎樣的批判性──應該也是稍後當世界民族自決與民主浪潮湧至我島時,我島殖民當局怕基礎難以穩固,而不能不對於社會運動稍作寬容的根本理由。

上述各種新制度與新的建設,真可說是琳瑯滿目;但是由當年殖民政策學者的批判看,我們學者在是否「劃時代」的問題上,是否應該站在體恤我先民的主體性上,更著眼於當年明石總督所劃出的,是一個當局者「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的時代!一個「吝惜人權,不輕施予」的時代!

下面,讓我們繼續關切我先民的實際生活,然後再考察往後殖民者是如何應付時代新局的。


[1] 當時憲政會議員小林勝民曾提案「質問關於台灣匪徒事件之善後方策」,獲得32位議員之支持;他們認為日本領有台灣已二十年,竟還發生如此大規模的匪徒抗日事件,是日本統治史上的「大缺陷」。

[2]似乎時代真的是不一樣了,對於明石更大的打擊是1919年,歐戰後發生在朝鮮的那著名的「三一萬歲運動」,顯然無比雄辯地深深衝擊了明石與寺內所共同依賴的朝鮮政績。那麼,他所依恃的認知顯然已不能不改變?嚴格言之,他可說是日本軍方認知的貫徹者,但是舊時代已經逐漸過去,不過,他似乎和他的父親有著類似的因在藩內鬥爭中失敗而切腹自殺,他也死在新時代的傾軋裡。「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清著,玉山社,頁174。「台灣日本總督」,司馬嘯清著,玉山社,頁174。

[3] 「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傳奇」,賴青松編譯,一橋,頁160。

[4] 「台灣第七代總督明石元二郎與同化政策」,井上聰著,台灣風物,第三十七卷第一期,頁40。

[5] 「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61~662。

[6]此引兩段皆見於「日據下之台政」,第二冊,頁659。

[7]這是日本投降後,北埔公學校畢業生們在一次同學會中談起;大家才知道至少從1919年起,安部校長每年在應屆學生畢業前,都會為畢業學生講當年「北埔事件」的往事與其自以為偉大感人的事蹟。〈「遺族後記──北埔事件之三個因素三個影響」,劉兆桄著;收入「北埔事件百周年紀念專刊」,頁215~216,〉」

[8] 「日據初期警察及監獄制度檔案」,附錄台灣中部前期抗日運動檔案,編譯人黃耀東、吳定葉;省文獻會印行。頁223。聯庄章程,能擊斃一強盜者,賞勞金十五元,能生擒一強盜者,賞勞金二十元;〈頁161〉。「警察賞罰規則」,最高為獎金五百元以內。〈頁223〉案,當年教師月薪最低級者八8元,最高級者45元。

[9] 「台灣小史」,種村保三郎著,武陵出版社,頁279~280。原書由「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出版於1945年1月,當時為戰爭末期,書籍出版都在高度管制之下,故視其為官書。

[10] 「台南縣噍吧哖事件之調查研究」,委託單位台南縣政府,研究計畫主持人周宗賢,頁84。另有一近似地的說法稱「於短短的兩個月期間審結將近二千人」……死刑案自判決到處決,常未逾一週,一審了結,未見因控訴獲補救案例,草率之甚,殘暴之極,比軍事法庭,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於「余清芳傳」,省文獻會,頁155。

[11]純就法理言,這是一很重要的改動;但是在前述種村氏的「台灣小史」中,竟然沒有提及,或許以為過去法官地位不獨立,頗為可恥,為了體面,在此不提。此一改動可見於「日據下之台政」〈二〉,頁664。其文為「撤銷從來總督對於推事之休職命令權,以明其地位,使司法獨立之旗幟鮮明。」

[12]然而,在我們沒有主體性的學界,對當時的情況,竟然稱「於1898年制定了「台灣總督府法院條例」,此後,裁判官的地位才有了保障。……裁判的獨立性獲得認可了。」〈「台灣總督府」,前衛,頁227〉;其實,稍前高野孟矩法官在司法獨立上的奮鬥,與其最後雖然不服,甚至與若干在野法界人士結合,堅決欲彈劾內閣,但終究當時,不僅他所揭發的各案件都虎頭蛇尾,不了了之;甚至,最後高野竟會因案而瘐死獄中。他那樣悲慘的結局,其後的法界誰能不對司法獨立,自行設限警惕?

