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凸顯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優勢 | 郭譽申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起初肆虐中國大陸,現在大陸的疫情已受到控制,而歐美的疫情正進入高峰,嚴重程度明顯超過先前的大陸。大陸對抗疫情優於歐美,有些人簡單的歸因於大陸的極權體制,似乎頗為不屑。然而不論大陸是否極權,中立客觀地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對於全球抗疫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重大的疫情足以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因此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甚至有助於未來的世界文明。

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由於文化差異。歐美文化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相當程度接受了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並沒有達到歐美的程度,而仍保有較強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有益於抗疫:

其一,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大約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中國人則覺得以戴口罩的一點點束縛,換得較低的感染風險很值得。其二,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而仍有相當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對民眾有較大影響力,因此較能促使民眾接受政府的呼籲而避免群聚活動。其三,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們彼此互助比較屬於個案;但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們彼此互助則是通案,因此中國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和醫療人力,投入支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而成功抗疫。

抗疫除了要民眾同心協力,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執行大量的管制、監督、救助、供應等工作,如管制進出、監督隔離者、救助染病者、供應生活必需品等等。這大量的抗疫相關工作遠遠超出一般政府的職能,而需要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從抗疫至今的表現看,歐美的民主制度並不擅長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即使歐美有充分的支援民主的公民社會,諸如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等等。

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正是中國黨政合一制度的長處。歐美政黨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是選舉,中國政黨的主要功能則是協助政府治國。近九千萬的共產黨員平常只有少部份擔任公職,而未擔任公職者大多可以成為抗疫時的額外動員和組織力量,加上原就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維穩組織等等,因此中國能夠達成抗疫所需的軟、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而歐美雖然也聲稱要封城抗疫,卻成效有限。

歐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國大陸遲了大約兩個月,照理應該有較充分的抗疫準備,然而歐美的疫情卻比中國更嚴重。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是因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仍頗有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使民眾更能團結互助抗疫,而中國的黨政合一制度具備了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政治制度須與文化相適應,因此中國的政治不能學歐美,而歐美的政治也不能學中國,看來歐美仍會被疫情荼毒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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