[13]隈本繁吉,1874年出生於福岡。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畢業,曾任文部省視學官、中學校校長。在「日韓合併」條約成立(1908)時,至韓負責教育制度設計工作。曽任朝鮮總督府學務課長。1911年,他由朝鮮來台接管總督府學務事務;在他手中台中一中設校,頒布「台灣教育令」,至1920年離開台灣;被稱為是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連續任職近十年的「能吏」;1918年6月,曾赴歐美考察戰時歐美教育一年多;返台後,出任剛創立的「高等商業學校」第一任校長;不久,因病返日。1920年,離台之際,「台灣教育」的卷頭語,稱其為「執掌教育行政實權,實地教育關鍵」人物;此資料引自「同化的同床異夢」,頁225。此人之地位,確實值得考察研究,其因病返日,似乎與寺田、明石之病,原因相通;他們都是靠朝鮮統治起家,因「朝鮮三一萬歲運動」而飽受打擊的病患。

[14] 「同化的同床異夢」,陳培豐著,頁228。

[15] 「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吳密察校訂;台大出版中心。頁87。

[16] 對於此,我島學者有一極為錯誤的論述,把我台籍學童的就學率誤認為「同化」的指標,並用來比較朝鮮學童的就學率,來認定台人比韓人更能「同化」,忽視了現實中的三項因素,其一,我台籍學童的就學率,真正能夠畢業的人數最多只有半數;如果「就學率」要等於「同化」,該數據應該減半來與韓人比較。其二、在1933年禁止漢書房之前,公學校學生晚間多數另進入漢書房讀漢文,其中的儒學大義,往往使得學生更難「同化」於殖民者。我台籍生何以入公學校,是為了「同化」嗎?據稱我台著名的企業家兼報人的吳三連,他回憶父親同意讓讀過漢書房的他入公學校的理由是「至少官文書下來,要曉得到底官府是要殺頭或要賞賜!」,這樣的態度怎可說是為了「同化」於日人呢?

[17]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頁42。

[18] 「關於臺北師範休校事件的一考察」,劍如,台灣民報,1924/12/11。

[19]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219。

[20] 「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金禾出版,頁273~274。

[21] 「戰前日本政黨史」,陳水逢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225。

[22] 引自「台灣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頁983。

[23] 「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黃靜嘉著,1960年初版,頁126。

[24] 「違警例的濫用何多!」,台灣民報,1926.7.4。其中指出,「台灣警察界有兩件武器,使它們會得容易濫用警察權來蹂躪人權。第一件是保甲條例,第二件是違警例。」

[25] 同前註。

[26] 同前註。

[27] 直到國府來台後,這個把警察稱做「大人」的態度,在我島上還保留了相當長的時間;大約在1970年以後才逐漸消失。

[28] 可見於「孟子」一書的梁惠王篇,「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哲學的重要論述。

[29] 「台灣連翹」,吳濁流著,草根,頁28。

[30] 請見於本書末「皇民化下的我先民的實際生活」。

[31]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7。

[32] 該一長久在民間傳唱的歌曲,曲調哀傷;個人在當兵時聽到有人將其改歌詞,以抒發大頭步兵的苦勞,退伍後查看資料始知原曲調來自雲嘉農村地區,顯然該曲應該正是描述我先民在當時「大圳咬人」或「吃人」的情況下,生活的悲哀;因而,有此一說。

[33] 「日治台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文化,頁347。

[34]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帕米爾,頁77、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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